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 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

★辛德勇口碑力作焕新升级，新增万字后记

★史学考据典范，揭开古代帝王通过年号掌控时间、塑造历史的奥秘

★借细微年号更迭，探求西汉政治权力的内在运作逻辑

再版前言

撰写这本研究西汉新莽时期年号问题的书籍，纯粹出于偶然，然而也正因为完全出于偶然，才使它具有更深的学术深度，也具备了更高的学术价值。因为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自然才更有生命力。

我知道很多人看我这样称许自己的著述，会以为我过于自负，甚至妄自尊大。我不装孙子，对这本书确实相当自负，相当引以为傲。

有司给教授定品级，评文科一级教授，供职的单位不给我这个身份，我不服，大声疾呼—声言敝人的学术研究水平达到了时下评定的标准。有人不以为然，质问我凭什么如此自以为是—即有什么代表性成果？我不仅有，而且还有很多，这本《建元与改元》就是其中之一。

班固在东汉前期撰著《汉书》，对我这部书中涉及的西汉新莽年号问题就说不清，道不明，甚至还做出诸多错误的表述；宋代以来特别是晚近以来出土的大量金石铭文和简帛资料，都透露出相关问题的实际情况，可古往今来无计其数的论者，却并无一人能够勘破其中的奥妙。

我在前贤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些年号的真实面貌，并且阐释了附着在它背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学术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发现真相，昭示真相。我发现了，我论述了，我当然为此而自豪，为此而骄傲。这不在于敝人的观点一定是最终的结论。学术研究是一代代学人持续不断努力的事情。在现阶段，我做出了前人未曾做出的努力，得出了前人未曾得出的看法，这就够了。

2024年6月4日晚

辛德勇记

一版自序

这本《建元与改元》，是由几篇研究西汉新莽年号的论文汇集成的专题论文集。

我做过的研究，大多没有预先筹划，只是在胡乱翻书的过程中，偶得一间，觉得能够对某一史事有所裁断，就动笔写下一时的看法。这些研究西汉新莽年号的文章，更纯粹出于偶然。研究汉武帝启用年号纪年的确切时间，是阐释汉代州制的副产品；研究王莽的年号，是考述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辅助工作；研究汉宣帝地节改元问题，则是梳理新朝年号过程中牵连带出的题目。文章虽然只有寥寥三四篇，论述起来，却是大费周章，不知不觉之间，竟然累积成书，年号研究，也就俨然成为我在历史地理学和版本目录学之外的另一项专业。

史学界广泛流行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四把钥匙”之说，即谓研治中国历史，需要以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学与版本目录学知识作为入门的钥匙。没有入门的钥匙，自然无法登堂入室。年代学的内容当然不仅局限于年号，但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年号却是年代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时下通行的习惯，不妨采用“年号学”一称来界定那些与年号研究相关的问题，借以体现它在年代学当中的分支地位。

这种年号之学，乍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实际上却是源远流长。东汉人应劭在注释《汉书》时，对西汉诸帝年号的寓意，即大多做有解说，堪称系统研究年号之第一人。唐天宝时人封演撰著《古今年号录》，“以肃宗至德、代宗永泰乃陈后主、齐明帝年号，为失于考据，遂起汉武建元至于唐，纂为一卷”（《玉海》卷一三《律历》），其书虽然久已失传，但旁观封演所撰《封氏闻见录》，考述各项典章制度和社会习俗，俱原原本本，要言不烦，自可想见《古今年号录》一书亦应约略相当。自此以后，考述年号的著述，层出叠见，其宋代以前名声昭著者，便有后蜀杜光庭撰《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北宋杨备撰《历代纪元赋》一卷、宋庠撰《纪元通谱》（又称《纪年通谱》）十三卷、章衡撰《编年通载》十卷、南宋晁公迈撰《历代纪年》十卷、侯望撰《古今年号录》五卷，以及王应麟写在《玉海》里面的一篇《历代年号》等。后来经历元明以至清朝，所成专书更不下数十种。迄至清代后期，尤以叶维庚《纪元通考》和李兆洛《纪元编》两书最为流行。

