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封建后，帝国贵族阶层消亡，也失去了应对外部世界的能力

作者｜李开元 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致力于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和史学理论的结合，追求打通文史哲、科学与艺术并举的新史学，主要学术领域为战国秦汉史与史学理论。

贵族阶层的消亡

西汉初年实行封建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既是一种新政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种新政治势力的养成。汉朝分封刘氏同姓为王，看重的是皇室的血缘亲族关系，将其当作政权的一大支柱。汉朝分封功臣为列侯，看重的是功劳，将功臣当作政权的另一大支柱。在封建制下，不管亲族的诸侯王，还是功臣的列侯，都是世袭继承，由此养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对于这种经由行封建养成新贵族阶层的政治行为，我曾经概括其为“新贵族主义”。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李开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深入一步考察，功臣列侯的身后根基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由创建汉帝国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不仅拥有高贵的身份、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财富，而且对于政治权利具有强烈的所有权意识，相对于皇权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诸侯王的身后是皇族和外戚，他们被刻意扶持和培养，逐渐成为能够与军功受益阶层拮抗的平衡势力。汉初的政权建立在这两大势力的平衡点上，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能够稳妥处理政权交替之际的突发事变，奠定了二百年长治的基础。

深入一步思考更不难发现，西汉初年推行的新贵族主义，也是一种纠偏改错的政治举措，针对的是秦王朝排斥王族功臣、消灭贵族阶层的政策失误。

回看历史，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主张废封建，直接针对的限制对象正是王族和功臣。他在上书中说：“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意思是，如今有赖于陛下的神灵，天下一统，都成为郡县。对于诸位王子和众多功臣们，国家用赋税加以厚重的赏赐，已经甚为充足，而且易于控制。

我们在前文的考察中说到，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已经被排除在政局之外，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已经完全不存在，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已经消失。而没有了封地的军功勋贵，在官僚制的文法消磨中逐渐边缘化，也失去了成为一种新贵族阶层的条件。

秦灭六国，远古以来的贵族王政消亡，唯一的幸存者正是秦国。秦始皇废封建，秦国的王族外戚在政治上等同于平民，功臣列侯的封邑也被剥夺，贵族阶层被废除。从此以后，秦朝成为天下唯一的国家，皇帝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官僚成为听命于皇帝的奴仆。独天下的专制皇权由此形成，皇权官僚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此出现。

阎步克先生在分析中国传统政体时认为，从政治势力上说，若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则国君难以专制。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看，限制国君专制的强大“中间阶层”，首先是贵族阶层。古来的贵族阶层，依靠天生的血缘获得世袭的等级身份；新生的功臣新贵，则依靠功业劳绩获得世袭的等级身份。这种世袭的等级身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于王权的力量，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贵族阶层是“自带流量”的。与此相对，秦的官僚阶层没有独立的身份，“自身不带流量”，直接依附于王权。

贵族阶层的存在，不但是限制国君专权的制衡力量，也是现代民主政体得以从英国产生的根源。从秦国的历史上看，每当王权出现继承危机时，都是由贵族出面来稳定政权。比如秦武王突然死后，穰侯魏冉与宣太后联手平定季君之乱，建立安定的新政权。又比如秦王政亲政之初，嫪毐之乱爆发，也是华阳太后与昌平君联手平定叛乱，稳定了政权。然而，当秦始皇突然去世，秦王朝出现继承危机时，再也没有贵族能够站出来维护政权的连续性，在李斯和赵高这类依附王权的官僚和近臣的把持下，二世而亡。这完全应验了当年博士淳于越的预言：“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汉书·地理志》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意思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认为周朝因为封建制度的衰微最终被诸侯所灭亡，所以，不分封尺寸的土地，将天下全部实行郡县制，彻底消灭了古来贵族的后代，没有任何遗留。值得注意的是，秦统一天下，推行单一郡县制，不仅消灭了各国的贵族，从最终的结局上看，也将秦的贵族消灭了个干净，有五百年悠久历史的秦国也因此消亡。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远古以来的氏族贵族及其社会结构，也至此而彻底终结。

失去应对外部世界的能力

汉朝建立之初，内有侯国王国，外有匈奴百越，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关系，成为汉王朝施政和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汉王朝与秦王朝极不相同之处。

通观整个汉帝国的周边世界，北方有匈奴，南方有南越，东北有朝鲜，东南有闽越，西南有西南夷。为了应对周边四方，汉朝逐渐树立起一种多元的世界观，创建出一套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史家称之为“册封体制”。册封体制后来发展成近代以前通行于亚洲东部的一种国际秩序。中原的王朝国家，通过称号、印玺、任命书的授予，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一种宗主国和从属国的君臣关系，以此确立所在区域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

