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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作家的诞生》
刁克利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为早期的作家,荷马除了启迪了时间的有效性、奠定了文学人物的描写原则、开创了故事从中间写起的叙事模式,还启发了作家的角色。
荷马是一位游吟诗人,也是一位漂泊者、神启者和辩护者。荷马因为创作了伟大的诗篇而受到人们的敬仰,他启发我们成为作家意味着什么,以及作家的荣耀与需要付出的相应代价。
不朽者荷马
荷马的史诗成就了英雄的不朽声名和荣耀,让英雄赢得了与时间的竞赛。荷马因创作史诗,也成为和英雄一样的不朽者。读者世世代代敬仰他,正如他的听众仰慕他所唱诵的英雄一样。
这种不朽既表现在他赢得的赞誉和作品的流传度上,也体现为诗人的自豪感。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纪念碑》中说:
我完成了这座纪念碑,它比青铜
更恒久,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
无论是饕餮的雨水,还是狂暴的
北风,还是飞逝的时光和无穷
年岁的更替,都不能伤它分厘。
贺拉斯对诗歌纪念碑的称颂洋溢着诗人的豪迈与自我赞赏。他表达的这种不朽之感道出了诗人的心愿和希望。诗人、剧作家本·琼生对莎士比亚有这样一句评价: “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这种说法适用于所有经典作家。经典作家与时间同在,与作品共生,具有不断生长的属性,总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和阐释中获得新的生命。
不朽感是作家信仰文学的基石,是他说服自己终将赢得与时间的竞赛的慰藉,也是他抵御孤独寂寞、忍受命运漂泊和时代隔膜的良药。当屈原感慨 “众人皆醉我独醒”时,他一定相信,他的生命不会随着身体沉入江水而终结。当陈子昂登高望远,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有悲情,亦有豪迈。这种落寞的豪情与作家的不朽感相通。“任尔东西南北风”,文学长在,作家不朽,这应该是作家内心不断重复的声音。
漂泊者荷马
作家享有不朽的名声,也为此付出代价。荷马凭什么能够唱出与众不同的诗篇?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荷马出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已无从考证,但是,从史诗和考据资料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生活处境和日常面貌。
荷马史诗中描写的诗人是游吟诗人。古希腊社会里,人们固定地生活在一个地方。游吟诗人 “首先打破了人必须在自己的部落或社群中生活、工作和死去的原始规则”,这些偶尔来访的游吟诗人 “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他们是歌者,也兼乐师,通过唱歌谋生,游走四方。他们可出入宫廷,也深入民众,配合不同的场景歌唱,给人们提供娱乐。
游吟诗人既能享受礼遇,也心怀惶恐。他们唱诵英雄,歌颂神灵,因为英雄和神灵的尊贵,诗人也得享尊荣。他们在隆重的场合被奉为上宾,享受美食盛誉,实则居无定所、食无定时,也无恒产和家室,在现实中扮演着漂泊者的角色。大多数诗人生活贫困,处境比乞丐好不了多少。裴多菲称荷马为 “乞食者荷马”,这是对游吟诗人的别称。
游吟诗人可以被称为漂泊的职业歌者。漂泊乃游吟诗人的日常状态,他们自我放逐于主流社会之外,属于永远的异乡人。这种漂泊带给诗人灵动性,影响了他们的唱诵形式和态度。思维流动是创作的上佳状态,诗人在漂泊途中反复酝酿,在一次次吟唱中不断完善,日积月累,神与物游,进入神思灵感的状态变得更加容易。
古代诗人就是这样一种介于受人敬重与漂泊流浪之间的角色。他们既觉得自己受命于天,歌唱英雄;又要为生计四处奔走,娱乐凡人众生。他们既骄傲,又谦卑。从荷马起,诗人的孤独与荣耀已经注定。诗人在大地上吟唱,享受荣耀,亦命定孤独。
作家常与孤独为伴。我们可以想象,于熙熙攘攘的朝臣中,屈原一定难掩寂寞。披发行吟泽畔,他是傲然决绝的诗人。王羲之为雅集盛事而撰序,他独能俯仰天地之间,抒发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感慨,书圣兼具诗性情。李白豪饮时,尽管有岑夫子、丹丘生做陪,但 “古来圣贤皆寂寞”才更符合他深切的心境吧。毕竟,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时刻,诗人经历得更多。