如邓广铭先生所讲的治史工具，年号只是纪年的标尺，编制出一份准确详备的年号表，似乎即可穷尽其事，这只能说是年号学研究中最表层的内容。然而，即使是这一层面的研究，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还存在很多难以澄清的问题，本书涉及的西汉新莽年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况且年号是天子神圣权威的象征，所关非细，如同本书各项研究所体现的那样，对年号问题的深入研究，必然会触及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心理甚至帝王的生理状况等诸多问题。因此，年号学本身，乃是中国历史学殿堂中的一尊神祇，并不仅仅是为他人开启门扉的锁钥。在这一方面，业师黄永年先生撰写的《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这篇文章，透过看似平常的《赵氏夫人墓志》，阐明唐穆宗改元“永新”的历史真相，允称典范，亦足以说明年号学研究的丰富内涵。

面对年号学研究的广阔空间，我希望自己能够发现和解决更多问题，也相信会有更多同仁能够投身其中，从这一侧面，来揭示历史的面目。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汇集出版这些文章，较诸在期刊上刊登的文稿，大多做过不同程度的增删改订，若有学者引述，希望能够以此为准。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将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立项目，对本项研究给予了1万元经费资助，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中华书局的胡珂君帮助订正书稿中很多疏误。

2011年12月17日

【内容简介】

先秦时期，君王正式即位后称“元年”，之后以其在位年数纪年，直至去世 ，待新君继位再启用新元。一任君王纪年一般只用一个纪元，而战国时代起，有的君王在位期间重启纪年，即谓“改元”。

西汉武帝时期，继文、景二帝继续遏制王国势力，进一步抬高皇权的神圣地位，开始为每一个纪元冠上某种意义的名号，称为“年号”。

王莽建立新朝，取消改元，谋划王朝纪年从“始建国”元年起延续数万年，不料遭遇叛乱和灾异，只好通过改元转运，形成“始建国＋某某”的复合年号形式，并创立了六千个年号，表达了他与旧王朝彻底决裂和传国万代的政治雄心。东汉明帝即位后，重回西汉的纪年制度。

建元与改元标志着新统治秩序的开启或变革，强化了权力正统性，彰显了君主权威，承载了特定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追求，触及制度、思想、文化、心理甚至帝王生理状况等诸多问题，背后甚至暗藏着波澜壮阔的政治博弈。

【作者简介】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旁涉中国古代政治史、地理学史、地图学史、水利史、出版印刷史、天文学史等学科领域。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石室賸言》《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发现燕然山铭》《海昏侯新论》《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读书随笔集》《通鉴版本谈》《正史版本谈》《史记新发现》《简明黄河史》《天历探原》等。

【目录】

再版前言
一版自序
上 篇 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
二、《史记 · 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三、《汉书 · 郊祀志》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四、释元朔年号所从出之天瑞
五、元狩始建年号说辨误
六、汉武帝以年号追纪诸元的政治意图
七、司马光辨析元鼎始建年号说
八、驳元封元年始增入元朔、元鼎两纪元说
九、论太初元年始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十、太初改制与年号纪年制度的施行
十一、相关纪年文物
附 论 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一、所谓“元朔五年”与年号纪年起始时间的矛盾
二、鐖郭铭文与《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异同
三、 铭文所署工匠和督造官员不符合汉代兵器铸造管理
制度
中 篇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
一、问题的由来
二、判断改元时间的一般原则
三、改元前后年号特殊用例辨析
四、改元地节的具体时间
五、霍光专政与宣帝入主的政治背景
六、宣帝亲政与地节改元
七、附说所谓“申工”或为“铸工”省文
下 篇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一、秦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二、孙吴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三、王莽更改汉郡名称与所谓“鄣郡”
四、字体风格、职官称谓与志墓铭文的性质
五、东汉前期史书省记两字以上年号的通行用法
六、“太初元将”与两字以上年号的省略记法
七、金石材料的发现与天凤、地皇年号研究
八、天凤、地皇两年号的本来面目
九、所谓“上戊历”的由来
十、“始建国天凤”年号之行用缘由
十一、在“太初元将”与“始建国天凤”之间
十二、 所谓“三万六千岁历纪”与“始建国地皇”
年号
十三、余墨零识
附 录 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
再版后记 年号与中国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