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援朝之役的“明星”沈惟敬，他真是大忽悠么？

在讨论万历援朝之役时，沈惟敬是个绕不开的焦点人物。一个平头百姓为何能斡旋于中日两国之间，又为何能左右战局甚至大肆忽悠两国朝廷和君主呢？

首先，明廷虽然在审判沈惟敬时，将他称为违规潜入京师居住的“市井无赖”。但真实的沈惟敬，出身和经历并不一般。

沈坤居湖之西麓，家颇饶 … 嘉靖间，以门户充役集收银米。遇岁饥，死者相枕，坤悉散家赀并所收银米以疗饥民，官督之，茫无以应，甘罪狱中 … 倭战王江泾，我军失利，胡亦被围，坤子惟敬甫弱冠，单骑突围中，挟胡而出，胡益爱重坤。授职千总，部兵三千，父子设计，伪装犒军官，满载药酒，手执公文，经倭营而过，度倭追我将近，父子弃舟度水走。倭得酒，喜甚，争饮，而死者无算。

根据天启朝《平湖县志》的记载，沈惟敬家原本颇为殷实，后为救助饥民不仅家道中衰，其父还因未完成收税的差役而入狱。随后为赎罪沈惟敬不仅随父（沈坤）从征抗倭，还在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的“王江泾之战”中救过直浙总督胡宗宪的命。这既是恩情，也算是获取了一点官场人脉。

嘉靖三十六年前后沈惟敬北上京师闯荡，只是三十多年也没能混出大名堂，长期与一帮方士厮混在一起。不过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喜好丹术的袁某。虽然此人没啥本事和成就，但他的女儿是后来兵部尚书石星的宠妾。

万历二十年援朝之役爆发后，明廷在筹备兵马钱粮时，突然意识一大尴尬。由于四夷馆的荒颓，翻遍朝廷居然找不出一个会日语、了解日本情况的人。没办法的兵部尚书石星，只好对外特招人才。

就这样经人介绍，自称懂日语和倭情的沈惟敬就被石星授游击衔（三品）并安排进经略衙门，“石星访求通晓倭情人员，惟敬自称颇知倭情。石尚书准授游击职衔，前赴经略（宋应昌）衙门听用”。

注：沈惟敬懂日语以及了解倭情的原因，目前有两种说法。其一，他早年随其父参与对日贸易的过程中自己学习、了解；其二，其仆人沈嘉旺被倭寇俘至日本十几年，逃回明朝后向沈惟敬讲述了在日见闻以及教授日语。

由于日本侵朝之初，明廷正在全力镇压“哱拜之乱”，所以对于援朝之役采取的是“战和并举”。一边积极备战，一边与日方接触并尝试和谈避战。其后随着朝廷不堪粮饷重负以及碧蹄馆之战的失利，议和更是成为了主流声音（主要是神宗也倾向议和）。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沈惟敬，凭借懂日语的优势，自然也就成为与两国沟通谈判的重要人物。换句话说，并不是沈惟敬忽悠明廷议和，他只是在执行明廷的议和命令。

那么沈惟敬有没有在议和过程中，为个人私利而大肆忽悠两国朝廷呢？先来看看法司给沈惟敬判定的罪名（来源于《刑部奏议·沈惟敬招由疏》）：

1. 谎报军情（称丰臣秀吉处死主战派加藤清正以及日军撤回日本）从而让明廷误判局势

2. 在倭情已变（指日本准备增兵再战）时，阻止使臣返回传递情报致大明错失先机

3. 私带冠服以及名贵礼品赠送丰臣秀吉以及日方高级官员，甚至向日方透露大明军情（私送地图、武经七书等）

4. 私送战马、骡共三百匹

5. 娶阿合马之女为妻，欲长居日本（意指叛明）

6. 接受丰臣秀吉礼物并为日本说好话（声称日本只是和朝鲜有争端，无犯明之意）

前两条有甩锅的嫌疑。

明廷前线军情的来源，沈惟敬这条线不仅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渠道。即便前线将官把情报业务全推给沈惟敬，急于把日军赶出半岛的朝鲜王庭也不会替日本编排假情报呀。所以沈惟敬在这方面忽悠明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除非朝廷无条件地信任他。

而整个援朝之役明廷最失败的地方在于，还未完全了解日方意图以及达成和议就主动撤军了。这不仅放弃了之前建立的战略优势，也导致第二轮交战更耗时、也更耗兵马钱粮。

这锅肯定不能让急于止战省钱的神宗和明廷来背，那么扣给前线议和的沈惟敬就非常合适了。

第三条和第四条则刻意夸大了沈惟敬的能力。

沈惟敬从始至终的职衔都不过是军职“游击”，他凭啥未获朝廷授权就行“僭越”之事，私授敌国君主冠服（翼善冠、斗牛服）？就算他愿意不顾个人安危也要给丰臣秀吉谋好处，那么采办冠服、名贵礼品、马匹的钱从哪里来，自己掏腰包么？要知道沈惟敬就是因为家业衰败才北上京师讨生活的。

所以这些冠服、礼物如果属实，更有可能的解释是明廷（至少是中枢大员）默许了这种赠送。议和达成，算明廷赏赐；议和失败，则甩锅给沈惟敬卖国。

除此之外，明廷的判罚也推翻当下对沈惟敬议和的一个错误观点，即沈惟敬没有在议和，尤其是和约条款上两头忽悠。

实际上日方最初提出的议和条款共七条：和亲（迎娶大明公主）、恢复封贡以及勘合贸易、两国武官永誓盟好、朝鲜割让四道于日本、朝鲜王子入质、日方释放俘虏的朝鲜官员及王室人员、朝鲜官员宣誓不背叛日本。

但谈判不是一方说啥就是啥，必然会有讨价还价以及妥协让步。所以日本提出的七条不是底线，而是上限。

沈惟敬在和日方的小西行长商议后，上报给明廷的日方条件变成了以下三条，日本向大明称臣、恢复封贡和勘合贸易、日本撤回驻扎在釜山的军队。

乍一看差异巨大，好像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在合伙欺骗各自的君主。但逻辑上一点也不通，不说两国朝廷不是吃干饭的，神宗和丰城秀吉也不是让人随意忽悠的傻子。和约最终是要落实的，到时候怎么忽悠？两人拼上全家性命也要过一把欺君的瘾么？

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促使明廷废止了明、日之间的勘核贸易，其后更是重拾已经松动的海禁，至此明、日之间的官民贸易均被截断。至隆庆朝推行新政，在放宽海禁并开放月港的同时，明廷仍严禁对日贸易。

对于日本七十年贸易制裁的损失自不必说，与此同时明廷也有自己的贸易问题。

张居正改革后，白银成为明朝的主流货币，但明朝不是产银国，白银主要依靠对外贸易来获取。随着西班牙的衰退，其南美殖民地向东南亚输送的白银也日趋减少，简而言之大明面临了银荒。

巧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开发出了远东最大的银矿 – 石见银山。一个愁白银花不出去，一个愁没有白银输入。所以恢复贸易对于明、日两国来说是各取所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两国的主和派才会通力配合。

这也是日方议和条款变化巨大的根本原因 -- 日方停战的真实底线是恢复贸易。只是日方的底线不是明神宗的底线，他只同意撤军和册封，不同意封贡、更不允许开放贸易。换句话说，神宗希望日本退回原状。

至此双方议和彻底失败，唯有重新开战。至于沈惟敬这个失去作用的工具人，不说议和失败本身就是罪，他也该发挥最后的余热了 – 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