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谟：父亲李济的寂寞与流离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并于改读人口学；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讲师，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及史语所。

1948年底我随父母赴台，不久返回上海继续学业，不料暂别成永别。近年来，整理父亲遗著过程中，我感觉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和他的心更贴近了。

比学生还年轻的国学院导师

1918年8月，22岁的父亲在清华学堂毕业，自上海乘“南京号”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1920年，到哈佛攻读博士，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第一位外国留学生，1923年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1918年，赴美留学时的李济

1923年8月，河南新郑县老百姓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被发现了。这时父亲刚刚回国不久，地质学家丁文江鼓励他前往新郑，并为他凑了200元经费。这是父亲第一次参与田野考古，他发表的英文论文《新郑的骨》引起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中国考古发掘队的注意，他们向父亲发出邀请。父亲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回信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4年，李济在南开大学

1925年，清华学校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被聘为特别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研究院设五个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等五位导师，各据一室。父亲当时只有29岁，比好些研究生还年轻。我后来看到有学生这样写过：“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清谁是谁。后来我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就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YH127甲骨坑的搬情形，右方蹲在木箱上的就是李济

清华本意聘请父亲为教授，但父亲难以放弃考古队的工作，按当时规定，兼职教学则不能聘为教授，所以聘为特别讲师。但他的待遇与其他四位导师完全相同，都是每月400块大洋，其中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发300块，清华发100块。近来一张1926年的清华国学院毕业证书被人翻拍，在网上颇为流行，证书落款写着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导师王、梁、陈、赵、李等五人。现在人们常说清华国学院有“四大导师”，不提李济，父亲的一些学生为此不平，但我想，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他若在世，一定不会在意这些说法。

1926年初春，父亲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共同发掘山西夏县的一个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最有趣的发现是半枚蚕茧，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后来经专家鉴定，这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证明了中国人在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带我去他的办公地点，也很少和我讲他的工作，但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发现这枚蚕茧，它被父亲存放在试管里，上面先用棉花堵上，又用软木塞塞住管口，就插在书桌上的笔筒里，父亲拿起试管告诉我这枚蚕茧的来历，因此我对它印象很深。看得出来父亲非常爱护它，但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刚起步，父亲保存标本的方法如今看来并不科学。1995年，台湾纪念父亲诞辰百年，邀请我去参加，我看见父亲发现的那枚蚕茧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这是这枚蚕茧惟一一次公开展出，以前展览过的都是替代品。它被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环境里，白天展出，晚上收起来，只展了8天，共64小时，可见有多么珍贵。

1929年初，父亲在32岁时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被聘为考古组主任。同年10月，父亲从董作宾先生手中接管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父亲先后主持了十余次殷墟发掘，直到抗战爆发。这是父亲一生科研事业的黄金年代。

1929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一片彩陶片

抗战流亡中父亲接连失去两个女儿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从1934年起父亲承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工作，战事一起，父亲临危受命，紧急安排考古组的重要物资装箱转运。

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继续西迁至昆明。那时去昆明要先从桂林到越南，再辗转入境到昆明，在中越边境进出时每个人都要拍摄一张照片贴在护照上，战争期间胶片和经费都很有限，于是我们一家七口人——祖父、父亲、母亲、两个姐姐、我，以及跟随我家多年的保姆，拍了一张合影，再把每个人的头像单独剪下来作为证件照。

1933年2月24日于新雅酒楼午餐后，李济与杨杏佛、鲁迅合影

这张为证件而拍的合影成为一张珍贵的全家福，不久之后，我的两个姐姐都生病去世了，去世时只有十几岁。现在看来生的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但当时缺医少药，交通不便，耽误了治疗。1940年夏天，二姐死在昆明，父亲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流泪。他平时就是个话非常少的人，遇到难过的事就更不说话了。那天是6月2日，正是父亲的44岁阳历生日，从此以后，他便不再过阳历生日。不久我们全家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大姐患伤寒，父亲在床前日夜照料，但终究也没有能留住女儿的性命，他悲痛不已，自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儿”。

1946年我从李庄到重庆考大学，本来我喜欢文科，想学人文地理，但准备不足没有考上。回到李庄后，父亲建议我学医，因为我在同济附中读书，如果考同济医学部也许会有些分数上的优待。我觉得，两个姐姐的死对父母是很沉重的打击，我祖父也特别伤心，父亲让我学医，对老人也是个心理安慰。我在同济医学院的学业没有完成，1949年后，我留在大陆，到革命队伍中去了，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专业。父亲是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我早就不学医了，他一定是不以为然的，但这对他来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阳小屯考古时合影

李庄6年，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相对安定，他的待遇比较高，虽然远不如战前，但供给一家吃穿基本不成问题。我们家住在李庄镇，在山脚下，“中博”就在家附近，而史语所在山上，父亲在两个单位都有办公室，一周三天在山上史语所工作，三天在山下“中博”工作，还有一天休息在家。

父亲对祖父很孝顺，每天早上出门前一定会到祖父房间里看一下，问问祖父有什么事没有，晚上回来第一件事也是去看祖父，我觉得父亲是真的关心祖父，而不是封建的、形式化的“请安”。他这样按照老规矩对待祖父，但并不要求我们晚辈必得这样做。祖父1947年病故，当时我们刚回到南京不久。