古往今来,漂泊是作家的常态。作家也是惯于跋涉、长于行路之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心怀高洁之志到碰壁残酷现实,从身居要职于朝廷到流徙乡野,无论是心路还是地面上的路,屈原都走了很远。白居易之 “升天入地求之遍”,也是一种渴望和探寻。李白作 《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写 《望岳》,皆为表达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行走冲动。苏轼在不同地区的历练,如黄州谪居、杭州知州、海南晚景,赋予他不同的气象和格调。虽然不能以行走的距离作为写作成就的标尺,但李白、杜甫、苏轼他们可能都是各自时代行走里程极远的诗人。
古时诗人多远游,现代作家多离乡。就描写作家的写作状态而言,行走、漂泊、离别、流散、求索、探问等,皆可视为同义词。很多作家都经历过以漂泊者、异乡人的身份离乡远游。现在,旅行和移居成为一种自主的选择。无论远游抑或移居,作家都属于漂泊者。他们身上有荷马投下的漫长而悠远的背影。
从荷马的漂泊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漂泊是诗人的常态,孤独是作家的忠实侣伴。漂泊与游走的状态或心境,能触发作家思绪涌动、灵感迸发。作家要么被动地漂泊,要么主动地孤独。这也许就是作家的宿命。
神启者荷马
在两部史诗的开篇,荷马都会先向诗神发出吁请和呼唤。诗人吁请文艺女神启迪智慧,赐予灵感,使诗人能够歌唱英雄的诗篇。
现在很难证明,这到底是一种仪式性的吁请,还是诗人确乎能够召唤神灵。古希腊信奉泛神论,每个行业都有一位神灵护佑,诗人也需要这样的神灵。于是,呼唤缪斯就成为诗人每次开始吟唱史诗时的仪式般的习惯。
实际上,在史诗的重要细节或关键时刻,诗人都会吁请缪斯女神相助。比如《伊利亚特》第二卷中,诗人写道:
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
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
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
谁是达那奥斯人的将领,谁是主上,
仿佛有了缪斯的加持,史诗的神圣性、诗人声音的权威性、诗人歌唱的合法性就得到了承认。
诗人这样说他与缪斯的关系,一是显示其权威性,容易取得听众的信任。人们有了敬神的虔诚,听的时候会更认真,注意力也更集中。二是显示诗人的与众不同,唯独诗人得到了缪斯的特殊眷顾,能够传达神知晓的秘密。
诗人通神,诗歌的才能得之于神。这是诗人和一般人的主要区别,迎合了神明察一切的观念。 “在荷马生活的年代,诗歌神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诗人敬奉缪斯,顺理成章。
凡人敬畏神灵,到神庙里祈求神谕,要向神献祭,还必须借助于祭司。诗人则无须向诗神献祭,而是直接吁请诗神。这说明诗人与缪斯的关系直接而密切。这种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诗人和听众的默契与共谋。比如《奥德赛》第八章,奥德修斯要歌人得摩多科斯对他唱歌:
如果你能把这一切也为我详细歌唱,
那我会立即向所有的世人郑重转告,
是普惠的神明使你歌唱如此美妙。
于是,待奥德修斯说完,“歌人受神明启示演唱”。神启者的角色让诗人显得神秘,也使他所演唱的英雄事迹显得神圣。
留住时间让英雄不朽,唯有文学做得到。季节更替而美景长留,唯有作家能为之。
辩护者荷马
荷马开始了诗人自辩的传统。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里,作为居无定所的漂泊者,游吟诗人的社会阶层和身份不明,动辄受到时局影响,或遭驱赶或被放逐,他们要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奥德赛》中写到了歌者的两次辩护。第一次是奥德修斯的儿子反驳母亲时说的话:
亲爱的母亲,你为何阻挡可敬的歌人
按照他内心的激励歌唱,娱悦人们?
过错不在歌人,而在宙斯,全是他
按自己的意志赐劳作的凡人或福或祸。
所以凡人的祸福由神定,不能归咎于诗人。诗人选择适合场景的诗篇、适合自己心意的诗段,这是诗人的权利。第二次是诗人的自辩。奥德修斯回到家中杀死求婚人之时,诗人被质疑成助纣为虐者。
在可能被杀的危急关头,诗人引用诗歌神授说做了自辩:
如果你竟然把歌颂众神明和尘世凡人的
歌人也杀死,你自己日后也会遭不幸。
我自学歌吟技能,神明把各种歌曲
灌输进我的心田,我能够像对神明般
对你歌唱……
这说明诗人受到神明的特殊恩宠和眷顾,诗人无罪,诗人无辜,诗人不能被诛杀。如果去除神授灵感的神秘色彩,这与其说是诗之荣耀,不如说是诗人趋利避害的一种辩护策略。诗人漂泊者和神启者的角色,构成相生相成的张力。
在荷马之后,作家虽然不为性命而辩护,却要为文学的功用而辩护。作家何为?文学何用?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对文学功用的质疑,即对写作意义的挑战,作家要向世人宣讲写作的价值,为文学辩护,传递坚定不移地写作的理由。漫长的文学史也可以视为作家的辩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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