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匝沉潜多年力作，“鸟瞰式”述评中国古代思想演变

对中国思想史而言，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如“孔孟”、董仲舒、“程朱”、“陆王”无不关注天人关系。

独立学者萧三匝新书《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紧扣天人关系这一主题，重新梳理中国思想史演变历程，尽力书写平视的、反思的、前瞻的、开放的、通贯的、通俗的思想史著作。

摘自《何以天人》，有删减

文 | 萧三匝

史学家钱穆有一个核心史观，那就是对本国史应该抱以“同情地理解”，或者“温情与敬意”。此一史观，初看起来是很好的，它体现了后人对前人的尊重，也提示人们不要迷信各种牌号的“进步史观”。

可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史观在实践中带来的流弊，那就是对历史的认识止于“同情地理解”“温情与敬意”，于是处处为历史及历史人物辩护，结果就是让人们感到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

虽然不能说钱穆的著作仅止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但老实说，钱穆的大部分作品，留给人的印象确实是守旧有余、开新不足，辩护有余、建构不足。读他的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古代中国尽善尽美，好一个金光灿灿的黄金世界！

“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体现的显然不是科学的精神，“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没有逻辑说服力的。历史是由不同阶段构成的，每个阶段出现的事物都不同。历史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每个阶段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么历史中的新因素何以能够产生？新因素的合理性又何在？

钱穆尊孔，但他在史观上却是孔子的“叛徒”，因为孔子开创的《春秋》史观，坚守的是思想家著史的宗旨，是用一套价值观来论断、书写历史。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寓褒贬于历史叙述之中，这就是所谓“《春秋》大义”。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的作用，为什么“历史是中国人的宪章”，为什么经与史无法截然分家。如果孔子对历史止于“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他又何必下一字褒贬？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中国传统史观暗含的精神。为什么？由儒家开创的思想传统不是主张复古吗？诚然，历代儒家的确主张复古，但其复古却常常是为了开新，复古的准确含义是：当现实政治、社会遇到巨大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希望阐发古代的政治、社会理想来批判现实，以促使现实朝新的方向行进。

复古能否开新是另一个问题，但任何思想家、史学家在思考维新何以可能的时候，总有一个如何调动思想资源的问题。思想资源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时间轴上的古代资源；二，是空间轴上的异质文明资源。在一个封闭的文明体内，在长期相对封闭的时代，人们能调动的思想资源，当然主要是古代的。这并非中国特有的情形，西方也是如此，文艺复兴不就是对古希腊、罗马思想资源的“复古”吗？说到底，复古之所以可能开新，根本上是因为人们认为古典中蕴藏、体现了符合人性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在古代中国是德性，在古希腊是理性。

史学应该指向维新，根本上是因为任何历史都是不同时代的“当代人”带着“当代问题”“当代困惑”书写的，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时时刻刻都在互为影响、互为建构，人们总是依照想象的未来规划现在并研究过去。因其如此，梁启超才能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这一近代史学的开山之作。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批评了中国两千年来史学存在的四大病灶，比如“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等。试问，如果仅止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新史学”岂非毫无必要？

所以，衡评历史，不能止于“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过分强调“同情”“温情”“敬意”，就会造成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甚至慢性自杀。

我之所以批评钱穆的史观，现实的原因是，如今的历史书籍许多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故事会”，等而下之的是翻译、注释、陈述、复述甚至抄写史实、史料，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是把一切历史往合理方向解释。我的问题是，读这样的史书有什么用呢？增加读者的谈资？梦想回到古代？哪个古代？这样的史书能塑造什么样的心灵？即便是对历史进行辩护，又有多大价值？

在我看来，任何缺乏思想穿透力和前瞻性、没有史识的历史类读物根本谈不上是史书。史书自然必须基于客观史实，但任何书写都必然是主观的，对史料的拣选、剪裁、论断无不体现了书写者的主观性。因此，史书必然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客观的史实只是书写的素材而已，过分强调客观的结果，就是书写者把自己异化成了复读机。

