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沙到毕沙罗：论异地文化遗产的归属与“文化再语境化”

近日在巴黎举办的“来自加沙的珍宝-5000年的历史”引发了广泛关注。展览试图通过展示巴勒斯坦的历史与艺术遗产，呼吁人们关注战火中濒危的文化财产。此次展览帮助世界拯救了巴勒斯坦战火中的文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文化语境供人思考。然而，它也让我们再次思考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当艺术品因战争、殖民或“保护”的名义被转移，它们是否还会回到原本的土地？文物的展示是否需要特定的国家语境才能完成？纵观历史，许多知名艺术品在动荡中被“拯救”，却最终滞留在异国他乡，引发跨国间长久的归属纠纷。本文将借巴黎加沙展的契机，回顾一些典型的名画与艺术品案例，深入探讨文化遗产的困境。

巴黎新开幕的一场展览展出了来自加沙的考古文物。约一百件文物在阿拉伯世界研究所（Paris’s Institut du Monde Arabe (IMA)）展出，包括一个拥有4000年历史的碗、一幅来自拜占庭教堂的六世纪马赛克以及一尊希腊风格的阿芙罗狄蒂雕像。丰富多样的藏品展现了加沙作为文化熔炉的过去，但展览的策划者也希望强调战争造成的当代破坏，这场战争是由哈马斯于2023年10月袭击以色列引发的。

去年八月，加沙地带卡拉拉博物馆的文物撤离。摄影：Mayasem文化艺术协会，由Aliph基金会支持

这些文物——从罗马油灯和陶土双耳瓶，到公元六世纪拜占庭教堂的马赛克和受希腊启发的阿芙罗狄蒂雕像——讲述了加沙从青铜时代到波斯、希腊、罗马、拜占庭、马穆鲁克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大部分文物是在20世纪90年代，即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不久，法巴联合考古队出土的。

受希腊启发的阿芙罗狄蒂雕像

大部分藏品由巴勒斯坦收藏家兼商人乔达特·胡达里（Jawdat Khoudary）购得，他将这些文物存放在他位于加沙的私人博物馆中。2006年，约260件文物被送往日内瓦，用于由艺术与历史博物馆（MAH）赞助的展览。这些文物原本计划运回加沙未来的博物馆，但哈马斯于2007年夺取政权，以色列和埃及实施封锁，导致计划搁浅。这些箱子在日内瓦存放了近二十年。

这张摄于2019年7月17日的照片中，一名巴勒斯坦人正在参观位于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一栋建筑地下室的沙万私人博物馆内展出的古代文物。数千年来，加沙一直是埃及和黎凡特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但数十年的起义、战争和政治动荡对其丰富的考古遗产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其面临掠夺和破坏的风险。哈马斯当局的忽视以及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锁阻碍了文物的保存和保护工作，导致许多文物被私人收藏家收藏。（美联社/哈利勒·哈姆拉）

此次展览让世界看到了加沙如今战火纷飞中依然存留的文化瑰宝，然而在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隐患。这些文物何时归还加沙？未来的归属权无论是历史流散的名画，还是因保护或研究临时出境的文物，它们的跨国流动总会触碰到归属权的边界。在这样的流动中，我们可以思考另一个问题：被异国物理占据的文物会不会随着占据逐渐在文化意义上被“异化”？关于这一概念，史蒂芬·索尔（Steven Thorne）曾经提出过概念“文化再语境化（Cultural Recontextualization）”即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审视和诠释现有的文化叙事、文本或文物的过程。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案例有卡米耶·毕沙罗的画作《午后雨中的圣奥诺雷街（Rue St. Honoré, Après-midi, Effet de Pluie）》纠纷。其现藏于马德里提森国家博物馆。这幅画最初归德国犹太人莉莉·卡西尔所有，她于1939年被迫将其卖给纳粹以获得出境签证。经过多次易手后，这幅画于20世纪90年代被提森国家博物馆购得，成为其藏品的一部分。卡西尔家族一直在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这幅画，声称它是在大屠杀期间被盗的。然而，管辖博物馆所有权的西班牙法律规定，博物馆才是合法所有者，因为他们是出于善意收纳这件作品的，对其被盗情况毫不知情。

巴黎圣奥诺雷街的太阳效应午后注释图像，显示：(1) 十字路口埃谢勒街，(2) 中央建筑的南立面，(3) 中央建筑的东立面，以及 (4) 东立面地面上的一小片阴影

在提森美术馆的学术刊物中，策展人专门讨论了毕沙罗的《午后雨中的圣奥诺雷街》，强调这幅作品属于艺术家晚年的“城市系列”，其构图取景点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圣奥诺雷街，采用高视点和对天气氛围的细腻描写（Luengo, Ventanas 6, 2014, pp. 11–14）。其中指出，毕沙罗在日记中写出他将法国街道的灰暗色调变得生机勃勃，富有光感。这样粗略的解读，与西班牙本土印象派的光色派（Luminism）的关注点息息相关。换言之在提森美术馆的语境下，它被再语境化为一种可由西班牙的审美方法来分析的作品。即原本嵌入法国现代性语境的绘画语言，在西班牙的展示与研究中逐渐被重新解释为与本土印象派经验相契合的视觉传统。

在《法国绘画和粉彩画，1600-1945（French Painting and Pastel, 1600-1945）》中，作者具体分析了毕沙罗当时的出租屋与巴黎街景的心理关系，而毕沙罗对于画面细节的捕捉脱离不开其当时生活的环境：“为了达到纳尔逊·阿特金斯画作中的有利位置，毕沙罗租下了卢浮宫酒店四楼的一间套房，该套房正对着法国剧院广场。”

巴黎卢浮宫酒店，20世纪初，明信片，9 x 14 cm

画中的马车细节与当年的实际景象对比

书中提到一细节：“车辆上层甲板上，黑色和灰色的油漆点缀着红色和粉色的点点，暗示着男女乘客确实坐在一起。公共马车一直使用到1913年，也就是毕沙罗去世十年后。在这张照片中，一位乘客坐在车辆后部，沿着螺旋楼梯爬上通往“帝国”号的座位，那里已经有四名戴着圆顶礼帽的男子占据了。毕沙罗将这种交通方式引入巴黎圣奥诺雷街，突显了它在将巴黎转变为现代大都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毕沙罗作品《午后雨中的圣奥诺雷》，布面油画，81 x 65 cm，1897

遗憾的是，由于画作本身常年在西班牙，即便毕沙罗在印象派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法国学者对这幅画有鲜少的专门剖析。我们可以就此思考，如果画作归还于法国，是不是会对其语境有更深层的剖析？不论是毕沙罗的作品还是此次巴黎的加沙展览，不仅反映了艺术品跨文化流通所带来的符号漂移，也提醒我们在讨论文物与艺术品归属、展示和传播时，应同时关注原始文化语境与异地解读之间的关系。这些文物不仅是一件孤立的物品，也成为一个跨越国界、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不断生成新意义的视觉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