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敌后印钞厂揭秘：黄浦滩头寻人，芦苇荡里造钱

文│韦泱

在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却于194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党中央立刻做出决定，成立新四军新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开辟华东解放区根据地。新军部成立后，为粉碎敌人的扫荡、清剿，确保部队及民众的生活和财产安全，决定在苏北成立一家自己的银行，印制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三位懂经济的军中将领朱毅、李人俊、骆耕漠分任正副行长，负责筹建印钞厂工作。

夜闯魔都

为印厂物色人才

新四军财政部长兼江淮银行行长朱毅（中）、副部长兼 副行长李人俊（左）和骆耕漠（右）

在革命根据地印制发行货币，是我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1926年，在党的领导下，湖南衡山县出于保护人民的利益和活跃市场，由农民协会筹建了第一家农民银行，印制发行一元面值的货币，印在白竹布上，与一元银洋等值。年底，长沙召开第一次农代会，毛泽东以农代会主任的身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上通过了成立农民银行的决议和发行货币的方法。之后一些革命老区纷纷效仿，湖南浏阳、黄岗等地，建立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用白竹布或毛边纸印制，名称也各不相同，如兑换券、流通券、信用券、期票等，但都具有货币的功能。有的还铸造过银元，上面印了列宁像的图案，已是很正规的货币了。

所以，放在江淮银行行长朱毅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筹建印钞厂。这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技术工人为主的人才，二是设备和原材料。朱毅马上想到了大城市上海，这是中国印刷工业的重镇，更有丰富的印刷人才和物力资源。朱又想到了一个人吴福海，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时在苏北根据地任保安处督察长，早年曾在上海工作，当过印刷工人，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纠察队中队长，对上海三教九流、青帮红帮十分熟悉，更不用说一条条小弄堂，一家家大商铺。1939年，新四军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就派他潜入上海，找印刷方面的关系，秘密印了一批江南商业流通券。如今，派吴福海去上海物色印刷技术人才，采购印刷机器和材料，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吴福海长得宽肩膀，国字脸，看上去派头十足。他换上长袍，戴上礼帽，再配一副墨镜，就更是海派的商人样子。那晚，他从苏北盐城悄悄动身，搭上开往上海的招商局轮船，一路躲过敌人的无数封锁线，半夜三更进入市内。此时的十里洋场夜上海，仍是灯红酒绿、一片繁华的不夜城。但这些都不在吴福海的眼中，他熟悉上海，已没有心思去看它一眼。他心中想的是，尽快找一个人，此人就是他的老朋友柳溥庆。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在巴黎的合影。前排有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后排有邓小平。照片中第二排左起第一人柳溥庆。

这个柳先生，可不是一般角色。他是江苏靖江人，因家境贫寒，十二岁就跟着父亲到上海，在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厂当学徒。更厉害的是，他1922年就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两年后经团中央介绍到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李富春等相识，加入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留学，与同在那里学习的吴福海成了同学，并结为知己好友。可是由于党内一度出现教条主义、宗派势力的错误路线，他不满现状，敢于抵制，却受到宗派集团的迫害，被扣上了“冒充工人”“反党的组织者”等罪名，开除党籍，勒令回国。他无奈地回到上海，干起了老本行，到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工作，一手过硬的技术让老板佩服，很快升任印务部主任。但他心中郁闷，怀着对党的一腔热情参加革命，却被排挤在党外。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信念，要为党多做事。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份国民党编制的“围剿”江西红军的军用地图，他一看就知道，这可容不得一时半刻的耽搁啊。于是，冒着危险拍摄下来，托人火速转给党组织，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此时，吴福海进入老城厢南市区的一条小弄堂，在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前，看看前后左右无人，就轻轻敲了三下门。开门的是他弟弟吴迪飞，一个在海关工作的进步青年。兄弟相逢，非常惊喜，却顾不得多说话，吴福海简要说明来意，弟弟一口应诺：“你就住在这里，很安全的”。第二天近傍晚，吴福海找到成都路上一排普通楼房，一间间看过去，确定了柳溥庆的住房，就按了门铃。这个柳先生，已离开三一印刷公司，自己在家旁的这条路上，开了一家华东照相平板印刷厂。此时，他正在阅读一份最新的外国印刷技术资料，门铃响后，他开门一看，是老同学从天而降，真是喜出望外。柳比吴大六、七岁，连忙问：“老弟黑夜来沪，必有要事？”回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向你求佛来了”。柳说：“我这尊佛，就是为共产党办事的。请说吧”。吴将苏北印钞厂急需人才、设备等事一一和盘推出。这些事，对柳来说，真是“小菜一碟”。他担心的倒是，这么多印刷工人，还有机器设备、纸张材料，如何运出上海。柳打算另开一家华光公司，对外以此名义开展业务，其实就是新四军印钞厂在上海的落脚点。一边在上海招募技术工人，一边采购设备材料。另一头在苏北东台设立一家鼎丰区公司，并以此为印钞厂厂址，外观像个仓库，十分隐蔽安全。

