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朝军评《博学于文》｜“大器早成”刘师培：转型时代的博学鸿儒

《博学于文：中外思想学术交汇下的刘师培文论》，狄霞晨，广陵书社2021年9月出版，504页，68.00元

刘师培（1884-1919）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天才型读书种子，既是清代扬州学派的殿军，也是晚近国粹学派的开山，接受过传统经学系统训练，又深受西方学术影响与冲击，与章太炎、黄侃等人在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扮演了重要的领袖角色。近四十年来，有关章黄学派的研究声势浩大，俨然成为国际性的显学，而有关刘师培的研究相形见绌，虽然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刘师培年谱》《刘师培年谱长编》《刘师培评传》《刘师培思想研究》《刘师培思想与学术研究》《刘师培之伦理思想研究》《刘师培及其文学理论》《刘师培“春秋左传”之研究》《刘申叔先生之经学》等），出现了一批研究专家（如万仕国、陈奇、李帆、方光华、郭院林等），但整体上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在文学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狄霞晨博士以《博学于文：中外思想学术交汇下的刘师培文论》为题，就刘师培文学思想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现代学术研究也颇有启示。

刘师培（1884-1919）

思想转变的关键两年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刘师培，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下的刘师培研究专家，还希望有人能够讲清楚他的独特价值乃至对当下的意义。我们知道，刘师培学术的出众，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身于晚清扬州经学世家，不仅是因为他聪慧、勤奋，与他所处的时代也密切相关。晚清是一个中外思想学术交汇的时代，而刘师培本人也有丰富的国际经验。正如作者所言：“刘师培对于西学的渴求和掌握程度，在同代人中属于佼佼者。作为一个‘今’‘古’兼通、汉宋兼采的经学-骈文家，他积极地吸纳西学，以经学重新建构中国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与西方文学对话、竞争。”（481页）作者认为，他的经学建构大业功败垂成，而文学建构却卓有成效。何以至此？势使之然也。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旧学的知识体系日薄西山，摇摇欲坠，面临式微，就连章太炎也成了破除经学藩篱的勇士，刘师培哪里还能完成经学建构大业？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他与时俱进，在商量旧学的同时，也培养了新知，温故知新，推陈出新，既没有走黄侃那样抱残守缺、量力守故辙的老路，也没有走胡适那样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的新路，而是睁眼看世界，学习世界话语与西方思想文化，宣扬无政府主义，尤其在文学方面别开生面。

1907-1908年间刘师培曾经举家在日本生活两年，这是他短暂的一生中极为关键的两年。这两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他从一个反清革命的急先锋转变为清廷大员端方的手下？他的思想学术、文学观念也是以1908年为分水岭，前后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过去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尤其是对刘师培在日期间的资料了解较少。这对新一代的国内刘师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在《博学于文》这本书中看到了较大的推进。

1908年刘师培与何震、柳亚子、苏曼殊等人在上海合影

狄霞晨专辟一章来研究“刘师培文论的中外渊源”，从文学进化论、文学地理论、中国人种西来说、卢梭学说、“美术”之文与纯文学等角度来入手。以“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展开为例，作者将刘师培视为晚清中国学人中将外来理论中国化的一个缩影，并注意到这一理论对刘师培的《楚辞》研究有较大影响。在具体研究中，她做了扎实的跨文化调研：从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到晚清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演绎的“中国文明起源于巴比伦说”，再到晚清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等人的中国文明论，发现刘师培将这一理论不仅用于政治领域（如驳斥保皇派的孔教说及孔子纪年说、建构反清理论及在中国建设民主政体等），还率先把它与《楚辞》的研究结合起来。最后，作者得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结论：“刘师培因中国人种西来说而引发对《楚辞》的高度关注，而《楚辞》又被视为是文章之祖，也是《文选》派的重要资源。在这一意义下，刘师培对中国人种西来说的研究也成为沟通中外思想学术及文学的桥梁。”（215页）

