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他建议邓小平提前一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几十万人的命运

按照邓公原本的打算，他原本是想要在1978年恢复高考的，然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想法，也改变了几十万高考生的命运。

1977年7月底的一天，学校领导通知查全性，让他8月初去北京开会，当时，他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彼时，他对开会内容和参会人员一概不知，就连开会要开多长时间，都一无所知。

8月3日，查全性乘坐飞机来到北京，之后下榻北京饭店，在这里，他见到一些从外地来北京参加同一个会议的科学教育界的旧友以及知名人士，无一例外，大家都是学习理工农医的，不过，问了一圈下来，他们对此次会议也是一头雾水，没有半点消息泄露出来。

在参加会议之前，査全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他们对大学招生现状特别不满，国家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因为入学没有参加考试，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学生的文化程度，有点学生各方面都很强，可是有的地方又差的离谱。因为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导致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8月4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此次，参加座谈会的大学代表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和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林林总总加起来高达40多人。

座谈会刚开始时，查全性还一直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高级领导人，能听一听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来上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

出乎查全性意料的是，邓小平每天都准时参加会议，还和大家一起离开。会议持续了五六天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天因为有外事活动，邓小平非走不可，直接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之外，其余时间，邓小平都全程参与。

参加会议期间，邓小平基本上都是倾听者，偶尔会问上一两句具体的事实，或者一些听不清楚的问题，邓公全程不做指导下的发言，他什么都不说，只是听大家谈，很少会插话。

对于邓公的这一做法，查全性意识到，邓公特别有诚意，他是迫切想要解决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的。

其实，早在1975年，邓公第一次复出，他就想要恢复高考，他想要整顿大学的招生办法以及教学质量等，可惜，后来他被打倒，没能成型。

两年后，邓公恢复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又主动提出想要分管科学和教育，在恢复职务后，邓公想要恢复高考的心更加的迫切，这才有了査全性他们的这次会议。

会议上，大家都踊跃发言。

至于邓公，他对于恢复高考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打算用一年的时间进行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至于生源，其中一半是应届毕业生，另一半则是社会青年。当然，社会青年也是有范围的，指的是1966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老三届”，以及后来尚未恢复高考期间的毕业的初高中生。

在这次与会人员中，査全性却提出想要在今年就恢复高考。

邓小平有些不确定：今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来得及。邓公又询问了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的意见。刘西尧回道：“只要追回文件，重开招生会议，还来得及。”

在查全性看来，他们宁可将高考推迟两个月，也不要等到1978年再恢复高考，否则的话，他们再招上来20多万人，里面有很多不合格的，浪费损失可就更大了。

邓小平立刻一锤定音，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

1977年冬天，570万学生报名参加了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学生，两季的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其中，1977年被录取的新生有27.3万人，次年录取的新生有40.2万人。

这两批学生进来之后，整个高校教学工作都变了样，在这样情况下，能考得较好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在极困难条件下能坚持自学的有志青年。

事实证明，当年77级、78级的学生中，后来很多人都成为社会的骨干力量。

上文中提到的查全性，其履历特别优秀。

查全性的中学是武昌博文中学(今武汉十五中)，之后，査全性曾先后在大同大学、武汉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过。

1950年，查全性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随后，被留在该校化学系任助教，6年后，他被提升为讲师。

1957年至1959年，查全性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电化学研究室进修，在国际著名电化学家、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弗鲁姆金指导下从事电化学研究。

1959年回国，一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他在 1964年升为副教授，14年后升为教授，1980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

查全性不喜欢当“官”，在他看来自己不是那块料，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1977年，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晓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彼时，査全性的两位大孩子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之后，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均参加了1977 年的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都成为为社会做贡献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