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传记，市民的史诗：黄军长篇小说《立春》阐释 | 于爱成

原题：《【深圳特区45周年】 平民的传记，市民的史诗：黄军长篇小说《立春》阐释 | 于爱成》

2025年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之际，黄军长篇小说《立春》在《中国作家》2025长篇小说号发表。作品以1984年为起点，将笔触对准涌入深圳的粤西女工董妮娅、信山焊工刘湘宜、高校停薪留职的唐筱、基建工程兵后代楚晓楠等这些没有英雄光环的普通个体，他们用双手与心灵，在深圳的这片热土上完成着自己生存与成长。作品一面是对董妮娅、刘湘宜等人物行状、本事的细腻描摹，记录着平民柴米油盐的挣扎、技术学习的笨拙、情感抉择的纠结；一面又将这些个体命运编织融汇到深圳特区的发展进程，展现着一群“平民”如何在制度变革中蜕变为“市民”，最终汇聚成一部属于新兴市民阶层的历史长卷。

这便构成了《立春》的双重叙事特质：“平民的传记”与“市民的史诗”。“平民的传记”意指对个体生存的微观书写，聚焦底层普通人物的日常经历、具体困境与情感经历，以“传记”的真实性与个体性，还原平民在时代夹缝中的鲜活生命；而“市民的史诗”则指向对群体命运的宏观观照，将平民个体的成长置于历史转型语境下，展现他们如何摆脱传统“单位人”“农民”身份，形成现代社会市民及其阶层的特质、认同与精神轨迹，以“史诗”的历史性与群体性，勾勒市民阶层与城市发展的共生关系。《立春》正是以“平民传记”为肉身、“市民史诗”为灵魂，展现了深圳市民形成及其阶层崛起的历程。

作为一位少女时代就移民深圳、在深圳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黄军以其对自己熟悉题材领域的不懈深耕开掘而成就显著，呈显独特性；跟她聚焦金融题材的《九重葛》和为母亲做传的《奔流不息》相比，这部《立春》视野宏阔，除了文学意义上一以贯之的取材鲜活、细节真实、文笔精确、情感内蕴深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等特长外，这部作品还提供了更多新鲜的历史经验，以及观察阐释文学之于城市和市民成长的新的角度，从而具有了从文学解读城市（改革开放深圳特区史、深圳人情感史心灵史）的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

黄军 ，曾用笔名梁子依等。深圳特区拓荒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高级人才库专家成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中国作家》《花城》《十月》《特区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50多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女儿劫》（花城出版社）、《九重葛》（广东人民出版社）、长篇散文《奔流不息》（广东人民出版社）。《九重葛》获深圳市2019年重点文学作品扶持，发表于《中国作家》，被业界称为＂改革开放40年金融题材破冰之作＂。长篇小说《立春》发表于《中国作家》2025年上半年长篇号，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一

在卢卡奇《寻找市民》对托马斯・曼的论述中，“市民”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阶级符号，而是嵌入具体历史语境、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挣扎的鲜活群体。卢卡奇指出，托马斯・曼的创作始终围绕“市民阶级的自我寻找”展开——这一阶级既承载着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精神，又受制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异化困境，其命运始终与现代性的扩张、社会结构的变革深度绑定。在卢卡奇看来，“市民的史诗”之核心，在于以个体命运为切口，展现市民阶级在重大历史转型期的生存困境、精神求索与价值重构，既要有对个体情感心灵的细腻描摹，也要有对阶级命运与时代进程的宏观观照，实现“个体史”与“社会史”的同构。这种“以个体写群体”的路径，为“平民的传记”与“市民的史诗”提供了理论根基。必须注意到，“平民的传记”应是“市民的史诗”的微观载体，没有对个体日常的细腻描摹，阶级的历史便会沦为空洞的概念；“市民的史诗”也应是“平民的传记”的宏观升华，没有对群体命运的观照，个体的经历便会局限于私人叙事。

