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夫妇做媒，32岁的滕海清很快结了婚，对女方印象：泼辣能干

1941年11月的一个傍晚，“滕旅长，坐这儿，比赛马上开始！”李斌县长冲着刚到操场的滕海清高声招呼。操场四周点着汽灯，新割下来的稻草味混着汗味飘在空气里，临时拼起的木凳显得有些摇晃。对这位刚从前线赶回淮宝修整的十一旅旅长来说，篮球赛并无吸引力，他只是出于礼貌露面。

坐定没多久，兰冬踩着泥地小跑而来，身边跟着一位个子不高、脚步干脆的女干部。兰冬笑着介绍：“这位是盱宝区民运部长王彬，同你们旅里不少同志都打过交道。”灯光下，王彬抬手敬礼，目光直接，语速很快。滕海清回了个并不娴熟的微笑，脑子里只蹦出四个字——泼辣能干。

球赛结束，县长夫妇邀二人去家里喝碗红薯粥。饭桌上，兰冬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到个人婚姻。滕海清被问得有点尴尬，只低头喝粥。王彬却爽快：“三十二岁算啥？咱们这儿有连长三十五还没成家哩。”一句话把气氛调活。那一夜，两人不过说了几句客套话，却给彼此留下深刻印象。

事情要追溯到更早。滕海清1910年生于安徽一个佃户家，白天跟父亲下地，晚上借油灯读《三国志》，心里盘算的却是如何让穷人抬头。16岁，他拉着家里唯一的棉被报名参军。淞沪、徐州、皖东，一个战场挨着一个战场，他靠胆子和韧劲从班长一路升到旅长。缺少的是婚姻，而非军功。

王彬则完全不同。山东巨野的逃荒路把她家带到滁县，家里八个孩子，她是老大。能读书时就拼命读，交不起学费就半工半读。日寇犯滁那年，她亲眼看着弟弟被推到街口刺死，血溅在青石板上，她在旁边被人死死按着，心里那股恨意至今没散。后来她拉起第四十工作团喊出“坚决抗日”，城外的全椒县兵丁打进来，她拿着一杆老步枪守过街角。新四军苏皖边区需要干部时，她毫不犹豫钻进芦苇荡，穿出另一端就成了王彬同志。

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多半年轻，流动性也大，组织对“个人问题”格外上心。一旦有合适对象，政委、主任、县长都会出面牵线。孔石泉政委听说王彬与滕海清见过面，立即骑马到岔河想替部队“探口风”。结果女方当天回区委会，错过了正式“面试”，让孔政委直呼遗憾。

1942年1月初，十一旅接到军部命令：与二师五旅对调，半月内完成机动。滕海清忙得脚不沾地。县长李斌看准时机，把王彬请来办公室，开门见山：“移防在即，拖久了不合适，你们干脆成个家。”王彬皱眉：“认识才一个月。”李斌摆手：“前方天天打仗，后方天天动员，咱们也得考虑干部稳定。”话虽直接，却挑不出错。

1月12日夜，岔河小镇挂起红灯笼，县剧团敲锣打鼓，在院子里唱了两段《小桃红》。没有酒席，只煮了一锅高粱米，小伙子们自带炒豆。婚礼证词由孔政委照搬总政模板宣读，八句不到就结束。第二天拂晓，部队开拔。王彬站在村口，冻得直跺脚，也咬着牙没掉泪。滕海清骑在马上回头看，冲她举了举拳，算是告别。

之后的几个月，两人隔着一条洪泽湖不断通信。信不长，几乎全是行军坐标、粮秣情况、缴获数字。偶尔一句“注意身体”，已经是难得的温情。有意思的是，王彬后来回忆，自己最喜欢读的却是丈夫在信封背面标的日期和方位，那代表他还活着。

同年夏天，师长彭雪枫给爱人林颖写信，提到“小滕夫妇结婚三天就分开，有些说不过去”，请林颖帮忙把王彬调到十一旅政治部。九月，调令下来，王彬成了组织科干事，负责战士补充和文化夜校。距离丈夫不过三十里，骑自行车半天就能碰面。战火滚滚中，这样的距离已经算奢侈。

战争并未因婚姻而放缓。1943年，皖东战局吃紧，十一旅连续打了三场硬仗。王彬白天写总结，夜里到救护所帮护士绑绷带。滕海清在前线搭指挥所，吃的是炒黄豆，睡的是土坎。两人仍是聚少离多，却都觉得心里有了根。后来滕海清说，能安心打仗，是因为后方有个“不怕炸的媳妇”撑着。

如果要在那个年代寻找爱情范本，滕海清与王彬显然不算浪漫。没有缠绵书信，没有手抄诗词，连婚礼照片都没留下一张。可这段婚姻满足了组织对干部稳定的期待，也让一位粗犷旅长和一位火辣部长找到了并肩的同伴。对那条崎岖的抗战道路来说，这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