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苏联介入东北抗联，如何整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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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底1940年初，苏军召集周保中和赵尚志、冯仲云分别代表吉东、北满到苏联开会，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

这是历史上东北抗联领导人第一次集体越境苏联。关于这次会议的缘起，以往研究普遍强调东北抗联一方的主动性，一种观点认为是东北抗联领导人希望恢复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还有观点认为是要解决赵尚志的问题，即北满党内派别问题。

鉴于苏军代表在会议期间始终没有协助东北抗联联络中共中央的行动，那种认为召开会议是为恢复与中共中央关系的说法并不成立，而北满党内派别问题也不是主要议题。退一步讲，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三人越境本身就需要苏军批准。

周保中事后也讲，他三次接到去苏联开会的通知，越境后才被告知“由于共产国际的同意，远东红军领导方面将要帮助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由此，会议应是经共产国际指示，由苏军发起并主持的，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掌握。

无论是吉东还是北满方面，此前尽管不满于苏军对赵尚志总司令的任命，但都非常希望能同苏联远东军建立直接性、常态性的联系，以获得苏军的援助、支持和指示。

早在获悉赵尚志率队回国之际，北满省委就尝试以寻求联络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信给苏联远东军，表示愿意与苏方建立联系并讨论问题，称只要苏方愿意，可随时来信，同时请求苏方提供各种书、文件、报纸、好消息以做工作之资。

吉东方面，周保中在1938年初只身越境寻求与苏军交涉时，就在当时写给苏军代表的信中表达了愿意赴苏商谈以及建立密切关系的愿望，他一面称自己作为“联军中最负责的领导者”不能在部队面临失败危机时越境，另一面强调若苏方认为有重大问题必须要他越境，他可以立即动身，并请求苏方迅速给他来信，他可以在适当的地方等候回信再决定行动。

根据赵尚志返回东北引发的一系列震动，可以推断，苏军在派遣赵尚志返回之际，并不十分了解东北党和东北抗联严重分裂的事实；赵尚志在整编东北党和东北抗联的过程中遭遇的阻力，是苏方始料未及的。无论如何，东北党组织和军队的分裂，不仅极大阻碍了东北游击抗日运动的发展，也对苏军整合与利用这支部队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除了东北党内的问题，自1938年秋日伪的讨伐日益严酷，东北抗日游击运动陷入正濒临完全失败的苦境。

柴世荣、关书范1939年1月给周保中的信中，也称1938年是党在东北革命实力损失最严重的一年，队伍损失极其严重。

冯仲云1939年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东北抗联在1938年的兵力损耗达十分之九。

到1939年春，根据周保中的观察：

即便是得到苏联帮助的赵尚志、戴鸿宾部，“由于日满军警的彻底讨伐，受到很大打击，被服粮草供应线路被切断后，投降者不断出现”。

鉴于情形严峻性，加上日军的大肆招诱，东北党内与东北抗联军中接连发生叛变事件。

1939年初柴世荣、关书范写给周保中的信就描述了“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之继续不断的大批投降”的情形。柴世荣在1938年也向周保中报告各军叛徒日众的事实。

接连不断的叛变令周保中极为忧虑，他在1939年春的日记中多有流露这种忧虑：

相关情形也引起莫斯科的关注。莫斯科接到的一份报告就提到日军情报机关向东北党和抗联内部派出大量奸细。

1939年9月赵尚志在给戴鸿宾的信中，也提到奸细“正利用着我们的关系去侦察苏联”，并检讨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有些轻忽，所以便发生了损失”。这种局面不仅对东北游击运动造成重大影响，还严重挑战了苏联远东战略的实施，致使苏方既无法放手借助东北抗日武装重建远东情报系统，还要防范日军利用这些武装进行对苏情报工作。

此外，尽管1939年春莫斯科明令援助东北抗联并指示远东相关机构提供协助，但苏军与东北抗联关于联络、援助、越境等问题仍缺乏系统的规定，双方互动颇不顺畅。

1939年冬，七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与六军一师残部在日伪军追击下被迫越境后，甚至被苏联边防军缴械并全部被捕入狱。尽管周保中联络苏方负责同志请求释放，这批官兵仍经历了甚费时日的审判与颇费周折的手续，直到1940年2月才大部脱离牢狱，被苏军安置在伯力市郊的集体农庄。同一时期越境的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及随行人员也遭到苏军逮捕，被指认有奸细嫌疑。

上述情势应是苏军召集第一次伯力会议的主要背景，其目的之一就是为双方关系确立原则，并加强对东北党和东北抗联的掌握，以推动东北游击运动的统一。在周保中赶到伯力时，苏方代表当面的解释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将要帮助东北游击运动，首先帮助解决党内问题。

苏军给冯仲云的解释更明确，称以往双方关系太复杂致使许多工作受影响，如今上级决定改变以往状况，由专人负责一切，将在政治、组织、物质及事务上尽最大的努力援助东北游击运动，唯一的条件是东北游击运动要统一。这种解释侧面反映了苏方最初的确不太了解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内部情形，而东北党军的严重分裂已经影响到苏联远东战略的实施，致使苏军不得不决心尽力帮助东北党达成统一。远东情报机构1940年9月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对东北抗联的描述正是“我们改编过的”。

为了召集会议，苏方先是给周保中去信，并三次派出交通员寻找周保中，叫他赴苏联开会。在给周保中的信中，苏军代表提到将有北满方面的代表参会，以共同讨论东北游击运动的所有问题。在召集周保中参会的同时，苏方也在联络北满方面的代表。根据冯仲云回忆，当时北满省委与各方面的联系都失掉了，包括与吉东的联系，最后决定派他到萝北、兴东一带去担任六军政治部主任。

