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vs.西班牙：利用普遍管辖权进行反制和报复？

传统上，积极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基本为西方发达国家如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等，但与此种传统形成“对照”的阿根廷，却通过自身立场与实践，似乎显示着其也应是此阵营中的一员，尽管看上去有些显得“另类”。

阿根廷的普遍管辖权主要是建立在其宪法第118条规定的基础之上的。根据该条的规定及其法院相关实践，阿根廷所行使的普遍管辖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一些特点：其行使的是完全纯粹普遍管辖权：并不要求犯罪嫌疑人或受害者出现在本国领土内，也不要求犯罪嫌疑人或受害者具有本国国籍等。大多数国家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时候，至少要求犯罪嫌疑人或受害者出现在本国领土内。

从目前的实践看，阿根廷正行使此种纯粹普遍管辖权所涉及到的国家和情势有：西班牙、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缅甸等，针对的对象则包括时任或卸任的高级政治人物如哥伦比亚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时任总统敏昂莱、前总统廷觉、尼加拉瓜现任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及现任副总统穆里略等。这里仅就诉缅甸案、尼加拉瓜案和介入西班牙相关犯罪的调查等实例简单展开。

2019年11月13日，缅甸一罗兴亚人组织在阿根廷法院提起了针对昂山素季等的刑事自诉，指控其2017年针对罗兴亚人的“清理行动”涉嫌构成灭种罪和反人道罪。2020年5月29日，阿根廷联邦刑事法院第一庭启动了对昂山素季等高级领导人的刑事调查程序。2021年7月12日，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同样介入了对缅甸情势的调查，阿根廷一下级法院驳回了本案。但在随后的同年11月26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命令司法当局调查本案。2024年6月28日，联邦检察官请求联邦法院颁发针对昂山素季等25人在内的逮捕令。

2023年11月7日，11名受害者和三个哥伦比亚非政府组织在阿根廷提起了针对哥伦比亚前总统贝莱斯的刑事自诉程序。此案随后被分配给第二联邦法院的一位法官和检察官。同年11月9日，负责本案的法官请求国际刑事法院分享其对本案的相关信息。国际刑事法院当时正在对哥伦比亚相关情势进行初步调查。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6月回复称，其没有针对贝莱斯的在案诉讼。在此背景下，2024年7月1日，本案调查法官批准了前述11名受害者和三个哥伦比亚非组织组织在本案中的民事当事人身份。本案目前尚在进行中。

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于1975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后，西班牙通过了大赦法，赦免了1976年12月15日之前犯下的政治运动、叛乱、煽动罪。尽管如此，阿根廷一直无视西班牙国内法对相关犯罪的赦免，一直在持续性地对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的犯罪行使着普遍管辖权。例如，2010年4月14日，西班牙和阿根廷的一些人权团体在阿根廷启动了针对在弗朗哥执政期间担任曾政府职务的4人的刑事控诉，指称后者犯有包括酷刑等在内的反人道罪。2013年9月18日，负责此案的调查法官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签发了针对此四人的逮捕令，并要求西班牙将此四人引渡给阿根廷以便审判，并在西班牙拒绝后签发了对这些被告的逮捕令。

在前述情势中，针对缅甸的调查和针对西班牙相关犯罪的调查特别值得关注。

在针对昂山素季的刑事自诉指控最初在阿根廷被提起的时候，在听取检察官有关将本案存档的建议后，法官作出了存档决定，理由是：国际刑事法院已经介入了对此情势的调查。但自诉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介入调查的犯罪主要或全部发生在孟加拉，孟加拉是《罗马规约》当事国；而对于在缅甸所发生的犯罪，由于缅甸并非《罗马规约》当事国，国际刑事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阿根廷的介入并未与国际刑事法院冲突。此理由被接受，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有关存档的决定。

而对西班牙情势的介入，则涉及到阿根廷和西班牙各自所通过的赦免法的适用及普遍管辖权所可能承担的对等报复或反制的功能。

在历史上，西班牙和阿根廷都有一段彼此不愿正视和回首的历史：西班牙弗朗哥的独裁统治和阿根廷军政府在1976年-1983年期间的独裁统治。在各自独裁统治期间，都涉及到大量严重犯罪的发生，如阿根廷臭名昭著的“死亡航班”。而在相应统治结束后，为促进社会和解，西班牙和阿根廷都通过了各自的赦免法，对相应统治期间的犯罪予以了赦免。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各自“无视”对方赦免相关犯罪的立法。

彼此之间率先“发难”的，是西班牙。

2005年，在阿根廷赦免法依然有效期间，西班牙将涉嫌参与“死亡航班”罪行的阿道夫·西林戈判处了640年的监禁刑。而在五年后，阿根廷“报复”的机会来了。在该年，两个在弗朗哥统治期间遭受相关犯罪迫害的受害者和几个非政府组织在阿根廷提起了针对西班牙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涉嫌犯有的灭种罪和反人道罪的刑事指控。在确定西班牙没有采取任何调查行动之后，阿根廷启动了对相关指控的刑事调查程序。

而以此调查为肇始，阿根廷对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所犯罪行的调查才开始进入了激进阶段。由于此前对此已有部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