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日本人是这样“谢罪”的

老读者都知道，我前前公司当年在日本有一个分部，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个员工，所以几年前我经常往日本跑，也确实接触了一定样本量的线下的、生活中的、真实的日本人。通过对这个不算大的样本简单了解，也能够一斑而窥全豹，就是我一直所惊醒大家的——日本人对二战的基本态度，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

日本社会主流的态度，是反对作为失败者的悲剧，不是反对侵略者的残忍。他们所悼念的不是他们夺去的生命，而是他们自己失去的作为侵略者的战利品。他们不是真的在反对战争，而是一种哀伤情绪——不是哀伤他们屠刀下的冤魂，而是哀伤自己挨了两颗原子弹。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是100%全面的败类——甚至日本人——even Japanese。这就是我在等一系列文章中讲过的日本战后左翼反战历史，今天再详细展开叙述一下。

1971年到1972年，日本发生了三起极具政治指向性的爆炸事件，目标不是普通市民，也不是官署警察，而是三处位于日本各地的战争与殖民纪念设施。这三处设施分别是：静冈热海的“殉国七士之碑”与“兴亚观音”、横滨总持寺内安置殖民者骨灰的纳骨堂、北海道旭川常磐公园的“风雪之群像”与北海道大学的北方文化研究设施。

实施这些爆破行动的是一群年轻人，他们自称为“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为什么日本人要以“反日”为名？在组织纲领中，他们写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曾经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犯下了罪行，而他们要做的，是要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谢罪。只要有一天，军国主义政府还依然代表日本，那么他们的组织名字就依然叫“反日”。

1937年南京沦陷后，松井石根指挥日军展开持续六周的大屠杀，逾30万平民罹难。松井被召回日本临行前，竟下令从南京大厂镇挖取“被鲜血浸透的红色土壤”。这些血土运回日本后，经陶艺家柴山清风烧制成观音像，并于1940年2月举行“开眼式”。松井在观音院内设置“决意之征”石碑，由南京大屠杀执行者朝香宫鸠彦题写堂匾，堂内供奉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相册，甚至为主张“日本无罪”的东京审判印度法官帕尔设立牌位。所谓“兴亚”，实为军国主义“以日本为盟主领导亚洲”的殖民野心。所以兴亚观音院从此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精神圣地。

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绞刑处决。美军指令将骨灰撒入太平洋。然而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勾结战犯律师三文字正平，盗取未燃尽的残骨藏入陶瓮，谎称“友人遗骸”送入兴亚观音院。住持伊丹忍礼将骨灰塞进观音像底座石缝中隐匿，这一偷天换日的行径，直至1959年才随右翼势力公开立碑而曝光。右翼分子在观音院旁竖起“七士之碑”，由前首相吉田茂题写碑名，并将盗取的骨灰埋入碑下。更荒诞的是，甲级战犯大岛浩的诗碑公然咒骂审判是“暴戾复仇”，誓言为刽子手“雪冤”。这种篡改历史的行径，是对国际正义的践踏，更是对数千万战争死难者的二次伤害。

正因为此，兴亚观音院被称为“小靖国神社”右翼定期在此集会，举办战犯追悼仪式。而左翼反战力量，就把进攻首要目标就选于此。

1971年12月12日，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三名义士在该处安置自制爆炸装置，其中“殉国七士之碑”被成功炸裂，法西斯战犯的骨灰四散而落，是字面意义的“挫骨扬灰”。而观音像因为炸弹引线过长，只造成轻微破坏。最终右翼势力不惜从德国进口专用粘合剂修复，至今碑体和观音像裂痕犹存。在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公开声明中，选择12月12日，是南京陷落的日期，他们要特地选用这个日期以表达谢罪的内涵。

第二次爆破的目标是横滨市总持寺内安置殖民人员遗骨的纳骨堂。这批遗骨来自日本在朝鲜殖民统治期间的驻朝人员，1971年日本红十字会将其收殓并统一火化，移交宗教机构集中供奉，最终设于曹洞宗大本山总持寺。这些殖民者虽然没有被当作军人纪念，却作为“祖国功臣”得到国家层面保护与悼念。

