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常识，避免“意识流”式评论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艺点】

在观念艺术评论中，“意识流”话语的运用，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理论的无序拼贴，感官体验的断裂及意义的无限扩展。这种将艺术观念与意识流话语捆绑的批评方式，不仅远离了艺术的本体，更遮蔽了当代艺术与公众对话的可能性，造成人们认识当代艺术的困境。

当代艺术不再强调以技艺和语言形式为中心的审美追求，而是更多转向强调思想观念的表达。马塞尔·杜尚被称为观念艺术之父，他的“现成品”艺术，最著名的是将一个小便池命名为《泉》并放进美术馆，表达了与传统的决裂。他认为，艺术创作中，概念是第一位的，而非美学、技术、知识价值等。因此，当代艺术批评中也产生了一种现象：当人们谈论观念艺术时，往往强调“概念”，从而陷入“意识流”的话语模式，出现术语堆砌、关键词跳跃、语言修辞模糊等现象，往往令大众感到难以理解。

意识流是人类思维的状态，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一种叙事手法，强调心理时间的真实性，就其叙事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非线性、碎片化、跳跃性。在当代观念艺术的批评中，意识流话语司空见惯。比如，有些展览作品的配文、解说词无序拼接，如诗人般朦胧的呓语，从日常生活瞬间跳到哲学玄思，观众难觅逻辑线索，导致话语深度缺失。再如，在当代水墨作品展览中，有些艺术评述引入“道法自然”“境生象外”“空灵”“玄机”等词汇进行“玄之又玄”的论述，这些表述看似高深实则缺乏实质内容，导致批评话语浅表。

在当代观念艺术批评中出现这种意识流话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学术批评体系的自我封闭和话语霸权，使艺术评论形成了概念套用的意识流话语模式。

意识流话语常常套用一些概念，并把这些概念的关键词连缀起来，造成理论先行，使批评话语的逻辑缠绕，晦涩难懂，使艺术批评沦为概念游戏。有的艺术批评家把解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概念生硬地组合在一起。例如，蔡国强的烟花表演艺术《九级浪》，名称取自俄罗斯画家的同名油画，以烟花爆破形式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然而，一些批评家在解读《九级浪》时，套用解构主义的理论，认为烟花的爆破解构了油画的静态构图，体现解构主义对“中心主义”的颠覆；接着运用符号学“能指”理论，表示烟花的爆破对应生命的辉煌，而烟花的熄灭对应世界的虚无；并强行植入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观众看到烟花中的自我与现实中的自我，形成一种对应关系，从而在镜像中完成主体的自我认同。这种批评过于追求理论的套用，而忽略对具体作品的创作语境和媒介特性的认识，变成“为了概念而概念”的封闭系统。

另外一种现象就是通过意识流话语的生产，颠倒艺术与观念的关系。批评者为了追求所谓的学术创新，制造出奇特的概念，如“量子视觉拓扑”“生物波普拟像”“熵增解构主义”等概念。这些概念在批评论证中缺乏逻辑性，造成论证断裂，同时加剧了话语垄断。例如，徐冰的《蜻蜓之眼》是一部使用公共监控视频素材剪辑而成的一部虚构的爱情故事。对于这样一部实验性影像作品，有些评论者提出“量子监控叙事”的概念，认为不同时空的监控构成事件“量子叠加态”。这种解读强行运用物理概念阐释叙事结构，而忽视对技术时代的个体处境等人文问题的批判。类似这种批评话语不仅脱离艺术本体，也让普通大众陷入理解困境。

其次，观念艺术受到商业裹挟，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使批评家难以抵抗商业利益带来的诱惑，其评述话语甚至成为资本助推的工具。