1930年，山东城子崖龙山遗址，李济先生骑驴

记忆中，父亲的话不多，但他与母亲的感情很不错。他们是从小订的娃娃亲，父亲在清华读书快毕业时，祖父派人回老家，把我母亲接到北京与父亲完婚。母亲在湖北老家上过学，也算知书达理，我看过她给我父亲写的信，写得挺好的，文理通顺，字迹隽秀。她当时希望婚后能继续念书，祖父答应女方家，到北京后会让她再念书。可是我母亲刚到北京，祖母就病了，母亲在病榻前侍奉，直到给祖母送终，又忙于养儿育女，读书的事也就搁浅了。后来我母亲家人说，我们陈小姐是被你们李家“骗”到北京当媳妇的。

我母亲是小脚，说来有趣，当时考古界的几位大腕儿娶的都是小脚太太，像苏秉琦，夏鼐等。我父亲并不在乎母亲是小脚，直到晚年，国外邀请他去讲学，让带上夫人，父亲都欣然携妻前往，丝毫没有顾虑。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到台湾去，是不得已的选择

1947年，我们全家搬回南京，刚落脚不久，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留大陆还是去台湾，这对父亲那一辈知识分子是很难过的一关。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奉命由南京迁至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指派李济协助徐森玉老先生押运。抗战流亡近十年，父亲随着大批珍贵文物四处迁徙，当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看得出他确实想过安定的日子，安静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到台湾去，对于他来说是个不得已的选择。那段时期，我曾听见父亲和朋友在聊天时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无所谓去哪个地方。”“我这一辈子搬家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但是我们搞这一行，不搬也不行，否则这些东西在战火中损失了算谁的？”

中研院史语所人员撤退长沙时，李济已搬运中博筹备处一批珍宝去重庆。车窗口是儿子李光谟，女儿李鹤徵

1949年，暂别成永别

1948年底，全家迁至台湾，那一年我22岁，我很不情愿走，但父母已经失去两个女儿，作为独子，我只得跟随着他们。1949年2月，我提出回上海继续学业，因为台湾大学不肯接收我转学，要入台大就得连降两个年级。我在基隆港上了船，父亲并没有到码头，妈妈和后来过继给我家的弟弟来码头送我。我当时心想就是离开一下，等到暑假就会回来，父亲也许也抱着同样的想法。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划江而治”已绝无可能，父母都急了。父亲多次给我来信劝我回台湾，甚至通过傅斯年的关系寄来一张机票，当时一张去台湾的机票得用黄金才能买来，父亲也许是靠傅斯年的面子才搞到机票。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后来，听说母亲接到信后大哭了一场。

上海解放之后，台湾和上海就无法直接通信了，我后来定居北京娶妻生子，父母都不知道。过了几年通上消息后，父亲通过香港的朋友给我辗转寄来了信，还托香港的朋友给我的孩子寄油、糖等日常物品。“文革”开始后，我们父子间的通信日趋困难，即使偶尔收到家书，也必须马上忍痛烧掉。1973年前后，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来。他见到我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帮我照相。他说，要马上寄到日本去给他女儿，然后让女儿寄给我父亲。隔了一周见到他，他说，真糟糕，胶卷坏了，但是信息已经通过他女儿带到我父母那里了，他们高兴坏了，因为之前都以为我在“文革”当中死去了。

上世纪60年代初，李济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破损铜器粘合试验

“认死理儿”，不怕得罪人

年少时我与父亲之间交流并不多，这些年我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对他加深了了解。父亲的性格有固执的一面，有时候认“死理儿”。例如钱穆和程天放要评教授时，父亲反对，他的理由是钱穆先生学问很好，但在台湾期间一直没有在大学教书；程天放先生一直在外交界工作，做出很多成就，但也是多年未在大学教书。既然不教书，按条例规定不能评为正教授。钱穆和程天放的学生和追随者非常多，父亲宁肯得罪人也绝不破例。但两位先生评选台湾“中研院”院士，父亲则丝毫没有反对。

后来我去台湾，见到曾在我们家服务多年的一位老男工，听他说，蒋介石曾经让父亲在胡适出国时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父亲拒绝了。蒋介石约我父亲面谈，谈过之后，父亲就答应了代理院长一事。谈话回来那天，男工问他：“‘总统’跟你谈什么了？”父亲只简单说了一句：“没说什么，训了我一通。”原来，“中研院”搬到台湾后，归朱家骅主管，朱家骅当了多年的教育部长，搞得“中研院”官场气息愈发浓重，我父亲不习惯，因此不愿去那里做院长。听说他代理院长期间，又得罪了不少人，我想依他的性格，这是必然的。

从专业讲，去到台湾的父亲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台湾也无多少古可考。他后来通过从日本买来的新近出版的殷墟图片继续作研究，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关于殷墟的。1977年，81岁的父亲完成了毕生最后一本学术专著《Anyang》（安阳），由华盛顿大学出版。

1979年8月1日，父亲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一件古董，所藏的22000余册书也没有一本是珍本、善本。父亲立下的规矩是：做考古的人自己不得收藏古董。

2006年，在学者王元化推动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李济文集》，收集了李济学术论著近400万字。我担任了文集的副主编，几年来受益匪浅，我感觉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和他的心更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