这柳先生真有本事，找来一个远房亲戚的后代，名叫郑耀祖的小青年，知道他曾是上海中华书局凹印工人，又到香港分厂印钞部门做过，因该厂停业，他与一批上海去的印刷工人只得回沪。听柳溥庆一说，他马上表示，工人没问题，包在他身上。

购运设备

万事俱备迎开工

江淮银行用过的抗币印刷机

印钞厂的技术工人总算落实了，一批批分散带入苏北，相对较为顺利。而采购来的大批设备和材料，如何运出上海，倒是一个难题。朱毅从苏北印钞厂派了一个熟悉地形交通的人，他叫包富根，赶往上海与柳溥庆见面，商量出一个安全妥当的办法后，开始运送设备。尤其是大机器，要化整为零，混入其他物资中，才能偷运出去。

一天，由一对印厂工人夫妇押运一台凹印机，装上木船后，从黄浦江码头驶离上海，船进入吴淞口时，突遇日本军警的巡逻船前来拦截，要木船靠岸检查。在这万分危急关头，海关工作的吴迪飞迅速赶到吴淞口码头，与敌人进行周旋。他还会日语，依哩哇啦对日军一阵喊话，意思是说，这里面装的是棉花打包机，都是运到大丰棉花店去的，我们已经检查过了。日军看不出破绽，信以为真，就只能放行。

如此，按事先计划，所有人员和物资，都安全抵达苏北鼎丰区公司。在偌大的仓库里，已汇集来自上海多家印厂的六十余名印刷工人，大家虽第一次聚集在一起，有讲上海话的、宁波话的、苏北话的，却亲如一家，其乐融融。此时，一批批机器、物品，通过各种方法，先后安全地进入这里。不少设备如印刷机等，都是拆成零件运来的。大家把它们一一装配完整。另有一些小材料，如金属附件、油墨等，则分别装入小木船的粪舱内，倒也十分安全。只是辛苦了这些工人，粪船一到，就争先恐后上船，把粪船仓里的小件一一取出，用水冲洗，放在太阳下凉晒干净，再进行组合。郑耀祖一到，就进行清点，共有十台手板凹印机，八台凸印机，一台切纸机，很快都安装完毕，完全可以建成一家印钞厂了。

可柳溥庆对印钞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印钞最关键的一项技术，是钞票制版工艺。为了使江淮印钞厂的货币不同一般，他决定采用铜版雕刻制版方法，这项技术，制版要求高，能从事这项技术的人，在上海也找不到几个。这种版子，精密细致，印成纸券，不易仿冒。在当时的印刷行业中，算是尖端技术了。如何能把这一技术用到江淮印钞厂中呢？柳溥庆想到了哥哥柳培庆，他是铜版雕刻的专家，又与吴福海曾是中华书局印厂的同事，因着这种种关系，柳培庆也投入到印钞厂的筹建工作中来了。在哥哥的授意下，柳境庆在上海几经构思，先画了一张一元面值的图案草样，托人带到苏北根据地，经朱毅等人反复比较商量认可后，即请柳培庆秘密进行雕刻制版。如何把这副雕版送到江北根据地呢？在海关工作的吴迪飞又立下功劳，经他一番周旋，这些珍贵的版子，丝毫无损地运到了江淮印钞厂。

