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派罗荣桓去东北，他还在路上，毛泽东为什么任命林彪为司令

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闭幕，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战局即将发生较大变化。所以，“七大”闭幕后，他没有急于要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返回，而是让他们再等一段时间，以便中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人事调整。 8月9日，无线电广播中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

延安一下忙碌了起来，毛泽东直接搬到枣园小礼堂办公，小礼堂四周摆上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毛主席的召见，受领任务。

当时中央最重视的是山东和华中根据地。这两个地区经过多年抗战，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的计划是要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指挥我军接收日伪占领区，猛烈扩大解放区。他要派最得力的干部去加强和领导那里的工作。

毛泽东考虑到罗荣桓兼职很多，担子太重，决定将林彪调往山东。8月26日，毛泽东亲笔撰稿，致电山东分局：“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荣桓因病必须休养时，林彪代理罗荣桓之职务，林彪、萧劲光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1945年8月25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窄小的机舱里拥挤地坐满了二十多人。

他们是来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等。此刻，他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回到各自的领导岗位上。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毛泽东、朱德立即下达命令：冀东李运昌部，山东万毅部迅速向东北进军。

冀热辽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接到中央的命令后，调动8个团、2个支队1万多人分三路出发。其中一路是由十六军分区曾克林、唐凯指挥的两个团和朝鲜支队4000余人，向山海关进军。 在苏军的配合下，顺利攻下山海关。随后，又带领部队沿铁路向锦州前进。9月4日与驻锦州的苏军会合后，曾克林、唐凯留下1个团守卫锦州，带上4个连坐上火车，向沈阳前进。

抵达沈阳后，苏军驻沈阳的最高领导人克拉夫钦科上将亲切会见曾克林和唐凯，称他们为同志，并答应给予配合。 曾克林得到苏军的支持，便在沈阳大干起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曾克林自任司令。

随苏军回国的周保中听说八路军到了沈阳，非常激动，立即指示在沈阳的冯仲云前去与曾克林联络。周保中向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请求接通与延安的联系，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感到确有必要与延安打交道，便派遣一位懂中文的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前往延安。

由于通讯不畅，曾克林和周保中在东北最初的行动，中央并没有得到报告。听说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寻求与中央恢复联络，刘少奇等人于9月13日致电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打算派彭真、康生、程子华等人去东北，组织东北局，开展工作。正当中央谨慎地安排秘密进军东北的行动时，曾克林一行乘坐的飞机从天而降，给中央带来了好消息。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窑洞里坐着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看到这么多中央大首长认真地听他一个人讲，曾克林感到格外自豪，他放开嗓门汇报了东北的所见所闻。

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蒋介石还没有派军队进入东北，这是我党占领东北的大好时机。刘少奇原来就打算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曾克林的汇报促使他下定了决心。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决议：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

经报告给毛泽东同意后，彭真一行随苏军代表飞往东北。随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立即发出一封长长的电报，向毛泽东汇报东北的新情况。在这一电报中，刘少奇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立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且需要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这一电报后，于9月19日立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寄予了高度的信任。毛泽东指出：完全同意电报所提战略部署，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考虑。建议由政治局形成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代理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刘少奇立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的重要领导人共18人参加了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将战略方针的提法确定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和毛泽东的安排，刘少奇提出调整全国兵力部署的具体计划：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扩大冀热辽军区，林彪为司令，萧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往东北，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

此时，林彪与萧劲光正昼夜兼程，向山东奔去。谁知突然接到赶往冀东的命令，林彪浓眉紧锁，掂量着这个命令的分量。他只能按命令掉头北上，先骑马到河北南宫，再改乘汽车到河北固安的冀中十分区司令部。然后在当地部队护送下穿越封锁线，步行到冀东玉田的冀辽热军区司令部。

但是，主持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却无法立即动身。接替山东工作的陈毅还在途中，山东大反攻正在进行，这一摊也很重要，不能扔下就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罗荣桓的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军令如山，罗荣桓忍着腰痛，调遣人马，一部分由萧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北上走陆路，许世友等留在山东坚持斗争，接受陈毅指挥。

