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其实只写了一件事

二〇〇九年，张爱玲一度秘不示人的自传性作品《小团圆》终于在大陆出版。

我并非张迷，对众人津津乐道的张、胡之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收到出版社的赠书之后，也只是用很快的速度翻阅一遍。但书中一处不甚要紧的细节，却令我过目不忘。每当发生“重复相遇”这样的事情，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想起它来。

主人公九莉在香港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寄宿读书。管理宿舍的修女，也被称为“嬷嬷”。

暑假时，九莉没有回家，独自一人待在宿舍里。有一天，性格古怪，离婚后在满世界游荡的母亲路过香港，就来学校看她。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母亲只是在房门口随意张望了一下，便动身离去。

因学校建在山上，送母亲来的汽车只能停在山脚下。九莉与一个被称为“亨利嬷嬷”的修女送母亲步行下山。三人沿着盘山沥青路，慢慢往山下走。

亨利嬷嬷有意讨好母亲，一路上不停地与她说着话，九莉自然乐得沉默不语。但没过多久，亨利嬷嬷就发现，不时流露出优越感的母亲，似乎不太愿意搭理她，便识趣地站住了脚，决定不再往下送。

九莉这时就犯了难。

她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母亲就此作别，跟随亨利嬷嬷原路返回，要么独自一个人继续送母亲下山。

经过短暂的权衡，她选择了后者。因为如果她随同亨利嬷嬷一同返回，免不了还要与她说话。由此可见，她对亨利嬷嬷的畏惧和厌烦，或许远胜于母亲。

可往前走了没多远，九莉就看见了山下停着的那辆汽车。

她不安地想到，她送母亲走到汽车跟前时，势必要与坐在车里的男人照面。而这个男人与母亲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与其撞破了母亲的“隐私”而惹得她不高兴，那还不如不送。

略微怔了一下之后，她决定即刻与母亲告别，返回学校。

现在的问题是，亨利嬷嬷年事已高，在山道上走得很慢。九莉如按正常速度上山，她很快就会赶上亨利嬷嬷，还是免不了要找话与她搭讪。故意放慢脚步又如何呢？似乎也不可行。因为很有心计的亨利嬷嬷，很容易就会发现九莉在存心躲她。

作者对这个离别场景的叙述，看似不动声色，但其中所蕴含着的复杂情感，却低回婉转、暗流涌动。

这段简洁、平易的文字，描画出了人情的逼仄、浮薄与疏离感，也写尽了敏感多疑、自我意识过剩的个体，在现代人际关系中进退失据、动辄得咎的心理困境。

我们据此似乎可以理解，晚年时蛰居加州的张爱玲，为什么杜门谢客，息绝交邀，宁可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电视，也不愿与他人有任何来往。

至少，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主动与世界疏离的女性“巴托比”来说，人际关系原本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令她感到紧张和不适的，也许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任何人。

在我看来，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其实只写了一件事，那就是人情关系。

由于畸形的家庭关系的影响或塑造，张爱玲在童年时期向外探寻的目光，被磨砺得异常尖锐。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张爱玲一生所经历的痛苦，主要是源于她无法从容应对的人际关系的馈赠。

作者：格非，曾被誉为“中国的博尔赫斯”，与余华、苏童并称“先锋文学三驾马车”，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凭借《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