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朱守城文房器物观展记（下篇）

上篇我们分享了朱守城墓出士木质文房器具十五件中的七件文物，下篇我们继续分享剩余八件。

高8.9厘米，口径2.2厘米—3.1厘米，腹宽4.9厘米;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紫檀嵌银丝浅浮雕螭纹扁瓶侧面; 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紫檀嵌银丝浅浮雕螭纹扁瓶口沿部;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椭圆口，长颈，腹部鼓坠，高圈足。口沿周匝起宽皮条线，嵌银丝连续回纹。圈足也镶嵌细银丝，组成连续的山字纹。瓶身铲地浮雕三螭蟠绕，两小一大，爪尾相接，纵横遒逸，极圆婉流畅之美。

瓶子形制往上溯源可至商周时期的青铜觯，觯是酒器，也是礼器。南宋时，国家政治中心南迁，仍将祭祀作为国之大事，所谓“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南渡仓促，遂以陶瓷器、竹木器替代，瓷器烧造出现了复原青铜礼器的型样。宋代复古尚礼的风尚与政治需求，导致大规模和系统性地摹古。不过，宋代崇古但不泥古，觯形器物与商周青铜觯还是有区别，原本的侈口逐渐收敛，形制更简约含蓄。宋代焚香所用收纳匙、箸的筋瓶多用觯式，明代士人阶层推崇宋人审美，紫檀瓶子的形制是对宋代觯形筋瓶的模仿，也同样作筋瓶用。

复古的不只是器型，也包括雕饰。螭纹最早流行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到了宋代因为复古风尚重新出现，多出现在雕刻件中，如玉雕与漆雕等。明代工艺品中螭纹的运用更为普遍，如《长物志》中提及的“近做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匣”，“滚螭”即指这种三角头，细颈，身躯宛转的螭龙形象。

西周青铜觯，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

朱守城墓出土紫檀瓶纹饰拓片，原载于《文物》1992年第5期

南宋官窑贯耳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螭纹玉璧，浙江金华郑继道墓出土

直径8.5厘米，高3.3厘米;2025年摄于上海博物馆

旋制。形制特征与上例紫檀素圆盒相似，尺寸略大。

盒盖平顶，镶嵌材料几近不存，依所截图形分辨出有松、鹤、云、月和山石。此盒混用了镶嵌和雕刻两种手法。部分松枝用减地浮雕，还用线刻表现云气，这在镶嵌器中比较少见。外圈镶嵌菊花缠枝图案，银丝做花茎，贝母做花卉，叶子镶嵌材料不明。

此盒较少展出。2018年浙江博物馆、2020上海博物馆、2025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均未见其踪迹，更早的2014年上海博物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展出过。上海博物馆东馆建成后，五楼“诗心造物——江南工艺的世界”固定陈列。

高2.7厘米，短径4.1厘米，长径5.5厘米;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盖盒分开的状态;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器作椭圆形。顶部隆起，边缘起细棱。上下撞口处起宽皮条线，并用银丝镶嵌连续回纹，盒身向下逐渐收敛。盖面镶嵌螺钿，依所截图形判断应是螭纹，惜残落。

已出版书籍、展览阐释用途时，皆断为印盒，但椭圆形空间储存印章似不妥。盒中没有朱色印泥残留，应该也不是印泥盒。

紫檀嵌银丝螺钿螭纹圆盒;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与之相似的一件紫檀莲子圆套盒，内盒上镶嵌螭纹螺钿;2025年摄于香港两依藏

闲趣居藏黑漆嵌螺钿螭纹戥子盒;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长10.8厘米，宽7.2厘米，高2厘米;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紫檀嵌银丝螺钿胡人驯狮纹砚具;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器物由两部分组成，盖的一端有轴，可以翻启。砚身一木整挖，四面平直，四角内外皆圆角，盒底斫四矮足。

盖面镶嵌螺钿胡人驯狮图，狮子形象大部完整，大头，螺发。砚身口沿嵌银丝连续回纹。

这种器物不多见，用途不明。上海博物馆将其定为摆件，即并无使用功能的工艺品，只堪观赏。这次香港展览有两件闲趣居相似藏品，标注为砚盒。砚盒一般指砚台的盒子，这种器具中并无石质砚台，盒盖平放后与砚身平，显然也无放置砚台的空间。不过砚盒也可以释义为研墨用的盒子，目前私人收藏的相似物品，可见砚池中有研墨或研朱的痕迹。

在近代墨汁流行之前，砚台是古代书房必备文具。但石质砚台较重，体积也大，外出携带颇有不便。遇到事发突然，临时需要题签等情形时，需要一种方便砚具来满足少量研磨需求。

当然，这是一种猜想，具体用途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闲趣居藏紫檀错银百宝嵌砚具两件;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紫檀百宝嵌砚具两件，左侧也是胡人戏狮题材;2025年摄于香港两依藏

木柄长7.5厘米，玉首高2.2厘米，宽2.5厘米，厚1.2厘米;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小剑的柄，紫檀嵌玉。剑身，剑鞘已不存。玉首刻云纹，紫檀木剑柄中雕一虬，鬃鬣纷披，角很长。有角者为虬，无角者为螭，但明代已经螭虬不分。

高16.5厘米，直径3.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筒身拓片，上海博物馆藏

顶盖与底座拓片，上海博物馆藏

香筒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竹雕香筒顶盖与座用紫檀木制成，雕刻两只姿态各异的螭龙。与紫檀小瓶、剑柄上雕刻的稍有不同的是，香薰上雕刻的螭首鬃鬣分明但无角。