在“册封体制”的运作之下，以汉朝为中心，在亚洲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政治文化势力圈，史称“东亚世界”和“中国文化圈”。东亚世界的地理范围以汉朝所在地区为中心，包括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朝鲜所在的东北地区、南越所在的岭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北部、西域各国所在的中亚地区、西南夷所在的云贵高原、东海中的日本列岛，后来也被纳入其中。放眼全球，与东亚世界平行并列者，西方有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世界，南亚有印度世界，中亚有两河文明世界。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先生，是“册封体制”、“东亚世界”和“中国文化圈”概念的创建者。西嶋先生的研究视野开阔，他将中国史研究纳入了区域史和全球史的范畴，提炼出精准致用的概念，规范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理想类型，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西嶋先生“册封体制”说的基础，是日本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栗原朋信对于玺印的研究。通过对传世和出土玺印的研究，栗原先生认为，汉帝国存在内臣、外臣和客臣三种臣属形式。大体说来，全面遵守汉朝的德、礼、法三种规范者，属于内臣，比如侯国和王国；只受德和礼的约束者，属于外臣，比如周边如南越、朝鲜、西南夷；更为对等、主要受礼约束者，属于客臣，比如匈奴。三种不同的臣属关系各有不同的册封形式和内容。西嶋先生据此深入扩大，把内臣的册封看作汉帝国疆域以内政治关系的确定，将外臣和客臣的册封看作汉帝国疆域以外政治关系的确定。从而，汉朝与外臣和客臣的关系具有外交性和国际性，由此建立的政治关系就是国际秩序，由此所形成的跨国家的政治文化圈，就是东亚世界。

西嶋先生进一步指出，“册封体制”的形成与汉帝国的国家构造，特别是封建与郡县并行的郡国制有直接的关系。具体而言，“册封体制”是郡国制中封建制的延伸，没有封建制在帝国内的存在，就没有帝国外册封体制的出现。也就是说，汉帝国“册封体制”之所以能够建立，源于西汉初年实行了封建与郡国并行的郡国制。

西汉初年，汉帝国是联合帝国，而不是统一帝国，是一个由帝国、王朝、王国和侯国组成的四级制国家联合体。在这个国家联合体中，列侯拥有对于侯国的统治权，诸侯王拥有对于王国的统治权，汉朝兼有对于皇帝直辖地的统治权和对于王国和侯国的政治主导权。为了治理联合帝国内复杂的封建关系，汉朝中央政府相应地发展出一套多层次的法治体系。管理侯国有侯国法，管理王国有王国法，大致是一种统一法制下的间接统治形式，不同于汉朝对于直属郡县的直接管理形式。从两汉四百年的历史来看，汉朝政府通过法律的修改，在不同时期对于王国和侯国的内政有不同程度的干预和介入，却从来没有废止的打算。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历史来看，封建的理念和实践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历朝历代，从来没有消失。

在这个四级制联合帝国之外，北方有匈奴帝国，南方有以南越国为主的百越诸国，它们都在汉帝国的疆域之外，与汉帝国的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对外关系。

西汉初年，汉朝最重大的对外关系，是与匈奴帝国间的关系。经过“白登之围”的败局之后，汉朝政府通过纳贡和亲承认了匈奴的强国地位，在对等的国家关系认识中，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和局限。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如何逆转汉匈之间的强弱关系，将匈奴纳入册封体制中来，是汉王朝用力最深、持续最久的最大课题。

南越国建立在刘邦称帝建立汉王朝的前一年。该国曾经是秦帝国的郡县，是在秦末之乱中由驻防南越的秦南部军独立创建的国家。与对匈奴的关系不同，汉朝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南越视为对等的国家，而是视为接受汉帝国册封的附属国家。

关于南越接受汉朝册封的事情，史书上留下了汉朝使臣陆贾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佗放弃“帝”号，归属汉朝称臣的故事，事在高帝十一年。按照汉朝的制度，册封诸侯王国，应授予金印紫绶，就是黄金铸造的印、紫色丝绸编织的佩带。按照汉朝政府于高帝六年修订后的诸侯王国法，诸侯王必须是刘氏王族，王国相由汉朝任命。汉朝册封南越国，也是授予金印紫绶，不过，诸侯王不是刘氏，汉朝对于南越国的内政也完全不干预。汉朝政府将汉帝国内的诸侯王称为内诸侯，置于汉朝法律的管理之内，将汉帝国外的诸侯王称为外诸侯，不在汉朝法律的管理之内。外诸侯的义务在于称臣纳贡，维护边疆的安全和往来的畅通。

以此反观秦王朝，由于废封建实行单一郡县制，从一方面看，中央政府和皇帝的权力确实强化了，帝国内诸侯相争的隐患消除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秦王朝对于不能实行郡县制也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也随之失去了应对能力，无法同汉朝一样，在更加广大的区域建立起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对更加广阔的地域建立起开放的势力范围。

众所周知，秦统一天下后，对百越地区先实行军事征服，然后建立郡县，实行直接统治；对匈奴也是实行军事征服，派遣三十万大军出击，占领了河套地区，实行郡县统治。但是，对于无法实行郡县统治的蒙古高原，因为无力应对，只有修建长城，将其与能够实行郡县统治的地区隔离，以不承认、不往来的自闭方式，完成单一郡县制下天下一统的自我满足。

所以说，秦帝国的单一郡县体制坚硬板结，有效治理的范围狭小有限。与此相对，郡县和封建并行的汉制柔韧灵活，有效治理和间接统属的范围广大辽阔。通观两千年的帝制中国，更多继承的是柔韧灵活的汉制，而不是坚硬板结的秦制。总而言之，汉承周秦二制，行王霸之道，能长治久安。历代以史为鉴，皆行汉制而戒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