黄燎宇在分析《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更进一步强调，“市民的史诗”本质是“市民的心灵史”——它不仅要书写市民的物质生活（如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商业经营），更要挖掘其精神世界的变迁（如家族成员从“文化市民”到“经济市民”的价值转向）。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平民的传记”：平民的“传记”不止是职业变迁、生活改善的“履历”，更应包含其心灵深处的波澜悸动和呼喊——比如面对困境的迷茫、获得机会的欣喜、重构价值的挣扎。

基于此，可对两个核心概念作出明确界定：

“平民的传记”是以底层普通个体为叙事核心，聚焦其具体的生存经历——包括日常劳作（如焊接、打字、经营小饭馆）、现实困境（如职场排挤、经济压力、情感挫折）、情感联结（如姐妹情谊、师徒关系、家庭羁绊），以细腻、微观的笔触还原个体生命的真实性与独特性，展现“平民”作为“具体的人”的生存状态，而非抽象的阶级符号。其核心是“个体性”与“日常性”，如同传记作家为普通人立传，注重细节的可感性与情感的真实性。“市民的史诗”是以特定历史转型期的市民群体为叙事对象，将个体的“平民传记”置于宏观时代语境下（如深圳特区的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规则建构），展现平民如何摆脱传统身份（如“单位人”“农民”），形成市民阶层的特质（如专业能力、市场意识、群体认同），并最终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其核心是“群体性”与“历史性”，如同史诗书写民族命运，注重个体与群体、个人与时代的共振，以及市民阶层“心灵史”的集体呈现。

在《立春》中，这两个概念不是割裂的，董妮娅从粤西竹海镇到深圳的迁徙、刘湘宜从电焊工到小饭馆老板的转型、唐筱从高校到合资企业的选择，既是各自的“平民传记”；而这些个体传记的集合，又构成了深圳市民阶层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史诗”。卢卡奇所言“个体命运是阶级命运的微观注脚”，在《立春》中得到了完美印证，正是因为有董妮娅等对技术的坚守、刘湘宜等对生活的韧性，才有了作为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深圳人、深圳市民“务实进取”的集体特质；当然，没有深圳特区的制度创新（如合资企业、人才引进），这些平民的传记也难以升华为市民的史诗。二者是一种互相生成互相成就一体两面的关系。

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作坊到现代工厂，空间的转换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的重塑。《立春》以1984年的深圳为背景，这个被称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城市，既是平民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平民成长为市民的“空间”：它为平民提供了摆脱传统束缚的机会，也为市民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条件，使得“平民的传记”得以展开，“市民的史诗”得以酝酿。

深圳特区的“制度真空”，是平民“传记”展开的前提。1984年的深圳，计划经济的管控逐渐松动，市场经济的规则尚未完善——国营企业的“铁饭碗”不再是唯一选择，合资企业的“新机会”向内地平民敞开。董妮娅在竹海机床厂时，“家中只有一辆自行车，那是只有父亲才能用的”，她靠步行二十公里山路去上学，高考三次失利后“看不到未来”；而到深圳后，海阳公司作为中港德三方合资企业，以“月薪抵得上红星机械厂半年工资”的待遇，为她提供了“靠技术立身”的可能。这种“制度松绑”，让董妮娅的“平民传记”有了新的章节——她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工龄晋升”的普通工人，而是可以凭借焊接、打字、设备维修等技能，在市场竞争中争取更好的生活。同样，刘湘宜从信山县红星机械厂的翻砂工，到海阳公司的电焊工，再到后来开起腊味竹筒饭小饭馆，其“传记”的每一次转折，都依赖于深圳“允许个体经营”“鼓励外来人口就业”的制度环境——若在传统体制下，她或许只能在国营厂中重复枯燥的劳动，难以实现职业的自主选择。

