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山低头，叫水让路”，中国超级工程底气何来

周晨静

今年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看着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身为工程人，不禁对当年青藏铁路“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气概心驰神往。

从1956年启动勘测设计，直到2006年建成通车，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在冻土上路程最长、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凝聚无数心血的高原铁路，其建设前后历经50年。半个世纪里，建设者们通过方案反复比选、技术攻关、持续的资源调配、艰苦的动工建设，最终铸就了这项打破地理阻隔、盘活区域经济活力、促进东西部区域交流的世纪工程。在其带动下，拉萨、那曲等地建成了一批综合物流园区，“聚宝盆”柴达木盆地也日益繁荣。

中国人似乎历来便与“世纪工程”有缘，从长城、京杭大运河，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再到最近顺利完成荷载试验的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令世人却步的崇山峻岭、深沟险壑，为何唯独中国能缔造如此之多的超级工程？答案藏在四大核心优势之中。

首先，制度优势为超级工程提供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保障。超级工程往往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商业回报具有不确定性，需由国家层面作出战略性决策。中国的体制能高效作出决策，统筹全国的资金、人才、物资集中投向战略项目，不受短期选举周期或党派纷争的干扰。同时，着眼长远的规划也为项目提供了稳定支撑。诸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工程，从构想、论证到落地实施跨越多个“五年规划”，正是政策与规划稳定性的有力佐证。此外，高效的行政能力也为执行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等复杂社会工作打下了基础，为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扫清障碍。

其次，良好的政府财政信誉与完整的工业体系，为超级工程注入“持续动能”。超级工程的投资动辄数以千亿甚至万亿计，而中国凭借强大的中央财政实力与国有银行体系，能提供巨额、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同时，国家与地方政府依托良好信誉，可通过合规的社会融资渠道，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而在物资供应上，中国已形成覆盖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从钢铁、水泥等基础建材，到盾构机等工程机械，再到通信等高端技术，超级工程所需的几乎所有装备与材料均可实现国内生产、采购，既保障成本可控，也有效确保了供应安全。

再次，对自主创新的执着追求与工匠精神，为超级工程筑牢技术“硬核支撑”。中国复杂多样的地质条件，催生了各类独特的工程难题，也为技术突破提供了丰富场景。例如青藏铁路建设曾面临三大核心挑战：一是冻土区轨道路基受季节性冻胀融沉影响，易发生变形甚至断裂；二是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0%，既严重威胁建设者健康，也大幅降低机械作业效率；三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脆弱，一旦破坏便极难恢复。在中国工程师与研究者不懈攻关下，这些难题被逐一破解，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应对各类极端复杂挑战的经验。在工程需求的倒逼下，企业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部分领域甚至成为行业标准制定者与引领者。

最后，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文化基因凝聚起的社会共识，是超级工程的软实力保障。“全民小康”不仅是中国政府的执政目标，也是广泛的社会共识。具体体现为社会层面的普遍认同，民众对建设过程中暂时不便的包容，以及建设者在合理报酬外怀揣的为社会奉献的使命感。这份使命感支撑着无数建设者常年坚守在艰苦一线，在雪域高原、深山峡谷中付出巨大努力与牺牲。这种深植于社会文化的奉献精神，正是各类世纪工程顺利推进的“软件保障”。

从雪域穿越到云端架梁，中国超级工程的每一步突破，都是制度优势、工业实力、技术创新与社会共识的协同发力。这些工程不仅改变着中国的地理版图与经济格局，更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中国仍将以坚定的底气，继续书写超级工程的新传奇。（作者是广州大学交通运输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