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我就是那个在电影院被吓哭的小SB

两代天降英才分别编、导

1

1970年以前出生的国人，少年时大约只能看到四个国家的电影，因为别的国家要么是我们的敌人，要么就穷到拍不了电影。

这四国电影风格明显，大家编出顺口溜以志：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

朝鲜电影又哭又笑，

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新闻简报指正片之前的加映，可见片前广告在我国早已有之，只不过卖的都不是东西，是情怀。

飞机大炮指勇敢的越南兄弟当时正在跟漂亮国打仗，喜欢拍战争片。

阿尔巴尼亚毕竟是欧洲国家，叙事方式咱们不习惯，加上欧洲人的面孔不易分辨，所以中国观众经常看不大懂。

最传神的当属“又哭又笑”，一部朝鲜电影基本就是由剧中人哭和笑的交替变换构成的，又有“七哭八笑看到头”之说。之所以多笑一次，是因为英勇的朝鲜人民总会取得最后胜利。

后来读鲁迅的《社戏》，看到这句话：“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不知怎地就想起朝鲜人民：他们也是“决不惮”笑了哭、哭了笑的。如果契诃夫有幸看到，一定会觉得所有朝鲜电影都在抄袭他的《第六病室》。

后来发现这一联想是错误的，因为朝鲜人民显然不是人世界里的呆子，他们只是最懂得哭和笑之间辩证关系的人。假如他们看到一个胖子，他们立刻就知道用哭来表示幸福——绝对不会认错人，因为他们的国土上同一时间只有一个胖子，如果有了第二个，那就是下一任胖子。

或者更准确地说，朝鲜人民懂得一切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就是：

让干嘛就干嘛。

我能明白这一点，用《社戏》里的话来说：“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

顺便说一句：后来我们被允许观看的清单上又增加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敌人减少了。因为有些国家又被踢出了清单，例如越南——他们居然和我们上演了战争片。

之前被我们崇拜的越南电影里的战争英雄转眼成了被切齿痛恨的“越寇”，切换得毫无压力。至于我还一直保留着对长发及腰清秀苗条的越南姑娘的喜爱，那只能说明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儿童。

2

1970年代最火的外国电影无疑是《卖花姑娘》。这部据说为世袭文武全才日成同志和正日同志分别编、导的朝鲜电影，在当时中国的影响绝对把《哈姆雷特》甩出N个长白山。

这种电影是需要组织观看的，当然免费。后来的电影不免费了，但大家仍然花高价去看，带着孩子看，看了又看，还花钱请人看。这说明看电影需要两个条件：有钱、有脑子，

而这两方面最近几十年在不同方向都有了变化。

幼儿园也是一级组织，所以也去看了。老师提醒我们：你们一定要哭，也一定会哭。

老师的句式我已经很熟悉，虽然还只是幼儿园的园士候选人，但已经在广播里听熟了“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话。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种话透着不讲理，只觉得这种句式很牛，经常借用来对女小朋友说“这辫子我今天揪也得揪，不揪也得揪。”

但我个人对老师的要求有点不理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共产主义接班儿童的我们是不被鼓励哭泣的，例如打针吃药的时候、吃不饱的时候，以及拉了屎撅着屁股却没有阿姨来擦的时候。

总之，那是一个哭的理由很多因而很需要不哭的勇气的时代。我们在6岁以前就记熟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在后者提供的后现代主义氛围中，我常常拔剑四顾，打量周围的小朋友哪个适合当尸体，可以先发展成战友。这一切可不是为哭而准备的。

当然，我还需要再长大一点，变成高等动物，才能学会辩证地理解哭泣：这件事本身，和任何事一样，不存在该不该，关键看组织让不让。组织让干的事就是好事，反之就是坏事。

所以中国人都是辩证法的高手，因为辩证法是从娃娃抓起的。

但幼儿园的我年少轻狂，决定坚强，暗自打气“不哭，就不哭”。

现在想来，这种态度本质上带着一种逻辑执拗：明明平时都说不哭才是好样的，总不能空口白牙说让哭就哭。

这种执拗是一种致命缺陷，它决定了我当时不是好儿童，后来不是好少年、好青年、好中年，现在不是好老年，注定不受领导待见、被同事齿冷。

简单地说，这样的人就叫：

一小撮。

3

为什么需要我们哭？现在用得着哈姆雷特了：这是一个问题。

这部电影是两代天降英才用来教育他们治下的人民的，揭露了一个卖花姑娘在日据时期的悲惨遭遇，其基本原理是“看吧，没有胖子你们会多惨！”看完前胖时代有多惨，人民就会感到胖时代的幸福。这就好比看一个半小时的翔吃播，看完之后嘴里都有了翔味儿，就会觉得饿肚子是最幸福之事，因为不用吃翔。

如果用亚理斯多德的理论来解释，这就叫恐惧的宣泄，中文音译为“卡塞西施”——顺便说一下，这个译名充分说明亚理斯多德抄袭了《永乐大典》，因为西施是中国美女，所以这个词的本意是接受完教育之后感觉自己过得挺美。

总之，这类电影的关键是观众一定要被吓着，最好是吓哭。哭说明效果好，不哭说明效果不够好，或者说往观众嘴里塞的翔味儿不够浓。

我们知道，朝鲜人民这方面素质是很高的，三千里江山哭声一片。所以，当这部电影登陆中国的时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态势——现在是看中国人民素质的时候了！

现在知道举国体制的好处了。这种体制能把麻雀搞灭绝，当然也能把人搞哭。一种天罗地网般的认知迅速形成了：越哭越光荣，不哭不是人。

关于在电影院里哭这件事，就是这样的。

关于这件事还需要提到一点，那就是：

当需要吓个谁的时候，孩子是最容易下手的！

所以，在那个幼儿专场，当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整个电影院里悲声不绝，像装了一屋子死了爹妈的小喇叭。

