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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张爱玲一度秘不示人的自传性作品《小团圆》终于在大陆出版。
我并非张迷,对众人津津乐道的张、胡之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收到出版社的赠书之后,也只是用很快的速度翻阅一遍。但书中一处不甚要紧的细节,却令我过目不忘。每当发生“重复相遇”这样的事情,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想起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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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幼年时,图片颜色为黄逸梵所上
主人公九莉在香港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寄宿读书。管理宿舍的修女,也被称为“嬷嬷”。
暑假时,九莉没有回家,独自一人待在宿舍里。有一天,性格古怪,离婚后在满世界游荡的母亲路过香港,就来学校看她。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母亲只是在房门口随意张望了一下,便动身离去。
因学校建在山上,送母亲来的汽车只能停在山脚下。九莉与一个被称为“亨利嬷嬷”的修女送母亲步行下山。三人沿着盘山沥青路,慢慢往山下走。
亨利嬷嬷有意讨好母亲,一路上不停地与她说着话,九莉自然乐得沉默不语。但没过多久,亨利嬷嬷就发现,不时流露出优越感的母亲,似乎不太愿意搭理她,便识趣地站住了脚,决定不再往下送。
九莉这时就犯了难。
她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母亲就此作别,跟随亨利嬷嬷原路返回,要么独自一个人继续送母亲下山。
经过短暂的权衡,她选择了后者。因为如果她随同亨利嬷嬷一同返回,免不了还要与她说话。由此可见,她对亨利嬷嬷的畏惧和厌烦,或许远胜于母亲。
可往前走了没多远,九莉就看见了山下停着的那辆汽车。
她不安地想到,她送母亲走到汽车跟前时,势必要与坐在车里的男人照面。而这个男人与母亲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与其撞破了母亲的“隐私”而惹得她不高兴,那还不如不送。
略微怔了一下之后,她决定即刻与母亲告别,返回学校。
现在的问题是,亨利嬷嬷年事已高,在山道上走得很慢。九莉如按正常速度上山,她很快就会赶上亨利嬷嬷,还是免不了要找话与她搭讪。故意放慢脚步又如何呢?似乎也不可行。因为很有心计的亨利嬷嬷,很容易就会发现九莉在存心躲她。
作者对这个离别场景的叙述,看似不动声色,但其中所蕴含着的复杂情感,却低回婉转、暗流涌动。
这段简洁、平易的文字,描画出了人情的逼仄、浮薄与疏离感,也写尽了敏感多疑、自我意识过剩的个体,在现代人际关系中进退失据、动辄得咎的心理困境。
我们据此似乎可以理解,晚年时蛰居加州的张爱玲,为什么杜门谢客,息绝交邀,宁可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电视,也不愿与他人有任何来往。
至少,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主动与世界疏离的女性“巴托比”来说,人际关系原本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令她感到紧张和不适的,也许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任何人。
在我看来,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其实只写了一件事,那就是人情关系。
由于畸形的家庭关系的影响或塑造,张爱玲在童年时期向外探寻的目光,被磨砺得异常尖锐。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张爱玲一生所经历的痛苦,主要是源于她无法从容应对的人际关系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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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非,曾被誉为“中国的博尔赫斯”,与余华、苏童并称“先锋文学三驾马车”,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凭借《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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