深圳特区的“空间重构”，是市民“史诗”酝酿的关键。卢卡奇强调，“城市是市民阶层的家园”，深圳的空间变迁——从“到处都是脚手架的大工地”到“荔香山女工宿舍”，从“避风塘码头”到“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城市景观的变化，更是市民阶层“群体认同”与“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荔香山女工宿舍”是平民向市民转型的“过渡空间”：四姐妹同住一间十几平米的开间，共享电饭煲、电磁炉，一起去避风塘码头买“一两块钱一堆的死鱼”，一起在宿舍里讨论英语学习与工作难题。这个空间没有计划经济“单位宿舍”的行政管控，也没有市场经济成熟后“商品房”的个体私密，而是平民之间“互助共生”的共同体——楚晓楠提醒董妮娅规避周苏生的陷阱，唐筱帮董妮娅补习英语，刘湘宜在董妮娅生病时熬粥照顾。这种“姐妹情谊”不仅是个体“传记”中的情感联结，更是市民阶层“群体认同”的最初形态——她们在陌生城市中相互扶持，形成了“我们是深圳人”的集体意识，为后来的市民“史诗”奠定了情感基础。

此外，深圳特区的“文化氛围”，塑造了平民“传记”的精神特质，也塑造了市民“史诗”的价值内核。“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让董妮娅养成了“拼命三娘”的习惯——她每天五点起床学英语，加班抢修设备到深夜，甚至高烧三十九度仍坚持焊接；“包容开放”的城市文化，让刘湘宜敢于“放下电焊枪开饭馆”，让唐筱敢于“停薪留职从高校南下”。这些精神特质，既是个体“传记”中的性格标签，也是市民阶层“史诗”中的集体品格——深圳市民阶层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正是源于这种“务实进取”“包容开放”的文化熏陶。黄燎宇在分析《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指出，“市民的史诗”必然包含“文化对人的塑造”，《立春》中深圳的文化氛围，正是平民成长为市民的“精神养分”，使得个体的“传记”不再是孤立的生存记录，而是融入市民阶层“史诗”的有机部分。

二

“平民的传记”要写得鲜活，一定需要“差异化”，即每个平民都有独特的生存经历与性格特质；“市民的史诗”要写得厚重，一定要呈现“整体性”。唯此，有差异化的传记最终才能汇聚成市民阶层的集体命运。《立春》通过董妮娅、刘湘宜、唐筱、楚晓楠等四姐妹及周苏生、陈博湛等人物的塑造，既展现了“平民传记”的多样性，又呈现了“市民史诗”的整体性，比较完美地诠释了卢卡奇“个体差异化构成阶级整体性”的理论。

董妮娅的“平民传记”是“进取型市民”类型，也是市民史诗中“技术立身”者。董妮娅的“传记”始于粤西竹海镇的精密机床厂——她十五岁招工进厂，跟着钟师傅学技术，“飞轮的齿缝里卡着半片竹叶，她捏着镊子轻轻剔净，又拧紧后轮的辐条螺帽”，这种对技术的细致与执着，是她“平民传记”的核心特质。到深圳后，她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在海阳公司，她从一线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能抢修德国进口压床；后来转型广告人，为海南酒厂策划营销方案；再到后来成为投资人，推动海阳公司上市。作为历史中的“新人”，董妮娅的成长，有具体的生存细节，她在宿舍里“把《机械制图》紧紧护在前胸”，在医院里“因为宫外孕大出血差点死掉”；也有清晰的精神轨迹——从“技术崇拜”到“能力升级”，再到“价值重构”。她的形象恰是市民史诗中“进取型市民”的缩影——她和她（他）们凭借专业能力在市场中向上流动，成为市民阶层的“中坚力量”。卢卡奇在《寻找市民》中提到，“市民阶层的进取性，往往体现在个体对专业能力的追求中”，董妮娅的“传记”正是这一观点的文学印证。