印钞厂的一切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传来一则好消息，由陈毅、张云逸、刘少奇亲笔签名的委任状送达，任命胡金魁为新四军财经部驻华光公司督导主任。这胡金魁可是传奇式人物，出身江西贫寒的雇农家，十二岁到吉安市裁缝铺当学徒，1927年响应秋收起义，组织工会开展保护工人利益的各项活动，被推选为吉安缝纫工会副委员长。之后带领工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一方面军的被服厂厂长，后参加长征，其事迹被美国记者斯诺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由这样一位老红军来担任华光公司领导，还带来了一个营的警卫兵来保卫工厂，这说明陈毅军长对印钞厂的高度重视。同时决定，由柳溥庆担任华光公司经理，主要负责驻上海采购各种器材。柳培庆任副经理，主要在上海负责供应铜版雕刻制版及相关技术人员的物色。包括吴迪飞、唐之雄的加盟，负责苏北、上海两头的海关打通和运输之事。以及印厂下设的凸印股、检票组、收发组等岗位和人员，都一应俱全，蓄势待发。

突遇扫荡

巧周旋保存实力

江淮银行在江苏盐城旧址

1941年上半年，由于新四军接连打了几场硬仗，提振了士气，也使民众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这一切却使日伪胆颤心惊，视新四军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年七月，日寇调集五、六万精锐部队，分四路对苏北解放区大规模扫荡，并占领了南通、启东等地。

在这危急时刻，胡金魁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求印钞厂立即组织疏散、撤退。他马上召开全厂动员会，要求大家在两天内，把所有的机器拆下，化整为零隐蔽好，连螺丝钉也不能少一个。这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工人们抓紧把机器分解开来，大部件放入公司仓库旁边的河浜里，并作好标记。小零件及油墨桶等，就埋在附近田野里，上面种些蔬菜作掩饰。最大的难题是大批印钞纸，这是最怕水的材料，既不能放进水里，也不能埋入地下，如果受潮了，这么贵重的印钞纸就报废了。胡金魁带几个督导员，与当地“农抗”（农民抗敌协会）会长倪潮佑等人商量后，大家把这些印钞纸裁成八开和十二开的小纸，分别由几家可靠的“农抗”会员收藏在房梁夹层内，确保万无一失。一切安排妥当，工人们每人只带随身必需的生活用品，轻装行军，开始了部队军事化的生活。很快，公司所在地被敌人占领了。此时，从印尼归国的进步华侨林天国奉命调到华光公司，协助胡金魁做好印厂转移工作。由于他曾在东台县大中集的税务部门工作过，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此时正值“七月流火”，暑热难挡。印钞厂的队伍先往东撤离，走着走着，发觉这里人烟稀少，几乎没有农房住户，大批人马吃住都成问题。而且前面是海，南、北、西三面已有敌军，一旦被敌人发现，退路都没有。经验丰富的胡金魁和林天国马上决定改变方向，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突围出去。林天国戴上草帽，一身土布短打，拿根扁担，像个农民模样，走到离敌人据点只有一公里的裕华镇附近，了解敌方的情况。回来后两人一商量，决定在夜间朝敌人防备最薄弱的开阔地穿越过去，向龙王庙一带转移。中间有一条河，林天国就用木筏和水盆等，把不会游泳的家属、小孩，一次次护送过河。如此昼行夜宿的游击生活，大约持续了半年多。

边区印钞厂的制版工人

到1942年初，军部领导感到应有休整喘气的时间，并乘此把印钞厂的安装工作恢复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印钞厂办到海上去。因为，那里比陆地更安全，可以最大程度保护好这批印钞技术工人。这个任务就落到林天国的身上，他三十岁出头，办事机警灵活，在苏北生活多年，连语言也融入了当地百姓。他找到了一个名叫王港的地方，港内有条不长的港湾，便于船只进出和避风。他想，这倒是印钞厂的一个良好水上通道，一面动员胡金魁把队伍转移过来，一面租下五条海船，又从海盗那里缴获五条海船。这样，十艘船足够安顿印厂人员了。同时，请求军部支援，派部队担任保卫，全面动员，把掩埋深藏在水里、泥里的各种机器设备、油墨印纸等取出，装满几十辆牛车，花时三天三夜，全部运到王港，装进海船，向黄海深处进发。