关于中外交融的研究视野，李帆教授的《刘师培与中西学术》做过一些开拓性的探索，而狄霞晨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其书对资料文献的掌握全面而扎实，尤其对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文献颇有注意；对研究动态之分析亦头头是道，显示其成竹在胸，眼光比较锐利。作者虽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学者李振声教授（本书的后记详细介绍了她的师承渊源与选题缘起，此书正是在其导师《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晚清思想学术因素》一书的基础上“接着说”，作者谦虚地视为“老师著作的一个小小的脚注”），主攻近代文学方向，却有较为突出的外语能力。她硕士期间曾经去台湾大学交流，研究近代英文报刊；博士期间又去日本交流，掌握了日语。她在日本查阅了大量日本学界的刘师培研究资料并加以翻译研究，掌握了许多国内学界较少留意的第一手资料。正因如此，她对“刘师培学术的中外渊源”挖掘相对深入，颇具新意。

“文”与“学”的贯通

尽管此书围绕刘师培文论而展开，但若是只谈文学，则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刘师培文论发展的思想脉络，也不易捕捉到其文学研究的精华。刘师培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学研究方面，在经学、政治、伦理、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造诣也非同反响。作者综合考察了其他学科领域的刘师培研究成果，书名“博学于文”便突出了刘师培文学与学术相贯通的这一特色。刘师培的文论植根于其学术观。他从《论语·雍也》中特别拈出孔子的一句名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刘师培看重此句，从中拎出“博”“约”二字，视之为“孔门论学之旨”，也正是刘师培本人的学术观。其实，用“博学于文”四字来概括刘师培文论也恰如其分。文学本来就是从学术中分化出来的，刘师培也不例外，其文论也是从其经学思想的根上长出来的枝叶。诚如作者所言：“刘师培为学注重‘博’与‘通’，博观约取、通明古今中外之学，在文学研究中亦是如此。他的文论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博学于文’。博学不仅表现为对各种中外知识的渴求与融会贯通，还表现在勇于吸纳新知，推陈出新之中。海纳百川的博学，为他文论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学术资源，也是研究其文论所不可忽视的。”（20页）刘师培既继承了扬州学派注重博通的优良传统，又在古今中外的文化碰撞中博观约取，博采众长，“看书桶底脱，行文翻水成”，博通中外，会通古今，最终自成一队。《博学于文》从其学术观出发探索其文论思想，抓住了根本，自然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刘师培的文学研究之所以成绩斐然，是因为他既能在文学研究中展现经学家之长，又不以文学为经学附庸，能够看到文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作者不忘刘氏经学家本色，思考其文学观念形成的原因时尤其关注其文学与思想学术之间的互动。例如，在探讨刘师培文论的形成原因时，作者发现刘师培的经学立场、对“小学”的执着、重视追本溯源，推崇上古文学等经学家因素深深影响了其文学研究。

“文”与“学”贯通的思路为一些问题的探究带来了新思路。例如，刘师培与黄侃都是《文选》派，但二人却对阮元“《易·文言》为千古文章之祖”的文学观点持有不同看法。黄侃曾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明明《易·文言》之外还有其它经史之文用韵用偶的，为何单单视其为千古文章之祖？如果单单就文学而论文学，可能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作者由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中对“经”的解释发现了“经”与“文”的相近意义。刘师培的视角与黄侃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着重从小学的角度对“经”与“文”的关系作出解释。他在《经学教科书》中解释“经”的时候，取的是“治丝”之意，认为“经”本来指文饰之言。由于“经”含有文饰之意，因此经书以外使用文饰之言的，也可以称之为“经”。这样一来，“经”与“文”在上古时期就是近义词了。当然，“经”也不等同于“文”。对于黄侃的疑问，刘师培在《文章原始》中也有所思考：春秋时代之书册，大致可以分为文与语两种，文近于后世的文词，语近于后世的讲稿。他认为像《诗经》《尚书》《周易》《孝经》《道德经》《离骚经》等经书多用偶语，也有韵文，这样的“经”近于“文”；而像《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无韵之史，则近于“语”。这样一来，刘师培既肯定了《易·文言》作为万世文章之祖的地位，又避免了将其它经书完全割裂为“非文”的偏激。（140页）

由此可见，贯通“学”与“文”，从文学与思想学术互动的视角来思考刘师培文论，能够带来新的发现。刘师培在文论领域的成就充分得益于他对经学、小学、诸子学、进化论、人类学、地理学、艺术学等中外学术方面的研究与积累，也提醒我们在研究这样的综合型学人的时候，既要具备更为广博的知识储备，又要有跨学科的学术勇气与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刘师培著作

