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皇权用胡萝卜与大棒控制局面，晚明皇权则大权旁落

晚明和晚清皆有党争，晚明更是亡于党争。晚清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党争”，但总体上李鸿章和左宗棠；李鸿章和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与岑春煊等也可以称为准党争。整个晚清，党争的核心人物就是李鸿章。

晚明的党争，之所以亡国在于遍布中央与地方。晚清的党争，则一直以中央与地方矛盾面目出现，所以，地方高官进入中央后形同明升暗降。

皇权的恶：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把握得更好

晚明的皇权已经失去制衡“党争”的主体文官集团的作用，除了像朱元璋、朱棣那样将“皇权的恶”展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方法外，包括张居正改革（革新）在内，都无法摆脱文官裹挟，原因很简单张居正本身就是文官，他的改革集团也就是文人集团。明廷基本被文官控制，因此，地方也受文人控制。

在晚明时期，崇祯之所以斗不过文官，反而魏忠贤能够压制文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利益面前，在晚明畸形化发展面前，儒家文人与阉人，他们所效忠的都已经不再是皇帝，而是阿堵物。因为阉人的权力寄托于皇帝，朱元璋、朱棣、朱瞻基三代皇帝所创立的“大明特务统治”，又使得阉人无法“至大无双”，所以，皇权可以压制文人。

但在儒家文化下，崇祯已经被儒家俘虏，没有把“皇权至大”这种皇权的恶发挥到极致。所以，崇祯反而无法抑制儒家文人在改变了信仰（以阿堵物为效忠对象）后的权力影响，最终“独自”辛劳而越忙越亡的困境。更多内容详见“皇权的恶：崇祯代替不了魏忠贤的根本原因”一文。

晚清的情况下则与晚明不同，可以说是基本相反。

从1840年开始清廷大一统下的鸦片战争，再经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西北西南民族起义的天下大乱，到了1860年代地方政权基本已经被汉精英控制。但请注意，在清廷层面，道光、咸丰、慈禧一直控制着中央权力。任何地方督抚，你权力再大、威望再高，仍然需要清廷授权给你。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对皇权的恶的把控，清朝虽然学儒，但始终只是将其作为工具而没有被控制。他们内心仍然记着自己的政权是少数人掌控多数人，对权力失控的紧张一直存在。

晚清晚明大不同：地方大员进入内阁、军机处权势变换不一

在晚明时期，地方大员进入内阁，属于提升。

在晚清时期，地方大员进入军机处，则属于明升暗降，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李鸿章一生没有进入过中央，但却不比任何军机大臣权力小。左宗棠两次进入军机处，皆是明升暗降。

左宗棠第一次进入军机处，是在“抬棺出征”后，慈禧在1881年为防止左文襄率军与沙俄作战，将其调入军机处主管兵部。第二次进入军机处，则是在中法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左宗棠要求自己亲自率军迎战法军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左宗棠要求辞职回家，因为我军军情紧急，清廷害怕左文襄会“一意孤行”将其在1884年6月调入军机处，主管名义上的八旗精锐、实质上的“玩家俱乐部”——神机营。

由此可见，左宗棠两次进入军机处都是清廷怕作为地方军政主脑的左文襄，以“强悍”态度破坏其“妥协投降”战略下的明升暗降。进入清廷后，军机处其他人要么是亲王贝勒，要么是八旗亲信、久在京为官的汉精英。他们长期深谙京城政治，知道慈禧的态度和主张，一心以太后的主张为主张。所以，像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即使进入军机处、进入兵部能做什么？顶多在细节上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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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地方大员中，唯一能进入军机处而权力不减轻的人就是李鸿章。他以淮军为基础，其淮军系统的地方督抚官员非常多，其主管的北洋军事辖区几乎遍地都是淮军系统的人，说句通俗的话，连守大门的、打扫卫生的人恐怕都和淮军或淮人有关系。

李鸿章论地位，一生都没有进过军机处，不属于“权力中枢”的人。但他的权力，却远远高于1880年代后任何一位非亲王级别的军机大臣。

胡萝卜与大棒是皇权主要采用的手段

晚明的皇权在控制力上要比晚清更弱，特别是皇权的第一代表皇帝。皇权是一个“权力体”皇帝、后宫、阉人、外戚、王权都是其代表。在宋明清三朝，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思维”。

宋朝作为奠基者引领千年历史，但因为属于奠基许多环节看上去皇权、皇帝并不彰显。由此，明朝进行改革，利用特务统治制衡宦官。但最终，皇权仍然旁落。清朝又对此进行改革，利用儒家笼络汉精英、利用八旗威胁汉精英，前者是肉后者是刀、前者是胡萝卜后者是大棒，在此情况下，清廷掌控住了中央与地方。

胡萝卜与大棒确实符合人的心理，但核心在于使用者要有绝对优势，否则，胡萝卜、大棒都是没有吸引力、威慑力的。这就是为何清亡何以出现的原因。大棒不在手，胡萝卜有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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