印钞机响

陈军长亲临祝贺

1944年江淮银行印钞厂印钞生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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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制版

凹版印刷

成品裁切

成品检验

虽说是海船，但并不大，一进入海里，就摇晃不定，剧烈颠簸。上海来的印刷工人大多是“旱鸭子”，没有海上生活经验，不断有晕船呕吐的人。突遇台风，整个大海都狂风怒吼，掀起巨浪，船老大也是高度紧张，稍不注意，就有船毁人亡的危险。面临这种状况，还怎么能开机生产呢？与海浪搏斗了一天一夜，船终于驶近海岸线。又沿着近海朝南行驶，抵达新四军活动的小区域，进行淡水和食物的补充。而陆地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少数地方成了敌我“拉锯”区，战斗频繁，进进退退，无法久留。就这样，印钞厂时而在海上，时而在陆地，从南面吕四港到北边射阳河口，如此辗转了四、五个月，备尝艰辛。好在新四军的“反扫荡”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军部搬到了阜宁地区，并决定印钞厂结束海上游击生活，所有人员和设备向内地转移。接命令后，船队迅速进入内河，海船换成小船，经盐城北上，避开多处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阜宁西边的羊塞镇洪庙。

这个庙因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庙内仅有的一个看家和尚，也耐不得寂寞，还俗回家去了。印钞厂工人进庙后，作了一番大扫除，把殿内乱七八糟、残缺不齐的泥菩萨清除掉，里里外外扫了个干净，这里就成为印厂的主要车间了。又在寺庙的左右空地上，搭起一排芦席棚和茅草屋，用作辅助工场和职工住宿。看着这些设备就位，生活趋于稳定，工人们不禁舒了一口气。因为日寇的扫荡，他们毕竟在外折腾、动荡了一年半，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尽管条件仍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准备迎接正式开工的大喜日子。

已是1942年夏天了，军部决定把华光公司正式改为江淮印钞厂。李人俊任厂长，胡金魁任副厂长兼支部书记。经上海印刷业联谊社（简称印联）地下党安排，调党员冯锦章、张腊良等印刷人才进入根据地，加强印钞厂的技术力量。全厂员工已达三百多人，各部门准备就绪，就等着开工的时刻到来。

一天早晨，厂门口来了几个军人模样的陌生人，说是来看看。门口哨兵警觉性特高，说这里没啥好看的，拒绝了他们进来。有个中年军人就说那麻烦你向领导通报一下，有个姓陈的要见他。警卫干事李斌闻后到门口一看，来的是陈军长，赶紧立正敬军礼！还没说“歉意”两字，陈毅就看出了他的心意，说这做得对，印钞厂是重要的机密单位，门卫制度要严格。如果随随便便放我们进去，我倒要批评你了。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开了。陈军长来了！好消息不径而走。全厂沸腾了！众人跟着陈毅到了车间，看陈军长与工人握手，问寒问暖。在大家印象中，陈军长威风凛凛，气宇轩昂，见面后如沐春风，亲切无比。很快在庙前的广场上，搭起了一个临时会场，主席台是用板凳拼起来的。厂长李人俊向职工们一一介绍来宾，除了陈毅，还有张云逸副军长、代理政委饶漱石、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除了这些重要领导，还有一位顶极文化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游击队歌》的作曲者贺绿汀，以及新四军服务团演员、陈毅夫人张茜。陈毅站起来说：“我代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现在，我们抗日武装扩大了，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更要掌管好金融大权。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钞票，用抗币来与敌人作斗争，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全厂职工群情振奋，发出雷鸣般掌声。会后，还举行了文艺演出，贺绿汀拿起一把小提琴，给大家即席演奏一曲《四季歌》，又引来掌声齐响，整个工厂沉浸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中。

这一天，标志着江淮印钞厂正式开工。印钞机隆隆转动，印出了“贰角”“伍角”“壹元”面值的钞券，发行到苏中地区，以及盐阜、淮北等地区。之后，江淮印钞厂扩大业务，将江南、皖北、淮北、盐阜等地印钞厂合并，成为华中印钞厂，一直到抗战胜利，印钞厂为新四军和根据地民众的经济生活安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金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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