刘湘宜的“平民传记”是“务实型市民”的类型，也是市民史诗中“扎根市井”者。刘湘宜的“传记”没有董妮娅的“宏大叙事”，更多是日常的生存挣扎：她在红星机械厂做翻砂工“又脏又累，挣钱还少”，学电焊是“听说电焊工挣得多”；到深圳后，她羡慕唐筱的“白领身份”，却因“英语零基础”难以转型；后来意外怀孕，独自抚养孩子，最终开起腊味竹筒饭小饭馆。刘湘宜的“传记”充满了平民的“烟火气”——她在避风塘码头“挑刚死掉不久还新鲜的鱼”，在饭馆里“穿着沾油渍的衣服招呼客人”，在儿盼盼生病时“抱着孩子哭着去医院”。这些细节，让她的“传记”真实可感；而她的选择——从“追求体面”到“扎根市井”，则体现了“务实型市民”的生存智慧。在市民史诗中，刘湘宜代表了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命运：他们没有过人的技术或学历，却能凭借韧性在城市中立足，成为市民阶层的“基础力量”。“市民的史诗”不能缺少“普通市民的生存记录”，刘湘宜的“传记”正是这样的记录，让市民史诗更具“烟火气”与“真实性”。

唐筱的“平民传记”是“知识型市民”的类型，也是市民史诗中“理性坚守”者。唐筱是南方工学院的工学硕士，留校当老师后“负责与海阳公司联合研发的项目”；后来停薪留职南下，成为海阳公司的技术骨干。唐筱有知识型平民的“理想主义”，她指导董妮娅学习英语，“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教”；推动自主研发设备，“避开专利陷阱和知识产权壁垒”；也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她因胃溃疡住院，“手背上还贴着胶布”仍坚持工作；面对周苏生的排挤，“眼睛红红的想骂人，被陈博湛制止”。唐筱的形象，展现了知识型平民在转型期的“坚守与妥协”，在市民史诗中代表了“理性力量”——知识型市民以专业知识推动技术创新，为市民阶层的“现代化”提供了“智力支持”。

周苏生的“平民传记”是“投机型市民”的类型，也是市民史诗中“规则适应”者，具有复杂性。周苏生的人生之路始于香港，“六岁跟着父母前往香港，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在欧洲留学后“加入港德公司”。他有投机型平民的“功利性”，如通过“倒卖二手设备”牟利，“逼着供应商提高价格，自己从中拿差价”；排挤陈博湛与董妮娅，“在董事会上故意歪曲事实”；他也有“规则完善”后的“转型”，当深圳加强外资监管后，他“不再违规投机，而是配合Find资本的战略”。周苏生的“传记”，展现了投机型平民在制度转型中的“灰色生存”，而这种“传记”，在市民史诗中代表了“规则重构”的过程——投机型市民的存在，倒逼制度完善，也让市民阶层的“史诗”更具“复杂性”。

这些差异化的“平民传记”，最终汇聚成深圳市民阶层的“史诗”：董妮娅的“进取”、刘湘宜的“务实”、唐筱的“理性”、周苏生的“转型”，共同构成了深圳市民阶层的“群像光谱”，他们不是“同质化”的集体，而是包含多种类型的“复杂群体”，其互动与博弈，推动了深圳市民阶层的成长，也推动了深圳特区的发展。“市民的史诗”正是由这些“差异化的个体传记”构成，没有个体的独特性，阶级的整体性便会沦为空洞的概念。

“市民的史诗”本质是“市民的心灵史”，即不仅要书写市民的物质生活，更要挖掘人物精神世界的变迁。《立春》对“平民的传记”与“市民的史诗”的书写，正是通过“精神轨迹”的维度，实现了从“个体”到“群体”的升华：每个平民的“传记”中，都有心灵的全息脉动——迷茫、挣扎、救赎；而这些心灵脉动的集合，便构成了市民阶层“史诗”中的价值重构——从传统价值观到现代市民价值观的转型。

