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灭国皇室：国君全是傀儡，被迫近亲通婚，最终仍被灭族

南唐灭国后，后主李煜沦为阶下囚，往日的尊荣，荡然无存。

更令人唏嘘的是，据传他的妃子小周后被宋太宗赵光义强行宠幸。为了保全李煜的性命，小周后只能将屈辱与痛苦深埋心底，选择忍气吞声。

在这样无助又压抑的处境中，李煜将满腔的亡国之痛，与人生愁绪倾注于笔端，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句，更是道尽了他内心无尽的悲凉。

有人认为这是“祖宗作恶，报在子孙身上”，只因南唐的建立，就是农夫与蛇的重演。

要探寻这段过往，就要从唐末时期南吴的奠基者——杨行密说起。

唐末草莽英雄杨行密：南吴基业的开创者

杨行密（公元852年-公元905年），字化原，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贫寒家庭。尽管家境困苦，但他却天生异禀：不仅身材高大，而且身手矫健，智谋过人。

唐末年间，天下大乱。杨行密看准时机，投身到起义军中，希望能在乱世中闯出一条生路。可惜好景不长，起义很快就失败了，杨行密也因此沦为阶下囚。

幸运的是，庐州刺史郑綮，见他相貌奇特、身材魁梧且孔武有力，不仅没有对他施加惩处，反而看中了他的潜力，派往西北边疆驻守。在军队中，杨行密凭借出色作战能力，逐步晋升为队长，开始崭露头角。

公元887年，杨行密守边期满，率领部下返回庐州。然而，当地守军却因他出身低微而轻视他，甚至逼迫他再次前往边疆驻守。

长期的压抑与不公，让杨行密忍无可忍，他怒杀了故意刁难他的指挥使，随后振臂高呼，起兵反抗。

他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由于平日颇有威望，部下纷纷响应。时任庐州刺史郎幼复见状，吓得弃城而逃，杨行密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庐州，正式开启了他争夺江淮的征程。

占据庐州后，杨行密并没有急于向外扩张，而是选择先稳固自己的根基。一方面，他积极招兵买马，加强军队训练，提升军事实力；

另一方面，他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宽徭薄赋，让庐州的人口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他还广纳贤才，只要有真才实学，无论出身如何，他都愿意重用。袁袭、田頵、安仁义等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前来投奔，成为他日后成就大业的得力助手。

随着势力不断壮大，杨行密开始着手向外扩张，其中攻打宣州赵锽势力的战役，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谋略。

公元891年，他先是采用“疲敌之计”，派遣小股部队，在宣州的多座城门附近不断骚扰，让赵锽的守军疲于奔命。

待敌军防备出现松懈时，杨行密亲自率领主力，集中力量猛攻宣州的一处关键城门。最终，破城而入，生擒了赵锽。

此战后，杨行密的威名传遍江淮地区，他又趁势陆续攻占了苏州、常州、吴州、楚州等地方，基本控制了江淮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成为当地势力最强的割据势力。

站稳脚跟后，杨行密将重心转向了江淮地区的治理。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工程，鼓励开垦荒地，大幅提升了粮食产量，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此外，他还积极发展商业贸易，打通了各地的贸易通道，让江淮地区的商业往来日益频繁，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昔日繁华的扬州，在他的治理下，重新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吸引了无数商人与手工业者前来定居。

公元902年，为了遏制朱温的扩张，唐昭宗正式册封杨行密为吴王，南吴（又称“杨吴”）就此建立。

此时的南吴，疆域辽阔，兵力强盛，在唐末的乱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然而，长期的征战与繁重的治国事务，耗尽了杨行密的精力。公元905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这位从草莽之中崛起的江淮霸主，用一生的征战与治理，在唐末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吴的局势，也因此急转直下。他的儿子们能力平庸，根本无法掌控朝堂局势，权臣徐温趁机崛起，逐步夺取了南吴的实权。

他以金陵为基地，远程操控位于广陵的南吴朝廷，甚至能废立南吴君主废。

比如，他曾支持杨行密的四子杨溥称帝，而杨溥虽为君主，却毫无实权，沦为彻头彻尾的傀儡。

尽管徐温掌控了南吴的大权，但在权力传承的问题上，却未能如他所愿交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反而让养子徐知诰最终夺走了权力。

这一结果的出现，源于多种因素的叠加。

徐温晚年时，长子徐知训被人杀害，次子徐知询多次向他请求，希望能取代徐知诰的位置。

但徐温始终犹豫不决：一方面，徐知诰能力出众，处事沉稳老练，能够稳定南吴的局势；另一方面，徐知诰对徐温极为孝敬，多年来从未出过差错，徐温与妻子陈氏念及多年的养育之情，也不忍心将他抛弃。

徐温的犹豫，为徐知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徐温去世后，南吴的权力被徐知询与徐知诰平分：徐知询主外，掌握着南吴的兵权；徐知诰主内，掌控着朝堂政务。自此，兄弟二人之间的权力较量正式展开。

徐知询自恃手握兵权，又占据着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对徐知诰极为轻蔑。而且他待人苛刻，不仅对自己的弟弟们冷漠无情，对严可求等跟随徐温多年的老臣也态度傲慢，渐渐失去了人心。

反观徐知诰，始终坚持笼络人心：他对徐氏家族的子弟关怀备至，时常嘘寒问暖；对朝中的老臣也恭敬有加，尊重他们的意见。久而久之，他逐渐赢得了徐氏宗族与朝臣的支持，在“人和”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