只有我还在逻辑执拗性中挣扎。

除了银幕，放映厅一片漆黑，隐约看见老师们在巡视，脸在银幕微光映照下忽明忽暗，显出满意和警惕的表情。我身边的接班小朋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哭泣，简直顾不上看一眼银幕。

在我最后的印象中，银幕上几个戴着大盖帽、穿着马靴、腰间挂着指挥刀的人像赶牲口一样把卖花姑娘一家人赶上一辆马车，指挥刀虽然在鞘中，但似乎带着某种冷酷的光芒。这时一位老师巡视到我身边，眼镜片闪着一种奇特的蓝光，向我照射过来。

我哇地一声哭出来，难以自止，哭得像在呕吐。

我特么那就是给吓的。

4

后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个吓哭名场面，我发现，真正使我伤心的是一种屈辱感：一种不得不屈服于威吓的屈辱，或者说不得不成为一个傻逼的屈辱。

当然，作为幼儿的我不可能如此清醒，当时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委屈和恶心。

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Collective Force，“集体威逼”。意思是：当你身边出现某种集体倾向时，这种倾向会对你产生无形的逼迫，使你不知不觉地与它保持一致。

孩子本没有哭，哭的人多了，也就跟着哭。所以，集体威逼，对孩子而言，就叫“吓哭”。

我之所以被吓哭，除了周边的氛围使小孩子感到恐怖，本质上讲，是我竟然觉得该哭。一旦开始哭了，我就认为自己是真哭。这就是集体威逼的功能：瞬间完成了从“要我哭”到“我要哭”的转变。

如果说本来还有个不想哭的我，那么在我开始哭的时候，他已经被消灭了。我是，且仅是，这个在哭的我。用笛卡尔的话来说：

我哭故我在。

所以，“集体威逼”的本质，就是逼迫你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而且仅仅是集体的一部分。除了这个一部分，你什么都不是，连你自己都不是。

这个集体通常是个傻逼的存在，因为哭是加入这个集体的仪式，而在让你哭的同时已经进行了一次愚蠢性和服从性的测试：主动哭的，当然够蠢；还不够蠢的，就把你吓哭。

所以这种测试同时也是规训，作为测试和规训的结果，小朋友们在哭过之后内心充满仇恨。而仇恨的对象，则是所有环节中最神奇的环节。

根据最起码的道理，如果某种行为是可恨的，那么应该仇恨的是这种行为。但是不。

那么应该仇恨的是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也不。

那么到底仇恨什么呢？是——敌人。

那么敌人是谁呢？

敌人就是那些需要你们去仇恨的人。

例如，在和《卖花姑娘》同时期上映的经典名剧《白毛女》中，黄世仁糟蹋了喜儿姑娘，可恨。那么我们应该仇恨糟蹋姑娘的人吗？不，我们应该仇恨地主。因为黄世仁是地主，所以地主是我们的敌人，虽然并不是每个地主都糟蹋过姑娘。

同理，杀人可恨，但应该仇恨的不是杀人的人，而是某国人，因为杀人的人是某国人，所以某国人是敌人。

但黄世仁也有国籍，我要不要仇恨他那个国家的人？不，在这个case里我们只需要仇恨地主。

仇恨是要仇恨的，但要有组织地仇恨，不能乱仇恨。

有时候，例如在看《卖花姑娘》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该恨谁，因为没有被告知敌人是什么人。但是我们仍然恨着，保持着仇恨的能力。好像被一坨肉逗引着的小狗，在需要的时候，把肉扔向哪里，我们就扑向哪里。

逻辑就这样完美地闭环。

有人会欣慰地笑了。

这种人通常是胖子，如果会吸烟就吸一口烟，如果会吟诗就吟一首诗：“喜看稻菽千重浪……”

事情进展到这里，接下来的一切就都很熟悉了。

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集体的一员；我们为我们是这个集体的一员而自豪；甚至我们不需要别的自豪的理由，也找不到别的自豪的理由，仅仅因为我们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就可以自豪得要死。

我们开始维护这个集体，竞相争取集体的认可：如果是成年人，就去乱放水，如果还嫌不够蠢，就乱撒尿；如果是孩子，就撕画片，如果还嫌不够蠢，就找根棍子捣地图。

根据希腊的定义，愚蠢是构不成悲剧的，因为悲剧需要崇高，而愚蠢只能构成喜剧。

而在中国，悲剧的定义要宽泛得多。迅哥儿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推想开来，只要我们足够愚蠢，美好的东西早晚都会毁掉。所以，悲剧就是把愚蠢的东西展示给人看。

从本质上讲，一切悲剧是从集体威逼开始的，也就是从不允许你是你自己开始的。也就是说，

一切悲剧都是从把孩子吓哭开始的。

5

那种在电影院里被吓哭的屈辱，后来我还经常感到。

事实上，在我大了几岁之后，突然进入了一个有些不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被多少允许成为自己。因此经常有人说，我们属于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最幸运的一代。

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寿命长于那个时代，所以屈辱感又开始找上门来。

这再次证明了辩证法的正确：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那种幸运，因而也就没有这种屈辱感。

当年，我的屈辱源自不得不屈从于威吓、不得不成为傻逼；而现在这种屈辱感还增加了一条。那就是，不管我如何挣扎，总要面对这个灾难级的现实：在世界眼中，

我是傻逼中的一员。

我经常遇到奇怪的目光，仿佛在问：

“难道你不是和我们一样的傻逼吗？难道你小时候没有在电影院被吓哭过吗？”

这时我就不得不痛苦地想起，是的，我就是那个当年在电影院被吓哭的小傻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