董妮娅的“传记”中，精神轨迹是“理想建构—信仰崩塌—价值重构”的过程，是“进取型市民”的心灵史。最初，董妮娅的精神世界以“技术崇拜”为核心——在竹海机床厂时，她坚信“机器跟人一样，护着心气儿才能长久”，这种信仰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工人价值观”的熏陶，是她“平民传记”中“理想建构”的阶段。到深圳后，她的信仰逐渐扩展为“进步主义”——她学习英语、打字、广告营销，认为“只要努力，就能在深圳立足”，此时她的心灵世界充满“希望”。但现实很快击碎了她的信仰：在临港论坛上，她因“五小工业”的观点被舆论围攻，“说她拿着落后当先进”；在海阳公司，她因周苏生的排挤“气得手脚冰凉”，发现“技术与努力无法对抗投机与权力”；甚至在婚姻中，她与彭远因“事业与家庭”的优先级差异离婚，“觉得自己像个被抛弃的孩子”。这些打击让她陷入抑郁，“白细胞计数超出常规值几倍，血小板却只有常规值的百分之二十多”，这是她“传记”中“信仰崩塌”的阶段。直到在新加坡治疗时，她通过长跑领悟“第二次呼吸”的道理——“在撞墙期后，只要坚持调整，就能进入轻松愉悦的状态”，她开始接受“不完美”，学会“与周苏生合作”“在矛盾中寻找平衡”，这是她“传记”中“价值重构”的阶段。董妮娅的心灵轨迹，不仅是个体的救赎，更是“进取型市民”在改革开放中“去理想化”的集体写照——他们带着传统的“朴素价值观”进入市场，最终在现实中重建价值，实现市民阶层的“理性成长”。

刘湘宜的“传记”中，精神轨迹是“身份焦虑—落地扎根—认同重建”的过程，是“务实型市民”的心灵史。最初，刘湘宜的精神世界充满“身份焦虑”——她羡慕唐筱的“白领身份”，“觉得坐办公室多好啊，电焊工虽然挣钱多，但这活儿太累了”；看到董妮娅“提前拿到绿卡”“升职加薪”，她“心里隐隐约约觉得，如果当时顶上去的是她，说不定今天接受专访的就是她”。这种焦虑源于她对“平民身份”的不满足，是她“传记”中“身份焦虑”的阶段。后来，她意外怀孕，独自抚养孩子，“在老家住了半年，受不了风言风语，无可奈何地回了深圳”，开起腊味竹筒饭小饭馆。当她看到“客人吃得开心，儿子盼盼在身边撒娇”时，她的心灵世界逐渐“落地”——她不再追求“体面的白领身份”，而是认可“小饭馆老板”的价值，“觉得日子过得不错，盼盼懂事，自己挺幸福的”，这是她“传记”中“落地扎根”的阶段。最终，她在“市井生活”中重建认同：她“待客热情，做事认真”，饭馆生意越来越好，“儿子盼盼喊她‘亲妈妈’，喊董妮娅‘二妈妈’”，她不再因“平民身份”自卑，而是以“深圳市民”的身份自豪，这是她“传记”中“认同重建”的阶段。刘湘宜的心灵轨迹，体现了“务实型市民”的生存智慧，不纠结于“身份标签”，而是在“平凡的生存”中寻找价值，成为市民阶层“稳定扎根”的代表。

唐筱的“传记”中，精神轨迹是“理想坚守—现实妥协—理性平衡”的过程，是“知识型市民”的心灵史。最初，唐筱的精神世界以“技术理想”为核心，坚信“自主研发设备能打破国外垄断”，“带着董妮娅熬夜画图纸，测试零件”，这种理想源于她的“知识分子情怀”，是她“传记”中“理想坚守”的阶段。后来，她面临现实的“碰撞”——她推动的自主研发项目因周苏生的排挤“被搁置”，她因“胃溃疡严重”住院，“手背上还贴着胶布”仍要赶项目，她“眼睛红红的想骂人，被陈博湛制止”，这是她“传记”中“现实妥协”的阶段。最终，她在理想与现实中找到“平衡”——她不再执着于“技术的纯粹性”，而是学会“与陈博湛合作，在董事会上争取资源”；她指导董妮娅学习英语，“根据她的时间调整学习强度”，将“理想”融入“日常工作”，这是她“传记”中“理性平衡”的阶段。唐筱的心灵轨迹，展现了“知识型市民”的理性力量，不盲目妥协，也不固执理想，而是在现实中推进目标，成为市民阶层“智力支撑”的代表。

