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打、性骚扰，比缅北更像人间地狱，35万研修生沦为现代奴隶

“研修生在日本过得都不如牛马？”

“研修生在日遭盘剥”

“日媒揭露研修生在日近况：受高压、虐待、性骚扰……”

这几年，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只是很多人是通过“缅北电诈”的残酷才知道的。

而在日本，有一群人叫“研修生”。

他们是那些缝纫机前连轴转12小时的工人，宿舍里被没收护照的实习生，被克扣工资还倒贴中介费的打工人。

而他们失踪名单上有一万多人，不是倒在了流水线，就是隐入地下成了黑工。

让人倒吸一口寒气。

原来研修生在日本，比在缅北还可怕。

日本宫城县的一个农场仓库里，26岁的越南研修生阮氏芳在账本背面写下最后一行字：“他们扣了我的护照，经理每晚都来……我不想死在这里”。

三天后，她的尸体在仓库角落被发现，死因被定为“意外跌落”，而那封藏在枕头下的求救信，成了揭开35万研修生生存真相的唯一线索。

人们总说缅北是人间地狱，那里的残酷是刀架在脖子上的胁迫，看得见也摸得着。

可日本研修生经历的地狱，藏在“技能实习”的合法文书里，藏在工厂的打卡记录中，藏在被没收的护照夹层间。这种剥削更隐蔽，却让人更绝望。

日本的“外国人研修制度”始于1981年，当时宣称是为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首批研修生多是东南亚的技术员，能享受和本地员工同等的培训资源。

但到了1990年代，随着日本老龄化加剧，制造业、农业出现巨大的劳动力缺口，这个制度悄悄变了味。

研修生不再是“学习者”，成了“廉价劳工”，他们的签证和单一雇主绑定，想换工作就可能被遣返。

2024年，日本政府推出“培育就劳制度”，号称“允许研修生转职”，可实际上设置了30万日元的“培训费补偿”门槛。

对于大多本就贫困的研修生来说，这相当于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90%的人因此被困在原企业。

到2025年，35万研修生里，82%都在做日本人不愿意做的“3K工作”——危险、肮脏、劳累，他们的平均时薪只有本地工人的三分之一。

研修生的生存困境，从流水线上就能看得明明白白。广岛一家缝纫厂里，中国研修生每天要工作14小时，每月加班超过180小时，要知道日本“过劳死”的标准是90小时。

在这里，衣服缝错一针，老板就会用剪刀砸向工人的头，2024年就有3人因为过劳晕倒在机器旁。

更让人揪心的是福岛核污染区，200名研修生被派去处理核废料，住在没有防护设备的集装箱里，时薪只有6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2025年的体检显示，70%的人白细胞出现异常。

住宿更是成了另一种剥削手段。北海道的农场里，12名研修生挤在8平米的集装箱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冬天只能互相取暖，夏天热得像蒸笼。

可每个人每月还要交2万日元房租，这比东京同地段的价格还高，老板单靠“住宿剥削”一年就能赚超500万日元。

中介埋下的“债务炸弹”更让研修生喘不过气。中国研修生平均要支付8到15万元中介费，越南、柬埔寨的研修生大多要借高利贷，相当于提前抵押了2到3年的劳动。

江西女工王某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中介威胁“不工作就卖你家房子”，只能在水产加工厂连续工作48小时。

身体上的劳累之外，是尊严被碾碎的痛苦。有电子厂老板制定了“过错惩罚制”：迟到1分钟就要罚站1小时，产品不合格就用铁棍抽打手心。

2024年，一名老挝研修生因为反抗体罚被打断了肋骨，工厂最后只赔偿了5万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

女性研修生面临的风险更甚。“外籍劳工团结网络”的调查显示，89%的女性研修生遭受过性骚扰，32%被性侵。

柬埔寨女子Srey被农场经理长期性侵，怀孕后被逼着喝下堕胎药，报警后警方却以“双方自愿”为由不予立案，她的3名同乡因为害怕被遣返，不敢出庭作证。

有些研修生选择逃跑，可等待他们的是更黑暗的“黑工命运”。2023年有9753名研修生“失踪”，他们要么躲在东京的建筑工地打黑工，要么被黑帮控制从事非法劳动。

缅甸青年觉敏逃跑后，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被克扣70%的工资，只能睡在桥洞下，最后因为肺炎没人救治而死。

想维权？难上加难。研修生在法律上不被视为“劳动者”，不适用《劳动基准法》，加班费、最低工资这些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

2025年东京法院有个判决：某工厂以“研修时间”为由拒付加班费是合法的，研修生成了“法律弃儿”。

劳动监督署的监管也形同虚设。2024年厚生劳动省抽查发现，70%的研修生企业存在违法，但平均罚款只有12万日元（约6000元人民币），还不到企业非法获利的1%。

有个农场因为长期扣押护照被查处，老板却笑着说：“罚的钱还不够我一天的房租收入”。

跨国追责更是一条死胡同。中国驻日使馆每年要处理1200起研修生投诉，可跨国司法程序平均要耗时3年，多数人因为债务压力只能被迫撤诉。

2024年有个中介诈骗案，50名中国研修生被骗了200万元，最后只追回15%。

既然这么苦，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来？36岁的中国凡女士说：“中介说在日本一年能赚10万，我在老家开小卖部每月才3000，想着能给儿子攒学费，就借了8万中介费”。

可现在她在水产厂每月实得工资还不到4000元，“连利息都还不起”。

越南青年阮文则说：“村里一半人都在日本‘研修’，回来的人盖了新房，没人说过挨打、被骂的事”，他不知道那些“盖新房的人”，是靠每天工作16小时换来的。

日本政府宣称2027年废除研修生制度，可替代方案“培育就劳制度”还是让企业占主导，没给研修生自由择业权。

阮氏芳的求救信最终被家人带回了越南，葬礼上，17岁的妹妹攥着中介递来的“赴日报名表”，眼神里有着和姐姐当年一样的憧憬。

这场以“希望”为名的现代奴隶制，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