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朱守城文房器物观展记（上篇）

2025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文化”展，有一组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明代木质文房器物，大多用紫檀、黄花梨等珍稀木材制作，或素工、或镶嵌，物力蕴藉，匠作质良，反映出晚明江南细木器工艺的发展面貌。

朱守城墓出土木质文房器具十五件，紫檀笔筒一、黄花梨砚匣二、紫檀嵌大理石笔屏一、嵌玉压尺二、紫檀圆盒一、紫檀嵌螺钿圆盒二、紫檀嵌银丝螭纹扁瓶一、昭来堂铭圆盒一、紫檀嵌螺钿砚具一、紫檀梳妆匣一、紫檀螭纹剑柄一，还有一件朱缨款竹制香薰，因其盖与座皆用紫檀木，所以一并纳入研究。虽然上海地区还有顾叙墓、顾东川墓出土过紫檀镜盒等文房器物，但朱氏文房器物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罕有其匹，至今未有望其项背者。

遇见这批文物有三次，分别是2018年浙江博物馆“长物为伴——宋明文人之雅致生活”展，2020年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和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展览。这次看到了前两回未展出的几件，了却遗憾，欣然而返。

独乐不如众乐，将三次观展资料一并梳理，向读者呈现完整面貌。

紫檀嵌大理石笔屏;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高20厘米，底座长17厘米，宽8.5厘米;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紫檀木质，屏心嵌云石。

屏风有大小尺寸之别，用途不一。桌上小屏亦称砚屏，置砚台前挡风以防墨汁干涸，也可以为灯烛避风。笔屏兼具笔插与砚屏的功能，笔插是一种竖向的置笔用具，后来被笔筒取代。朱守城墓出土文物中有笔插也有笔筒，佐证明代中晚期是这两种置笔用具的交替时期。

笔屏设计颇具巧思，以书房窗前为情境。屏风前放置一张束腰式直腿内翻马蹄书桌，是真实书桌的微缩版。大理石白质黑文，纹理似书房外的山峦，明代胡应麟喜爱大理石屏，有诗咏之：

“奇峰置案头，恍忆包山麓。万朵洞天云，鞭龙入林屋。”

设想当年主人伏案窗前，笔屏放置桌上，“窗前书桌”以不同情境和尺度两次出现，一大一小，一实一虚，景象有了反复推进延伸的可能。不禁让人想起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电影《盗梦空间》，身在何处？心又能多远？

《长物志》论大理石优劣：“白若玉，黑若墨为贵。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屏心镶嵌的大理石应属上品，老坑水墨底，山形花纹清晰干净，选料甚佳。

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谈自家书房用笔屏：“余斋一屏如之，制此似无弃物。有大理旧石，俨状山高月小者，东山月上者，万山春霭者，皆余目见，初非扭捏，俱方不盈尺，天生奇物，宝为此具，作毛中书屏翰，似亦得所。”朱守城笔屏所镶石芯宛如大写意山水，诸峰拱聚眼底，峦色峰势，森然竞出。

杭州与香港只展出正面，但上海展出时可见石屏的背面;2020年摄于上海博物馆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边框的打洼和站牙的线条;2018年摄于上海博物馆

笔屏用紫檀木制成，一说底座为鸡翅木，也有人写文章反对此说。现场反复观察，似有鸡翅纹，但未上手前不能确定。

边框做指甲圆线脚，迎面打洼。上方转角内外皆做圆角。屏下设壸门券口，沿边起阳线。站牙为宝瓶式，线条干净利落。

笔屏正面设束腰马蹄长方形桌一张，小器大作，做法与大书桌同，一丝不苟。桌面起宽拦水线，冰盘上舒下敛，下缘与束腰连为一体。牙板素直，与腿足交圈，弧度大，气息舒展饱满，这是明代家具的造法，入清之后同类型家具的处理则局促与草率许多。马蹄兜转也不急，徐徐而进。

笔屏束腰桌桌面、牙板、腿足相交处;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笔屏束腰桌马蹄与底座;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日本私人藏明代彩漆嵌螺钿笔屏

高15.5厘米，口径8.8厘;2020年摄于上海博物馆

整木旋制，上下直径有别，上大下小，素面。口沿打洼。外缘起宽皮条线，宽约一厘米。皮条线向下减地，为素身笔筒留下一周微凸的宽边，犹如玉带一般。

底镶三足圆座，圆座上缘沿边起细棱，犀利纤细，与笔筒的宽边上下呼应，相应成趣。底座腹部微鼓，弧度不能太平滑，曲度上下要有节奏变化。与明代扁鼓式柱础一样，形似压扁的面饼，要表现出它“受力”的状态，这也是中国艺术中生机活泼的具体表达。