10月上旬，陈毅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临沂。罗荣桓抓紧时间向陈毅交代山东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山东各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

这一期间，罗荣桓因病重已经感到难以支撑下去了。他曾向中央提出，能否休养一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去东北，他建议，最好不要让他当部队主要领导人。黎玉、舒同也致电中央，建议让罗荣桓休息。但中央复电：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 于是他便不再提休养的事，而把全副精力专注于运兵东北。

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约六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除去黄克诚部三万多人，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调兵遣将，把精锐部队海运北上。10月13日，蒋介石发布进攻解放区的“酉元密令”，争夺东北的战争迫在眉睫。

10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注：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

中央的决心十分明确，正如毛泽东10月23日给东北局电报中所说：“总之，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阻止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一带登陆。

东北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谁来统一指挥? 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罗荣桓的肾病日益严重，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抗战一胜利，毛泽东就决定派林彪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好让罗荣桓安心地回到延安治病。但在此关键时刻，为了保卫东北，急需人才，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让他带病渡海北上。

10月24日，中央命令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当天，罗荣桓从临沂出发，先是坐汽车，沿着公路向东北方向行进。路面坑坑洼洼，车队走得很慢，除了罗荣桓夫妇、罗生特医生和一个卫生员合乘一辆小汽车外，其他人都是乘坐卡车，还有少数骑兵和乘马在后面跟进。（注：罗生特，1903年1月出生，奥地利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医务职务最高的外国友人。）

第二天到达诸城。这时，由于旅途劳顿，罗荣桓血尿加重。第三天，部队下车步行，病弱的罗荣桓不能骑马，只好又躺在担架上。过胶济铁路的那天夜间，正在急行军，罗荣桓的担架突然断了，队伍不得不停下来。警卫部队立即派出警戒。管理处长何敬之派人随向导到附近村子里找门板。等找门板的人员回来，绑好担架上路，夜已经深了。

罗荣桓出发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又给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山东按照命令到东北的部队，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

最令毛泽东焦急的是：林彪在哪里？自10月中旬中央电令林彪、萧劲光速去沈阳以来，有十多天没有他们的音信。10月30日，中央连发两电追问。先是毛泽东问彭真，“林彪等现至何处？”后是刘少奇致电林彪、萧劲光：“你们现在何处？中央前电要你们即速赶到沈阳，收到否？你们意见如何？许久没有得到回复，甚为焦念。现美蒋军急于在营口、葫芦岛登陆，苏军恐难以拒绝，我军必须坚决抵抗，以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在此情形下，冀东战略地位，已不如沈阳重要。望你们星夜赶去沈阳，指挥作战。”

刚刚到达冀中的林彪、萧劲光，又接到中央要他们去东北的命令，真是昼夜兼程赶路，身边没有电台，一路也没经过大的军区机关。所以，半个月内与中央没有联系。当他们乘上火车，终于到达沈阳时，已是10月29日。

林彪几乎没来得及喘口气，山海关一线就交上了火。林彪又受命匆匆赶往锦州，指挥作战。

为了建立统一的东北军事指挥部，10月3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命令，同意东北局10月22日来电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决定：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

这时，罗荣桓正在莱阳，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指挥各部队渡海。码头上挤满了征集来的帆船、汽船。这次山东部队的大搬家规模空前，也是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据萧华回忆，当时征集到小汽船30余只，每只可载70—80人；小帆船140多只，每只可载20—30人。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没有气象预报，没有导航设备，缺乏通讯联络的条件下，只要不是赶上狂风暴雨的天气，一条条满载战士的渔船就从港口强行出海，向辽东半岛驶去。

罗荣桓在岸上化装成商人，与许世友告别，便和随行人员登上一艘小汽船，向大连方向开去。 这艘汽船当时算是最好的渡海工具了，但远离海岸后，它就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上起伏颠簸。在一个叫貔子窝的地方平安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随后，罗荣桓改乘火车，前往沈阳会合彭真。

1946年7月，罗荣桓病情进一步加重，实在无法坚持工作，赴苏联治疗，第二年五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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