爆破行动原计划定于3月1日，即1919年朝鲜人民“三一独立运动”纪念日，跟12月12日的内涵相同，但后因装置调整推迟至4月6日。爆炸造成建筑倒塌，军国主义分子的骨灰成功破坏，无人员伤亡。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在行动声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只悼殖民者”的供奉安排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历史责任选择性逃避的表现。

第三次爆破发生在1972年10月23日，目标是北海道旭川的“风雪之群像”铜像，以及札幌的北海道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施設”。这尊铜像由雕刻家本乡新与本多明治设计，内容是一位年长的阿伊努人被四位日本“开拓者”簇拥着一位老阿伊努人。不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我做一个简单类比，当年日本人在东北有很多“开拓团”，而开拓团不仅仅在东北有，同样侵占了很多朝鲜人民、阿伊努人民的土地，本质上就是殖民者。

日本人把阿伊努人的土地收强占，废除其固有部族制度，禁止语言、干涉宗教、强迫教育，用一整套政策将其转化为“被日本化”的边疆民族。这种“开拓神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地方教育与文化庆典中，风雪之群像就是其中一环——把殖民活动美化为其乐融融的“开发建设”。而北方文化研究设施长期研究阿伊努人与北方少数民族，以“学术研究”为名收集民族遗物与骨骸标本，延续了帝国时代的民族人类学殖民视角。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行动选在10月23日，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1669年的这一天，阿伊努首领沙克沙因被松前藩诱杀，标志着阿伊努武装抵抗的终结。爆炸使得铜像被炸毁，研究设施部分损坏，因为事先警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续修复后的铜像在介绍中被迫加入“原住民受难历史”等注释，北海道大学也逐步调整其阿伊努研究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这三次爆炸精确地打击了三种结构性的历史歪曲：第一种是对战犯的“忠魂化”；第二种是对殖民者的“人道化”；第三种是对帝国扩张的“美谈化”。并分别通过特定的日期，像中国人、朝鲜人、北方少数民族谢罪。日本政府与媒体从未正面回应这些设施为何存在，反而直接将行动定性为“极左恐怖”，把行动者通缉、判刑、封口。

1974年，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演化为三个成熟的战斗小组——狼、蝎子、大地之牙，同时目标从军国主义纪念物转向日本财阀。三菱重工是“狼战斗小组”的目标：三菱在战时承担军舰、军机等核心军需（零式舰战出自三菱体系），战后在盟军“解体财阀”政策下拆分，1964年又整并为今天的三菱重工。到了越战阶段，它被点名为对美国的对北越补给提供支持，这正是三菱案声明里“财团牟利—帝国扩张”的指控逻辑。

1974年8月30日，中午12点44分，东京丸之内，三菱重工总部大楼门前发生爆炸。爆炸装置安放在公司门口停放的一辆车中。现场惨烈，8人死亡，376人受伤，是当时战后日本最严重的城市爆炸事件。战斗小组在炸毁大楼之前特意多次拨打电话要求平民撤离，但是被当成了恶作剧。《赛博朋克2077》中强尼银手炸荒坂塔，我很怀疑原型就是这次针对三菱总部大楼的袭击。

同年，“大地之牙战斗小组”不甘示弱——你炸三菱那我就炸三井，直接炸毁了地标建筑三井物产馆。同样也在爆炸签警告，要求平民撤离，吸取了这一次教训对方确实组织撤离了，因此只造成了一些人轻伤。