报刊中的文学理念

我们今天来读刘师培的文章，往往就内容而论，很少会注意到一篇文章的广阔背景与来龙去脉。其实，有时文本以外的信息非常重要，甚至是理解这篇文章的关键。如果能够注意到这篇文章最初发表的刊物中，结合同时期其他学人的观点、对话加以分析，往往会有新的发现。作者选择了《警钟日报》《国粹学报》《天义》《衡报》《四川国学杂志》《中国学报》《国故》这七种刘师培人生中参与度最高的重要报刊，重点讨论其文学理念在该报刊之中的形成、建构，与同时代人的文论观念之间的交流与争锋等。

在由报刊史料而回归历史语境的研究之中，作者在“文”与“学”贯通的思路下对刘师培与陈去病、章太炎、廖平、周氏兄弟、胡适、郭绍虞等人的直接交往或精神关联作出了个案研究。他们有的与刘师培情同手足，有的则保持一定距离。通过细致的观察与比较，可以发现许多颇有意思的问题。例如，刘师培与章太炎之间的文论差异虽已有人注意，但是作者放在《国粹学报》的语境中来谈，留意到章、刘在文论之外的书信往来、学术争鸣，还原了国粹派学人对话的历史语境，发现章、刘在文论争鸣之中互相吸收彼此的理论优势，尽管在结论上未能求得一致，但依然形成了不少共识。《国粹学报》在此书中虽然只是一节，但作者却注意到这份杂志潜在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我也很期待她下一本书能够早日问世。

再如，关于刘师培与周氏兄弟的交往，学界虽有所论述，但仍嫌不足。作者回归到1907-1908年间《天义》《衡报》《河南》的历史语境中，发现周作人因向投稿《天义》而与刘师培、何震神交。他们在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平民主义方面都有共同的兴趣。后来周氏兄弟向《河南》投稿，也有刘师培的因素在内。周氏兄弟在《河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名篇，视文学为独立的、美的艺术，与刘师培其时的文学观念相近。

通过与同时代人的文论比较，《博学于文》一书的视野更为广阔，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刘师培文论的特殊性。而通过这样回归历史语境的研究，立论扎实可靠，也可彰显刘师培文论被忽略的时代价值。结合我本人的治学经验，由报刊史料回归历史语境是行之有效的。历史语境往往随风而逝，后来者如何跨越鸿沟进入历史？有的人靠想象，有的人靠“触摸”，这些主观性太强，类似于盲人摸象，都不太靠谱。我在撰写黄侃等人的年谱与传记的过程中发现，由报刊史料回归历史语境是一条绿色通道。将历史人物的日记资料与当时的报刊史料仔细对照，找到一缕光线，便可瞬间激活历史，还原语境。具体的例证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转型时代的博学鸿儒

毋庸讳言，刘师培的博学与其天赋异禀有关。黄侃曾经告诉黄焯一则生动的借书故事，刘师培曾经向黄侃借阅某书，席间快速翻阅一遍，即将原书完璧归赵，黄侃大为不解，刘则称已经过目不忘。四世传经的家学渊源，过目不忘的超强本领，超乎常人的勤奋好学，刘师培同时具有，使得他大器早成，很早就脱颖而出，在东京时期就与前辈章太炎并驾齐驱，并称之为“二叔”。在同辈之中，他真可谓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自黄侃、钱玄同、蒙文通、陈中凡以下都要拜倒在他的门下。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身体太差了，三十五岁就因病谢世。假如他能享伏生之年，其博学的程度决不下于前之钱大昕、后之钱钟书。

电视剧《觉醒时代》中的刘师培

刘师培与黄侃在新文学运动中曾经被钱玄同等人讥为“选学妖孽”，受到新派人物的过激批判，此书所研究的刘师培文论也因为文学革命而被长期忽视。近年来随着电视剧《觉醒时代》的热播，刘师培重新引起年轻一代的关注。然而此类近乎向壁虚造的所谓历史电视剧所呈现出来的刘师培、黄侃毕竟大为变形，如描写蔡元培雪夜拜访陈独秀的细节居然套用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未免形同儿戏，完全有悖于严肃的历史研究。我殷切地期待今后涌现出更多像《博学于文》这样扎实的学术成果，对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熊十力、刘咸炘、余嘉锡、杨树达、刘永济等这一批转型时代的博学鸿儒作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