如果读者在乎的只是客观史实，他们直接去读史料即可，又何须现代人喋喋不休地复读？中国历代还缺史料吗？

让我们回到思想史的主题。中国本有经史合一的传统，章学诚甚至认为“六经皆史”。按传统的看法，“思想”属于“经”的范围，思想史写的是思想的历史，自然更应该是经史合一的著作。但对中国而言，这里面存在一个大问题：对一个相对独立、自生的文明体而言，几千年来所奉行的“经”未必是真经。“经”意味着永恒、不变、绝对价值，但近代史告诉我们，儒家所崇奉的“经”并不能满足人们对永恒、不变、绝对价值的渴求。它早就遭遇到了严峻挑战，中国思想界至今也尚未成功应对这一挑战。

那么，当代人写古代思想史，应该怎么写呢？我认为至少要坚持三大原则：一，既然是思想史，就应该勾勒出每一个思想家思想的成因和内在逻辑；二，既然是历史，就应该讲清楚中国思想传统的历史演变逻辑；三，既然史学应该指向维新，也即是指向未来，就不能满足于论证历史的合理性，不能迷信历史的必然性，而应该指出历史的可能性。而要指出可能性，就不能满足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就必须有思想上的追求，就必须站在全人类的坐标系中，站在未来的时间节点审视、批判、扬弃中国（包括西方）的传统思想，因此作者的眼界必须开阔，心态必须开放。

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史的写作者应该具有“推倒百代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抱负。

这样的思想史写法必然被人质疑，一种典型的批评意见认为，批判先贤是脱离了历史语境的做法，是厚诬古人，让古人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体现了写作者的怯懦。

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书写思想史，不仅要着眼于思想家在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要着眼于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如果他的思想对后世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也不必写他。因此，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那个已经死去的作为个体的孔子，但我们不能止于对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的“同情地理解”，这样的书写其实反映的正是书写者对现实和未来的不负责任……

何光沪

中国古代思想，谈论或者讲授者，多如过江之鲫，能够提纲挈领者，却如凤毛麟角。

三匝此书，竭诚探究“天人之际”，切中古代思想要领，如得金线在手、串联散珠，故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当今之世，彷徨于“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者，应该不在少数；我想，至少就中国思想史的探索而言，此书或可让飞鸟有枝，此枝之下，树大根深！

窃以为书末两句结论，实为至理，作者却说此书或助人求真，拐杖而已。

我曾私改张载名句以自勉：“天地本有心，生民自有命，为今人求真道，为来者祈太平！ ”

翻阅此书，自然会有“心有灵犀”之感，自然期盼读者亦有同感。

任剑涛

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著作。与坊间的同题作品相比，作者确立了不同于建立在同情与敬意上的、过去向度的中国思想史书写进路，力图向人们敞开思想史的未来面相；不同于经史关系为主线的叙史模式，作者将天人关系作为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主线，但不是将天人化或将天神化，主旨落在天何以成为“主宰”。作者的论述，别开新面，新见迭出，论辩性强，主张鲜明，与其自陈成一保守主义面向的中国思想史著作相合，颇值一观。

《何以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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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萧三匝

出版日期 2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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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语言明晰畅达，对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进行“鸟瞰式”述评，既简述生平，也剖析思想，同时考察不同时代思想文化演变的内外逻辑。书中紧扣天人关系这一主题，以时间为主轴，从商周易代讲起，继而谈儒、墨、道、法等先秦诸子，随后进入秦、汉、唐、宋直至明清，深入浅出，发人深省，新见迭出，精彩纷呈。本书试图帮助读者建立对中国古代思想演变的认识框架，并述古开新，展望未来。

萧三匝

四川梓潼人，现居北京，思想者、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中西哲学、政治学等，在思想界具有一定影响力，思想、学术文章发表于《文史哲》等刊物，著有《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站在刺猬这一边》《民国遗脉》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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