“蝎子战斗小组”一看两兄弟一个炸三菱一个炸三井，没得更厉害的选了。于是开拓思路，把目标定在了鹿岛建设。因为鹿岛建设在二战期间是臭名昭著的掠夺中国、朝鲜劳工的公司，所以蝎子小组打出了“为中朝同志复仇”的口号。为了避免平民伤亡，地点选择了鹿岛建设囤积建筑材料的开阔仓库，同样事先警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除了企业目标以外，反战组织还锁定了天皇。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昭和天皇不是旁观者，而是战争发动的主谋，是对整个亚细亚暴力机器的最高责任人。他们认为，日本战后虽然进行了审判，判处了七名甲级战犯，但唯独把昭和天皇摘了出去。这不是正义，而是妥协，是美军出于冷战布局刻意保护的结果。

1974年8月14日，左翼义士们行动者策划了一次名为“彩虹作战”的行动，目标是天皇专列。他们预设了爆炸装置，计划在昭和天皇乘坐御召列车通过荒川铁路桥时引爆，以此方式公开提出历史追责。但这次行动技术上没有成功，炸弹未能起爆，事件被警方归档为“未遂”。

这次失败并未使行动意义被抹去。他们通过这场行动明确地向社会宣告：日本战后和平的最大谎言，就是让裕仁这个战争时代的最高战犯变成“无害的国家象征”。在整个侵略战争中，昭和天皇掌握着军令、拥有着人事任命权，他对“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太平洋战争”都负有无法推卸的政治责任。没有他的许可，不会有全面动员，不会有大本营裁定，不会有“玉音放送”。如果他对战争没有罪，那这场战争就没有真正的责任人。

天皇制从来都不是所谓“君主立宪”之下的虚职，而是战时动员体制的核心工具。他在战前的神格化，在战时的军令指挥，在战后的免责处理，共同构成了日本无法面对自己战争责任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推翻这个结构，不要求昭和天皇本人谢罪，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清算。

所以说，什么叫“反战”，什么叫“谢罪”，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日本人应有的态度——主动把法西斯恶魔挫骨扬灰，而不是对着两颗原子弹唧唧歪歪。

讲到这里还必须提到这些左翼反战组织的理论成果，核心就是那本小册子《腹腹時計》：前半讲反日帝国主义（反法西斯）立场与斗争路线，后半讲城市游击的方法论，包括目标选择、潜伏规则、定时装置与爆炸物的基础原理等。警方后来正是凭这本书的文本与编印链条锁定人员，并以《爆发物取缔法》“教唆·帮助制造爆炸物”立案，把它当作关键证据之一。

在这本小册子中，日本左翼前辈们明确指出：日本的对外侵略与殖民不是“过去式”，战争体制在战后改头换面，继续落在财团、研究机构、纪念设施与象征权力上；因此，反战不是抽象口号，而是要把这些“帝国的手”一处处找出来，逐点破坏。

书中的“目标学”部分是全书的核心，也是这本书的思想高度所在。作者把可行动的对象分成几类：第一类是军国主义的祭祀与纪念节点，典型是靖国神社、战犯碑、殖民者骨灰堂、把“开拓”美化成公共艺术的铜像，他们在小册子中把靖国神社和皇居列为首要目标，可惜没有时间给他们实行计划；第二类是知识—制度装置，典型是以“文化研究”“北方研究”为名、却在再生产殖民话语的机构；第三类是财团与军需网络中的公司本体，把战时的军工、战后对美支援、国内的承包体系连起来看；第四类是象征权力的顶端，即天皇制。

当然，这本小册子的也是不完美的，它仅仅讲清楚了“怎么做”，但是忘记了说“为什么做”——即讲清楚“为什么暴力破坏能够服务于反战”这一逻辑。关于这个问题，东亚反日武装阵线重要成员大道寺雅志零零散散讲过一些，但不成体系。以下是我基于他们的做法，扩展的体系论证：

第一步，打断粉饰：只要战犯能被供奉、殖民能被叫作“开拓”、企业能用“发展”遮住战时收益，反战话语就会被礼貌地消音；把这些物象炸出裂缝，等于把遮羞布扯掉。第二步，揭出连续性：以公司与项目为坐标，指出战时军需与战后繁荣之间的人员、资本与技术连续，逼着社会承认“加害并未在1945年终止”。第三步，顶层问责：如果天皇仍被摆成“无害象征”，战争体制就缺席了真正的责任人，于是只能一遍遍重演“只谈受害、不谈加害”的和平叙事；把以天皇为首的战犯当作目标，是把这个问题正面抛出。