周苏生的“传记”中，精神轨迹是“投机逐利—规则适应—价值调整”的过程，是“投机型市民”的心灵史。最初，周苏生的精神世界以“投机逐利”为核心——他“通过倒卖二手设备牟利”，“逼着供应商提高价格，自己从中拿差价”，认为“只要能赚钱，规则可以变通”，这是他的“投机逐利”阶段。后来，深圳加强外资监管，“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暂行规定》”，他的投机行为“成本升高”，甚至面临“被举报”的风险，这是他的“规则适应”阶段。最终，他调整价值观念——“不再违规投机，而是配合Find资本的战略”，“在董事会上支持董妮娅的方案”，这是他的“价值调整”阶段。周苏生的心灵轨迹，体现了“投机型市民”在制度完善中的“转型”——他们从“违规逐利”到“合规合作”，推动了市民阶层“规则意识”的形成，也让市民史诗更具“现实复杂性”。

这些平民“传记”中的心灵轨迹，最终汇聚并推动深圳市民阶层“史诗”中的“价值重建”，他们带着传统社会的生存惯性（如“技术崇拜”“身份焦虑”“理想主义”“投机逐利”），在市场经济中学习“理性”“务实”“规则”“合作”，终于形成了深圳市民阶层“务实进取、理性包容”的集体价值观。没有这些个体“传记”中的具体而微生动形象的心灵变化历程，市民阶层的“史诗”便会缺少“精神厚度”；而这些心灵轨迹的集合，让市民“史诗”成为一部“有温度、有深度”的精神成长史。

三

市民“史诗”的篇章因应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开写，改革开放的深化又拓展市民“史诗”的维度。《立春》的叙事时间跨度从1984年延伸至21世纪初，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探索期”走向“深化期”的关键阶段——从“特区先行”到“全国推广”，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到“加入WTO融入全球”，每一次改革深化，都为深圳市民的“史诗”注入新的内容，也让平民的“传记”有了新的可能性。

在改革开放“探索期”（1984-1992年），深圳市民的“史诗”，核心是“突破束缚”，如董妮娅、刘湘宜等平民打破“单位人”的身份枷锁，在深圳的“制度真空”中寻找生存机会，他们的“传记”是“敢闯敢试”改革精神的微观体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期”，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深圳市民的“史诗”，核心转向“规范发展”，像周苏生从“违规投机”到“合规合作”，董妮娅从“技术立身”到“资本运作”，他们不再是“野蛮生长”的记录，而是“理性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改革开放进入“全球化期”，深圳市民的“史诗”核心，升级为“国际竞争”，如董妮娅推动海阳公司与国际资本合作，唐筱参与跨国技术研发，他们都开始融入“全球视野”，市民的“史诗”也从“本土叙事”扩展为“国际叙事”。

这种“史诗维度”的拓展，本质上是改革开放“宏观进程”与市民“微观命运”的同频共振。没有改革开放的“特区政策”，董妮娅的“技术梦”难以实现；没有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刘湘宜的“小饭馆”难以稳定经营；没有改革开放的“全球化”，唐筱的“技术理想”也难以突破国界。反之，深圳市民的“史诗”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实践样本”——董妮娅的“技术创新”证明“自主研发”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刘湘宜的“个体经营”证明“民营经济”是市场活力的源泉，这些“样本”通过改革开放的“全国推广”，成为推动中国整体发展的“经验借鉴”。