高禹民当时担任下江特委书记，考虑到高同苏联人有联系，冯仲云决定派他到苏联，希望通过苏联联络中共中央。两个月后，高禹民从苏联返回并转告冯仲云，称苏方要求他们二人一起到苏联开会。这才有了冯仲云前往苏联开会的事情。由此也看到，去苏联参会起初并不在冯仲云计划之内，他的初衷也只是“通过苏联找到中央的关系”，但机缘巧合，他最终代表北满越境到苏联参加在伯力的会议。

冯仲云后来回忆初到苏联受接待的情形：

1939年随冯仲云、高禹民越境到苏联的，是1942年7月在北安海伦县叛降日军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副官夏振华。夏振华完成护送任务后，还接受王新林的命令，返回中国东北接赵尚志、陈绍斌一行到苏联。

他在叛降后曾对日军供述称，“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与省委干部冯仲云、高禹民一同由三江省萝北县兴东镇北方五公里之处乘小船入苏，由苏联警备军用汽船送到密尔库斯，住在同地警备队内约四十日后受到在满党军领导者王新林少将给赵尚志及陈少（绍）宾的秘密信件的命令，故由去苏联的道路送行单独归满。”

1939年12月，赵尚志接到了苏军的命令，获悉冯仲云已到苏联。他当时感到陈绍斌可能叛变而司令部驻地或已暴露，遂先以电报将部队处境通告苏方，请求允许部队一起越境。获得批准后，赵尚志即率部于萝北县兴东镇北部越境。越境后，他只身前往伯力，随行人员则接受审查并被安置在一处集体农庄接受训练。此前1939年11月末周保中已经抵达伯力。至此，吉东、北满领导人集体越境苏联，并在伯力坐到一起开会。

自1940年1月17日，苏军先是让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三人分别谈话，就吉东、北满两省委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会谈。苏军代表参加了其中部分谈话并分别与三人会谈。在系统掌握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情形后，苏军代表还就党和军队的统一问题提出建议，即吉东与北满党合并、第二路军与第三路军实现军事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而后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选举产生新的党的领导机关和军事指挥机关。

根据苏方建议，1月20日，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达成《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关于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三人分别代表吉东、北满省委，首先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就党内方针、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检讨，其次就游击运动的统一集中达成共识，即首先实现吉东、北满党的统一，最终实现全东北的党领导统一。

1940年1月24日至2月4日，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在苏军代表列席的情况下，对1936年以后的东北游击运动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总结，并讨论了未来工作的进行。期间，苏联代表为促成会议的成果，分别同三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2月5日会议宣布休会。这一阶段的讨论决议也全部交给苏联代表审查。

休会期间，急切返回东北的周保中多次催促苏方就决议提出指示。1940年3月19日，第二阶段的会谈在伯力市郊的苏军驻地召开，由苏军主持，苏方参会议者包括联共（布）远东边疆区负责人，远东军负责人和驻伯力、双城子苏联负责人。会谈议题主要是未来东北游击运动与苏方的联络问题。

苏方代表首先基本肯定了此前收到的周、赵、冯三人讨论的决议，接着向三人正式提出苏方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前途的基本构想（史称“三月十九日提纲”或“三月提纲”）。

这份指示提纲主要是为苏联远东方面军与东北抗联的关系确立原则，这些原则还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得到重申，核心是苏联远东军将对东北抗联担负起党、政治、组织和军事的指挥责任，将同东北抗联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联络机制，将推动建立统一的游击运动以及统一的组织与指挥体系。

这份指示还就东北游击运动的组织统一，部队给养，根据地建设，侦探工作，党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对敌策略问题，青年工作宣传工作等作出具体规定，要求东北抗联放弃大规模游击作战策略，改以保存实力和小部队活动为主要斗争形式，尤其是避免与日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行为，努力保存游击队现有的有生力量；重视情报侦查工作，从领导者到普通战士都应当经常进行侦查工作，应当利用群众基础搞情报侦察。

提纲还特别要求肃清抗联内部的日本奸细，并就部队官兵越境作出严格限定。应当说，无论是要抗联转变策略、加强情报工作，还是防范日谍，苏方出发点主要还是自身需要。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对指示内容表示完全同意，承诺将在斗争工作中全部执行。

周保中是三人中最为积极的一个。

他认为，苏军援助将是东北游击运动前途的重要保障，为此努力说服冯仲云与赵尚志接受远东苏军的“友谊的指导”，同时，建议同苏军建立常态性的联系并接受有限的物质帮助。

关于情报工作，他提出可以在不妨碍中共组织原则与政治威信的基础上，将侦获的日军军情通报给苏军。他还与冯仲云联署以吉东、北满两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就东北党的新策略作出解释。他在信中历数过去东北党作为“化外党”的痛苦，称在非常情况之下不能不寻求苏方援助，而如今也确已得到相当有力的政治领导和工作帮助，由此东北党内问题也已基本得到解决。

他还强调，同苏方的关系不能取代东北党组织系统和整个工作的开展，东北党的工作仍寄望于迅速恢复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而得到解决。他强调，对中央的唯一请求就是重建联系。

关于接受苏军“三月十九日提纲”一事，周保中后来在东北党内做过多次解释。

他在1940年底写给苏军代表的信中明确宣示自身立场：

第二次伯力会议后，周保中还在给魏拯民的信中重提上述原则，称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东北抗战陷入极端困难时期，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十分必要的，强调与苏联的现时关系只是暂时的、临时性的，原因是这一决定既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又没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只是一种按照斗争工作的需要建立起的“秘密工作联系”，东北党的基本立场仍是“中共组织系统之独立性和中国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现阶段之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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