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罗政（Luozheng）
《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志》中农学与药学知识的书写》一文，作者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蒋澈主任，文章发布于中医典籍与文化（2024年第一辑 总第7期）。现将文章摘要和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前现代的西方博物知识分属于自然哲学、药学和农学三种知识传统。古罗马普林尼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自然志》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该书既记录了关于特定自然物的农学知识，也记录了相关的药学知识。在文本结构方面，该书的组织方式与传统的西方古代药书有很大不同；在文本内容方面，该书也对以老加图《论农业》为代表的古罗马农书多有改写。与此同时，普林尼通过陈说农学史和药学史的叙事，尝试将农学和药学两种知识传统并置，建立二者之间的平行关系。普林尼文本的这一特点为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统一的自然志学科奠定了基础。”
“普林尼的《自然志》的书名成为近代自然志（博物学）的学科名称，也许并非偶然：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重视这部书，固然是因为它在内容上提供了博物学家感兴趣的内容，但也是因为这部书的范围包罗了几乎一切自然物的类别。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试图统一自然哲学、药学和农学这三种知识传统的不同文本与话语，创造一种统一的“自然志”（博物学），普林尼的《自然志》确实是一种合适的母体。这样说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自然志》一书从篇幅上（第8～32卷）看，所涉及的两种最主要的知识传统正是西方古代的农学和药学。普林尼在文本书写中将这两种知识传统“有区别地并置”，并有意识地建立起农学和药学的平行关系，这一方案是其他古代文本所未见或稀见的。普林尼为此使用的一系列历史叙事和修辞手段也可以在这一视角下得到重新解释。
普林尼的“农学—药学”平行方案是否在文艺复兴之前得到了很好的接受？这是一个需要另加探讨的微妙问题。说它微妙，是因为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博物学文本具有复杂的面貌：一些文本如马尔提亚利斯的著作散佚了，以不完整的形态存世，另一些中世纪的博物学文本在传抄过程中不断被改写，中世纪的百科全书类文献尤其显著。这一文本特点使我们很难对这些文本作出单一的判断。例如，假如我们接受扎依纳尔丁的看法，认为马尔提亚利斯流传下来的两组文本实则原本出自一种著作，那么马尔提亚利斯很有可能继承了与普林尼《自然志》相似的文本结构，他也很可能将农学知识和药学知识同等看待，并将它们视为一种更统一的自然知识的两翼。但是，这只是一种缺少确凿证据的推断。从存世的《自然志》衍生文本和中世纪农书来看，农学和药学两种知识传统的平行关系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系。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世纪广泛传抄的《普林尼药集》（Medicina Plinii）。这一著作从普林尼的《自然志》中辑出1100余则药方，依照病痛部位（从头到脚）排序。前文提及的与甘蓝有关的治疗方式在这部著作中被分散在各种疾病的名目之下，不仅有关的农学知识完全被排除，而且作为文本组织类目的“甘蓝”也已经不复存在，普林尼《自然志》的药学部分文本被十分彻底地加以重构，对药学实用目的的关注完全压倒了普林尼所苦心维持的篇章结构。
从书写中国博物学史的角度来看，本文所讨论的主题可能也出现在中国的本草书、农书、谱录或类书等文献中。每当博物知识的统一性以某种方式被设想时，或当有知识跨越不同的文本传统时，类似的问题可能就会被或隐或显地提出。例如，当前国内学界对“食药同源”等观念已经开展了一些讨论，但“食”与“药”的对应不仅仅体现于有关个别植物或个别动物的知识，还体现于农学和本草学两种知识传统之间的整体关联，以及在书写农书或本草书时的相关文本实践。普林尼《自然志》的这一案例，也许有助于我国学界从这一方向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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