优秀的市民史诗必然是时代精神的载体，《立春》中平民“传记”的每一次转折，都呼应着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1984年深圳特区扩大开放，董妮娅来到深圳；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刘湘宜开起小饭馆；2001年加入WTO，董妮娅涉足国际投资。这些“节点共振”，让平民的“传记”不再是孤立的生存记录，而是改革开放“时间轴”上的“坐标点”；让市民的“史诗”不再是局部的群体叙事，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宏大叙事”的“文学缩影”。

应该说，《立春》较为出色地融合了“平民的传记”与“市民的史诗”，既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的细腻描摹，又完成了对群体命运的宏观观照，不同于聚焦“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局限“私人情感”的个体叙事，以“平民传记”为切入点，以“市民史诗”为落脚点，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妥协、“微观”与“宏观”的平衡中，展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人的现代化”。

《立春》的亮点在于其“细节的真实性”与“情感的共情性”。作品没有将平民塑造成“苦情的受害者”或“完美的奋斗者”，而是还原其“具体的生存状态”，董妮娅在宿舍里“把《机械制图》紧紧护在前胸”的珍视，刘湘宜在避风塘码头“挑刚死掉不久还新鲜的鱼”的精明，唐筱“手背上还贴着胶布”仍坚持工作的坚韧，这些细节不是虚构的“戏剧化情节”，而是平民真实生活的“切片”，让读者能透过文字触摸到改革开放初期平民的“体温”。同时，作品对平民情感本真的挖掘表现，实现了“情感的共情性”，书中董妮娅因信仰崩塌陷入抑郁时的“无助”，刘湘宜独自抚养孩子时的“委屈”，唐筱面对理想与现实碰撞时的“迷茫”，这些情感也都是真实的每个普通人在时代转型中都可能经历的“心灵困境”，让读者能在平民的“传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立春》的独特性在于其“群体的复杂性”与“历史的纵深性”。作品没有将市民阶层塑造成“同质化”的进步群体，而是呈现出其“内部的多样性”，董妮娅的“进取”、刘湘宜的“务实”、唐筱的“理性”、周苏生的“投机”，这些差异化的“传记”共同构成了市民阶层的“群像光谱”，没有“脸谱化”之嫌。同时，作品将市民的“史诗”置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纵深”中，从1984年的“特区探索”到21世纪初的“全球化竞争”，市民的“史诗”不仅是“空间上的群体叙事”，更是“时间上的历史叙事”，展现了市民阶层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过程，让“市民的史诗”具有了“历史厚度”。

《立春》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对“市民叙事”理论的“中国化实践”的实证。《立春》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语境，将“平民的传记”与“市民的史诗”融入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实践，它没有照搬“西方市民叙事”的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单位制解体”“城乡流动”“市场经济转型”的独特历史背景，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市民叙事”路径。比如，作品中“荔香山女工宿舍”的“互助共同体”，是中国转型期“平民向市民转型”的独特产物；董妮娅从“技术工人”到“投资人”的转型，既体现了西方市民阶层的“专业精神”，也包含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务实特质”，这就是“市民叙事”理论的“中国经验”。

当然，《立春》的价值和意义，站在特区建立45周年的节点上，尤其需要强调它的“现实启示性”。作品中平民“传记”的心灵轨迹——从“迷茫”到“坚定”，从“焦虑”到“认同”，从“投机”到“理性”——不仅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市民的“历史回望”，更是对当代人的“现实启示”。“人的现代化”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在矛盾中寻找平衡”的过程；市民的“史诗”也不可能是一撮而就的“完美的赞歌”，而是“在挣扎中成长”艰难历程。

而正是这种“启示性”，使得《立春》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一部优秀作品，这也是这部作品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

作者简介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五届驻会副主席，深圳市作协第五届第六届驻会副主席，研究员，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