这本小册子出版在1974年3月，由“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狼”组主笔与排印，“腹腹時計”的日语发音是“哈拉哈拉·时计”，就是定时炸弹倒计时的拟声词。

就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日本左翼把法西斯战犯挫骨扬灰，策划刺杀天皇；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所以说不分“左”“右”能成吗？不讲意识形态能成吗？

说句题外话，《腹腹時計》这本小册子流传到了韩国，结果被朴正熙政府给禁了。看起来很迷惑，韩国不也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吗？日本反战义士还特意挑三月一日给你们致敬呢。但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朴正熙政府也是右翼军政府，什么叫亲不亲阶级分啊，什么叫全世界反动派联合起来啊~战术后仰~

所以这又回到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讲意识形态是不行的。回望那批七十年代以爆破历史神龛为己任的日本左翼，不难看出，他们之所以能跳出“战败国”那套自怜的叙事逻辑，是因为他们曾真正接触过一种与日本民族性格格格不入的思想资源——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思想。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不是一句口号，不是电影海报上远眺山河的轮廓，而是一种彻底批判现存秩序、揭穿历史谎言、号召人民觉醒的现实力量。他不仅在中国掀起改天换地的人民战争，也在日本的青年、工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激发出另一种对“历史责任”的感知。他们不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反战”，而是以亚洲被压迫者的立场审判日本自己——这是战后日本思想史上极为稀有、也极为清醒的一刻。

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革命动力，更是中国在有史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文化输出。

今天既然说到了日本话题，再讲两个我所敬佩的日本人，大家很有可能都曾在电视新闻中见过他们：

他是小林宽澄，1919年生人，1940年参加日本侵华战争，1941年在山东被八路军俘虏。被俘后的小林宽澄依然受到军国主义思想所毒害，数次逃跑失败，又先后两次自杀，但都被八路军同志救了下来。

后再来我们优待战俘、思想教育的感召下，幡然悔悟，随后自愿参加了八路军，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工作，成了反战同盟滨海支部的支部长，1946年小林宽澄光荣入党，成为了一名外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4年妻子生下儿子，适逢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小林同志便就以“宪明”为儿子名字，以“友好”为小名。

1955年，小林同志回到日本，一直被日本政府监视，直到85岁才得以解除监视，获得自由。然而在如此高压的氛围下，小林同志依然为中日友好交流、揭露日本战争罪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邀请了小林老人前来出席；2015年9月2日，因为小林老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国家为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

2016年3月26日，小林老人完成了他要去毛主席故乡的愿望，在韶山毛主席铜像前热泪盈眶，敬上一个军礼。

2019年1月16日，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小林宽澄同志在日本去世，享年99岁。

一个日本人，终生投入在了反对法西斯、宣传和平的伟大使命中；一个中国人，在靖国神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毛主席说过：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军国主义把人变成鬼，社会主义把鬼变成人。

还有一位日本军医山崎宏，日本战败后本着“赎罪”的想法留在中国义诊，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七十余年。他给人看病不要钱，只要粮食和生活用品——就算不给也不会不给你看病，成为了济南城内有口皆碑的“儿科神医”。

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世界上哪有再比这更美的事？”

2010年，山崎宏老人病逝，享年103岁。根据老人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给了中国红十字会。

两位日本同志发自内心地说出“为人民服务”，说明他们完全认可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不但“六亿神州尽舜尧”，全世界人民也是“舜尧”。

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中这一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最初的原文本来是“一截留中国”，“还东国”是1963年出版《毛主席诗词》时修改的。为这个修改，毛主席亲自批注：改这一句，是因为不能忘记了日本人民。因为即便是日本人，也有“从鬼变成人”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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