徐知询曾以“奔丧”为由，召徐知诰前往金陵，试图在自己的地盘上夺取他的权力。

但徐知诰早已识破了他的计谋，并未上当。后来，徐知询又主动前往广陵入朝问罪，反而落入了徐知诰的掌控范围。

徐知诰先是以晋升官职为名，剥夺了徐知询的兵权；随后又设宴款待他，暗中在酒中下毒，想要彻底铲除这个心腹大患。

幸运的是，徐知询的侍从申剑高识破了毒计，主动饮下了毒酒，徐知询才得以侥幸逃脱。

尽管毒杀计划失败，但此时的徐知诰已牢牢掌控了南吴的局势。最终，他收回了徐知询手中的全部实权，并将其软禁起来。至此，南吴彻底成为了徐知诰的囊中之物。

掌控南吴后，徐知诰开始逐步推进篡吴建政的计划。大和元年，他前往金陵镇守，并被晋升为东海王；大和三年，他效仿当年徐温的做法，让自己的长子李景通坐镇广陵，掌管南吴的朝政，为自己日后称帝铺路。

天祚元年，南吴君主杨溥被迫加封徐知诰为上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齐王，并将十州之地划为齐王国的疆域。此时的徐知诰，已经拥有了当年徐温的全部权势。

不过，由于杨溥继位后并无过错，徐知诰担心贸然篡位，会失去人心，于是便按兵不动。

但随着年岁渐长，他的头发日益花白，心中也越发焦虑，甚至感慨“大业已就，而吾老矣”，担心自己无法亲眼看到自己登基的那一天。

心腹周宗敏，领会到了徐知诰的心思，主动前往广陵，暗中谋划逼迫杨溥禅位的事宜。

虽然这一计划，因宋齐丘的反对而暂时受挫，但徐知诰并未放弃。

期间，杨行密的第三子杨朦，因怨恨徐氏家族专权跋扈，试图发动反抗，并打算投奔昔日杨家的旧将。可惜事情败露，杨朦被徐知诰捕杀。这一事件，也加速了杨溥禅位的进程。

天祚三年，徐知诰获加九锡之礼，获准使用天子的旌旗仪仗，距离称帝仅一步之遥。同年十月，在徐知诰的逼迫下，杨溥无奈逊位。

徐知诰接受禅让，正式称帝，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升元，定都金陵。

表面上对杨溥还算“尊重”，尊其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同时，为了彰显自己与徐温的关系，追尊徐温为太祖忠武皇帝。

升元三年，徐知诰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他恢复了自己的本姓“李”，改名为“李昪”，并自称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李恪的后裔。随后，他将国号改为“唐”，史称“南唐”。

他之所以这样做，核心目的是为南唐政权寻找正统性支撑。在五代十国时期，“唐”作为此前的大一统王朝，在百姓心中仍有着极高的认同感。李昪以“李唐后裔”自居，将国号改为“唐”，既能摆脱“篡吴建齐”带来的争议，又能借助唐朝的正统之名凝聚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

与此同时，他改奉徐温为“义祖”，还封徐温的儿子徐知证、徐知谔为王（这二人后来在宋朝时期，成为了福建地区民间信仰中的真人）。这样的安排，既安抚了徐氏宗族，避免了内部矛盾激化，也让李昪顺利完成了从“徐氏权臣”到“李氏帝王”的身份转变。

至此，国祚三十五年的南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南唐登上了五代十国的历史舞台。

李昪称帝后，就对曾经的恩人家族——南吴杨氏痛下狠手。

升元六年，李昪下令将南吴宗室杨氏的族人。全部迁往海陵，将他们囚禁在永宁宫内，并派遣重兵严加看守，禁止他们与外界有任何往来。

这一囚禁，就是十余年。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杨氏族人失去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甚至连基本的婚配，都无法实现。最终，他们只能在绝望中“男女自为匹偶”，不顾血缘关系，结成配偶。这样的处境，凄惨至极，吴地的百姓得知后，无不怜悯他们的遭遇。

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柴荣率领大军征讨淮南。柴荣深知杨氏族人的悲惨处境，于是下诏安抚杨氏子孙，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条生路。

南唐中主李景（李昪之子）得知这一消息后，担心杨氏族人会投靠后周，对南唐造成威胁。

他下令派人前往海陵，将囚禁在永宁宫的杨氏族人全部杀害。

杨氏子孙的结局，并非亡国后立即被血洗，而是在重兵看守、与世隔绝的孤独与恐惧中，苦苦等待了十余年。他们每天都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最终却还是难逃灭族的命运。

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方式，比直接的杀戮更加残忍。它一点点消磨着人的意志，让人在绝望中慢慢崩溃，其痛苦。难以想象。

在五代乱世中，亡国宗室被灭族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像杨氏这样，被长期孤立圈禁，处境凄惨到让百姓哀怜，甚至连敌国皇帝都看不下去，专门下诏安抚的，却仅此一家。

反观多年后，李昪的孙子——南唐后主李煜，亡国被俘后，赵宋朝廷对李氏宗室的待遇，已经算得上是宽仁了。甚至到了宋仁宗时期，李煜的子孙还能得到宋朝的加恩。

世人常常感叹李煜“不幸生于帝王家”，为他亡国后的悲惨境遇感到惋惜。

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被李氏家族篡位的南吴杨氏子孙，他们的下场远比李煜更加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