从顺境到危机：曾国筌围攻天京的致命一劫

1862年的曾国藩，站在权力的巅峰。慈禧与奕䜣的联合主政下，他迎来了职业生涯最梦幻的政治配置——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清一色是嫡系；两广总督晏端书、四川总督骆秉章等封疆大吏全是“自己人”；就连湖北巡抚严树森，也是已故心腹胡林翼的嫡系。这种局面放在今天，相当于央企掌门人同时掌控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圈的党政资源，能够在各省间顺畅地调配钱粮资源。

手握如此资源，曾国藩启动了三路大反攻太平军的计划：弟弟曾国荃直扑天京（南京），李鸿章率淮军收复江苏，左宗棠领楚军攻略浙江。他甚至布下四路合围天京的精妙战术：曾国荃主攻，多隆阿、鲍超、李续宜三路策应打援。这是复制安庆大捷的完美剧本，毕竟安庆之战中，湘军正是靠长壕围困、打援破城，才啃下了太平军的长江中游堡垒。

但历史总在最顺遂处埋下暗礁。当曾国荃带着两万吉字营“随风直薄雨花台”时，这个被安庆胜利冲昏头脑的“湘军少帅”，率先撞破了权力幻象的第一层泡沫。

这位没出过湖南几次的“县城学霸”，满脑子都是安庆的“成功经验”：九里城墙配七十里长壕，简单粗暴的数学题。可当他绕着明太祖耗时二十一年修建的天京城墙走了一整天，才惊觉自己掉进了怎样的陷阱：周长96里、高21米、最宽处30米的巨墙，相当于要同时围堵三个北京五环。两万湘军撒在城下，密度比共享单车坟场还稀疏；要围死这座城，得修七百里长壕，堪比秦始皇修长城的工程量。

更致命的是，曾国藩精心设计的“四路合围”，在人性变量前瞬间崩塌。安徽巡抚李续宜刚要出师，突遭父丧丁忧；鲍超被太平军重兵困在宁国寸步难行；多隆阿这个旗人将领，本就因安庆一战功高赏薄与曾国藩产生了嫌隙，恰逢胡林翼去世失去约束，他又看不惯曾国荃的跋扈，攻下庐州后竟自请调往陕西，从此与湘军再无交集。四路援军，三路折戟，曾国荃的吉字营成了孤军。

如果说战略协同的脆弱是明伤，霍乱疫情则是暗箭。咸丰、同治年间，第三次霍乱大流行随着外国船只溯长江而上，顺着湘军水师的补给线，精准击中了雨花台大营。两万湘军中，近半数染病，“死者山积”（《湘军记》）。曾国荃把病号留在帐篷里守营，能战的全部拉上城墙，勉强撑着。

此时的太平军，正从上海战场调回李秀成的十余万精锐（号称六十万），还带着刚从洋人手里买来的西洋开花炮。一边是武器代差的降维打击，一边是兵力十倍的绝对优势，再叠加半数减员的瘟疫，曾国荃终于慌了。他给曾国藩写信：“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原谅弟从前之错，百叩求兄做主！”

这封求救信，揭开了权力游戏最残酷的真相。那个曾蔑视兄长老成持重的“湘军少帅”，此刻活脱脱是职场关系户捅娄子后的标准模样：前半句“原谅弟从前之错”是认错，后半句“百叩求兄”是求救，与当初“随风直薄雨花台”的嚣张判若两人。

而曾国藩这边，早已急得“寸心如割”。他四处调兵：发往湖北的急件，严树森回“疫病横行”；送到江西的军报，沈葆桢说“防务吃紧”；最亲信的鲍超被钉死在宁国，连多隆阿都西去陕西。曾经能让四省巡抚集体换人的滔天权势，此刻竟调不出一支援军。最后他咬着牙，把自己的四百亲兵派了过去——但这点人在十万太平军面前，连壮胆都勉强。

这场危机，也暴露出湘军在权力巅峰下的三重致命伤：

其一，战略协同的脆弱性。李鸿章在江苏、左宗棠在浙江各自为战，像极了跨国公司事业部的“数据孤岛”；曾国荃的冒进，则是仗着“皇亲”身份破坏规则的职场刺头。

其二，资源依赖的陷阱。当多隆阿负气出走、李续宜突然丁忧，所谓“四省巡抚皆嫡系”的政治优势，在实战中连一支援军都兑换不出，活脱脱现代企业“协同效应幻觉”的古代版。

其三，风险管控的盲区。霍乱顺着单一补给线蔓延，后勤体系瞬间崩溃，与当代企业过度依赖单一供应链、疫情来临时才发现没有Plan B的窘境如出一辙。

曾国荃在雨花台的绝境，最终靠湘军的韧性硬扛了下来。太平军连攻四十六天，始终没能突破长壕。但这场危机，给曾国藩敲响了警钟。他在日记中写下：“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顺境，往往正是系统最脆弱的时刻。当所有资源都向你倾斜时，你以为握住了全世界，却忘了权力的背面，是风险的指数级增长。

从1862年的雨花台到今天的商业战场，这个道理从未改变：再硬的关系网，织不成防弹衣；再完美的战略，抵不过人性的变量；再集中的权力，扛不住黑天鹅的暴击。曾国荃最终用两万湘军的血与火，读懂了兄长那句“金陵城大贼众，合围不易”的深意——有些坑，不亲自踩过，永远不会懂；有些课，不在绝境里上，永远学不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加关注，观看“前篇”曾国藩过往的经历！

参考文献：

张宏杰《曾国藩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姜忠喆 《曾国藩全书》辽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