当代艺术批评迎合艺术市场，通过意识流话语堆砌赋予作品“智性稀缺”的符号价值。观念艺术的“不可复制性”使其成为市场追逐的“符号性”商品，而意识流话语能有效提升其稀缺性，从而提高艺术作品的市场价值。意识流话语通过贴标签、名人效应、过度包装，从而使平庸的创作获得“观念原创性”的假象。例如，有些观念艺术作品本来就是工业废料拼贴而成的作品，却被定义为“后人类世的物质寓言”。有些批评家和商业画廊、拍卖机构联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运用意识流话语赋予作品较高的思想价值，从而提高其商业价值。这种与市场共谋的批评话语彻底脱离公众，进一步加剧了艺术批评话语与观众之间的隔阂，导致观众很难从中获取关于作品艺术价值的真实信息，甚至只能以价格和名头标签来进行评判，而非从美学、思想性等内在品质来认识作品。

“意识流”评论话语缺少深度思考，变成了快餐化传播、商业化运作的畸形产物，无法让观众产生共鸣，最终沦为概念自嗨的文字游戏。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难道谈“观念”的当代艺术就一定要“意识流”吗？如何避免意识流话语对当代艺术思想价值的损害？

第一，要建构开放的批评空间，打破话语垄断。在观念艺术批评话语表述时，运用开放的姿态，建立“感官、观念”的双向阐释路径。观念艺术的解读需要了解观众的直接感受，从对艺术的视觉、触觉等各种感官体验出发，再引申至抽象的思想。在批评话语引导上，要抛却批评者中心主义的立场，让观众在与艺术的交互体验中精准把握对艺术品的评价。以伊夫·克莱因的作品《表演：蓝色时代的人体测量》为例，艺术家使用人体艺术和色彩实验的方法，在画布上形成特有的蓝色图形。对于该作品，合理的批评路径应该是“试图通过人体艺术来关注女性，关注战争”——通过观察沿着人体模特的外形轮廓喷绘的印痕，以及在这些喷绘中加入体现战争元素的灼伤痕迹，感受一种视觉与情感的震撼力，从而体会包含其中的艺术思想。这种开放式的感官经验的分析，避免了“后现代碎片化”等理论术语的堆砌，使解读更加精确和具体，因而能让观众产生基于身体经验的共鸣。

第二，推行问题导向的批评模式，使艺术批评具有针对性。在分析观念艺术时，从艺术家出发，了解艺术家要表达什么样的观念和问题。比如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把包装肥皂的纸盒堆成雕塑般的作品，其核心观念是让我们思考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批评家可以通过对比分析货架上的包装盒和展览中的盒子，解释美术馆语境对物品的艺术赋权，从而让观众自己来思考“何为艺术”。这种阐释方式既有问题导向意识，又能让公众有针对性地去发现问题的本质，比直接套用“波普艺术”“解构消费社会”“艺术体制论”等所谓当代艺术关键词更加清晰明白。

第三，引导市场理性发展，建构公平公正的批评生态。意识流话语在艺术市场的泛滥，本质是资本逻辑对艺术价值的重新定义——当理论术语比艺术语言更能决定作品价格时，艺术本体必然被话语霸权所吞噬。所以要打破这种异化，需重新建立以创作质量为核心的市场评估体系：画廊通过展示艺术家的创作手稿及创作过程，而非依靠理论声明,来建立和丰富艺术品的价值；拍卖行图录需包含形式分析而非术语堆砌；策展人需解释“观念如何通过媒介呈现”，而非给观众呈现一段虚空的臆断。

当代艺术的观念表达，从来不是“意识流”批评话语的专利。从把日常生活用品搬进美术馆的杜尚，到号称“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博伊斯，从以火药为媒材进行创作的蔡国强，到在水墨地图里绘出复杂万象的邱志杰，真正具有穿透力的艺术观念，恰恰是通过具体的艺术作品本体得以呈现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永远都是文艺批评的不二法门。批评的任务不是故弄玄虚，而应该运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建构多元的对话语境，让艺术回归本体自身，重建真诚对话。在艺术展览中可以通过作品讨论会、艺术沙龙、艺术品鉴会等方式建构艺术家和公众交流的环节，让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作品的物质呈现及公众的直观感受形成对话，在互动中增进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理解。在这种真诚对话中，让批评回归多元视角，从而避免意识流话语单一性的表述。

（作者：刘永亮，系安徽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