并未见到这件实物，香薰上一次展出是十一年前，在2014年上海博物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中展出过。这件本应归为竹刻的专题，因底盖均用紫檀雕刻，也是研究晚明细木器制作工艺的重要文物。

这件香筒是竹刻的大名品，是目前唯一确认无疑的朱缨作品，也是唯一一件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明代名家竹刻。竹刻工艺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暂不赘述，但有一个工艺细节有意思——人物和动物的眼睛、棋子等，都用乌黑发亮的细小角质材料镶嵌。

古代佛造像眼睛也有另外镶嵌的，有琉璃、宝石等材质；宋代绢本花鸟也有用生漆点睛。这些材质有光泽，镶嵌的眼睛会随观者位置角度变动而变化，尤显生动。

宋代绢本花鸟画中的生漆点睛

长28.2厘米，宽2.8厘米，通高3.2厘米;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黄花梨制，中间嵌有玉卧犬。玉犬似为宋代旧玉。

1992年发掘简报中定为镇纸,实为压尺。宋李昭玘《乐静集》记有白石压尺，宋刘宰《漫塘集》记有檀香压尺。文震亨《长物志》将镇纸与压尺两者分开描述，“压尺”条云：“以紫檀、乌木为之，上用旧玉璏为钮，俗称昭文带是也”。玉璏是剑饰，可以镶嵌做钮，而这件用宋代玉卧犬为钮，意趣相近。

压尺又名书尺，与镇纸用途不同。书写绘画时，镇纸可压住纸张四角；压尺用于翻书时避免书页起翘。

黄花梨嵌玉犬压尺;2020年摄于上海博物馆

黄花梨嵌玉犬压尺边棱起凹线;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紫檀嵌玉压尺;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长21.8厘米，宽1.4厘米，通高1.5厘米;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紫檀嵌玉压尺较黄花梨嵌玉卧犬压尺要小。

中间嵌一桥形白玉作钮，这可能是明代马鞍形戒指戒面，下半部也许残断。江南园林的小径用旧砖瓦铺砌也是如此，物尽其用，再续生命周期，这与今天时髦的“可持续性”设计思想不谋而合。

紫檀压尺与黄花梨压尺边棱皆起凹线。凹线是一种装饰，但不只是为了美观而装饰。假如压尺不起凹线，直角的尖锐边棱容易发生磕碰，如果将边棱倒成凹线，就避免因磕碰而产生残损的情况；另外，凹线使压尺的边棱变钝，因此更安全了，人与其发生碰撞时也不易受伤。

后记：

朱守城墓中出土了众多紫黄文房用具，有观点据此认为他是文人，可棺椁中未发现墓志，身份终不能判定。近年学者发现了其子朱显卿的墓志，记“父铃，号守城公者，以农起家，颇积高赀”，这显示朱守城并非文人，而是以农起家的富户。松江人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所说的“隆、万以来，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说明当时江南文人专属优雅生活方式的普遍化与商业化趋势。《金瓶梅》第三十四回花了很多笔墨描述西门庆的书房，几榻书画器具一应俱全，可主人是个文盲，但他需要这些来作为社交活动中标榜品味的道具。但朱守城可能并非附庸风雅之徒，风字砚池中有墨锈，应是其生前常用物。也许他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文人，但不排除他生活中也有文化活动，审美品味可能还不低。

《长物志》对雅俗之制有清晰细致的辩论。有人援引文震亨对笔屏、竹雕香筒等物的批评，认定朱守城文房用具是俗品。如果将更早时间出版的《遵生八笺》与《长物志》比较会发现，两位作者虽然都是明代江南文坛翘楚，但对器物的审美判断常有抵牾，比如高濂就不以笔屏之制为恶，还赞其“天生奇物，宝为此具”。文震亨之说对我们了解晚明士人阶层的文化生活和审美趣味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将其观点普遍化和绝对化。

朱守城墓址在今上海市宝山区，明代属苏州府太仓州管辖。朱显卿墓志记述他在办完父亲丧事后“劳与疾遘，遂不起”，朱显卿殁于万历二年，如此推算朱守城主要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明人王世性《广志绎》记载：“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缙绅，则留意声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始盛”。另《云间据目抄》载：“自莫延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这些资料说明用紫檀花梨制作细木器主要流行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而苏州地区是核心地区。李日华日记中写在安徽境内，“入一小肆中午餐，几案楚楚，熏炉砚屏，若苏人位置”，可见苏州引一时风尚之先，并影响毗邻地区。

明代隆庆元年开放海禁，紫檀黄花梨等木材自海外大量舶来。有了致密坚韧的新材料，木匠可以大胆探索更复杂结构和更精巧榫卯的可能性。另外，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工具的进步，这个时期木工工具基本完备，木匠有了加工处理坚硬木材的技术基础。匈牙利雕塑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说：“你无法做出你想做的东西，你只能做出材料允许你做的东西。”在朱守城文房器物上，我们可以看到木匠与材料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天然赋予材质的物质性被木匠之手敏感地捕捉到。

2018年后，朱守城文房器物在杭州、上海、香港展出共三次，除朱缨竹刻香薰外，其余十四件均已亮相。看展多的好处是能看到文物的不同状态，了解更多信息，比如上海展出时看见了笔屏的背面；“昭来堂”铭木盒在杭州展览时是打开的，便能看清盖底的铭款；这次香港看到紫檀小瓶和剑柄，二物都是多年所企尚，会心豁目，喜不可言退。

香港这次展览用书画、服饰、乐器、首饰、瓷器、书籍、家具等等去还原晚明江南的物质文化与社会情境。将朱守城文房器物放在晚明都市文化背景中去审视，将帮助我们对实物的考察，从工艺美术进入更宽阔的视野中。

撰文｜邓彬

图片拍摄｜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