口沿打洼。明代文房器常在不经意处下功夫，低调、含蓄;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紫檀笔筒;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高9厘米，长26.3厘米，宽16.3厘米;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匣盖四周微微去低，起碗口线。盖子与匣身撞口上下起宽皮条线，盒身向下逐渐向内收敛。匣内有屉子，子母口，将匣内上下分格，内有木梳子三把。

这种尺寸的长方形硬木盒子传世颇多，一般以为是文具盒，但此匣内放置的梳子说明其真实用途，明代将收贮理发用器的盒子称为梳具。古代男子需要盥漱‌‌栉发‌，《礼记》：“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衣绅”，梳妆盒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具。《长物志》“梳具”条：“梳具以瘿木为之，或日本所制，其缠丝、竹丝、螺钿、雕漆、紫檀等，俱不可用”，可见当时紫檀制梳具已经流行。

匣子立墙之间的接合用闷榫，制作精良，但也一些工艺细节与后世有别。比如顶盖与四周立墙的接合相对直接，而晚期的做法是在顶盖边缘出榫舌，再纳入立墙的浅槽中，不见接缝，结构精巧。底板与匣身的结合也是直碰，晚期做法是在立墙内缘开槽，底板四周踩边簧入槽。两种做法孰优孰劣？后者工艺上更复杂精巧，但遇碰撞则易损坏，前者更质朴有力。

紫檀匣子顶部边沿;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紫檀匣子立面局部;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黄花梨砚匣;2020年摄于上海博物馆

长9.6厘米，宽5.3厘米，高3.3厘米;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匣中碧玉砚，玉砚不宜发墨，一般用于研磨朱砂。

1992年《文物》杂志载《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中判断此砚匣为红木材质，2009年文物出版社《上海明墓》书中沿用此说，2018年浙江博物馆展览时，更正为黄花梨木。

小匣，匣盖立墙用明榫相接，工艺似不及紫檀梳妆匣用闷榫讲究，这也说明朱守城文房来自不同作坊。如果这批文物是主人生前用具，那么在不同时期购入是合乎逻辑的。

盒底一木整挖，四周打洼。打洼不仅为了装饰，也是为了方便抓取，如果立面平直，薄底座便不易拿起。古人设计一件器物，会考虑实际使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妥善解决。

现代交互设计有一项“示能”原则，即物品的特性与决定物品预设用途的主体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例如，装在门把手位置的球形门把手暗示为旋转、推开或拉开。砚盒底座的打洼线脚即是一种“示能”，暗示人们可以用手抓取这个位置。

盒底立墙打洼;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立墙之间用燕尾明榫;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长23.1厘米，宽14.7厘米，高3.7厘米;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砚池中有墨锈，这说明是生前所用砚;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内置端砚，前宽后窄，形似风字，也称“凤字砚”。砚池内墨锈斑斑，显示砚台应是主人生前使用的文具，并非陪葬明器。

依砚形斫制木匣，上下皆一木整挖。盖子边缘微微去低，起碗口线。砚盒内底前部凿出两个小圆浅坑，以承砚足。盒底附四条矮足着地。

1992年的发掘简报与2009年文物出版社《上海明墓》均断此砚匣为红木材质，2014年上海博物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展出此砚匣，标牌更正为黄花梨木。

高4.2厘米，短径6.8厘米，长径8.2厘米;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盖子底部铭文;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圆形可以旋制，但椭圆形则需斫制，椭圆盒制作难度大，少见。

整木挖出盒身与盖。盒盖中部隆起，四周与立墙交界处起细棱。盖、身以子母口相合，撞口位置上下周匝起灯草线。平底。

此盒材质争议大。1992年的发掘简报中认定为桂圆木；2009年文物出版社《上海明墓》判断为榉木；2014年上海博物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中标注为黄花梨木；2018年浙江博物馆“长物为伴——宋明文人之雅致生活”展中又重新识别为榉木。莫衷一是，也可见木质鉴识之难。

断为桂圆木的原因可能是表面的水波状纹理，但桂圆木的纹理规律些；黄花梨木的可能性也不大，纹理与鬃眼都不似从，另外从盒子出土脱水后的轻微变形状态判断，似乎非硬木材质。盒子顶盖纹理很美，应该是影木，影木又名瘿木（即树瘤），但是何种树的影木呢？2018年在浙江博物馆展出时盖底朝外，现场观察感觉是榉木；这次在香港辨认盒子顶部纹理特征，似乎楠木影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盖底阴刻篆书“昭来堂”三字。朱守城文房器具中独此盒有铭文，可见主人爱惜之切。或作香盒用。

盒子打开状态;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盒子闭合状态;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直径7.1厘米，高2.7厘米;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

旋制。素器。顶平，边缘周匝减地造弧面，形成弦纹装饰效果。盖子与盒身立墙等高，下部收敛与盖子呼应。圈足。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篇。

撰文｜邓彬

图片拍摄｜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