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能横扫华夏，但三次出兵进攻越南，最终都是铩羽而归

1206年，这一年是南宋开禧二年，也是金章宗泰和六年，这一年是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于斡难河源头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这是南宋与金朝对峙时期的重要年份，标志着蒙古帝国建立及欧亚多国政局变动的关键节点，这一年成吉思汗由此逐步开启了其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历程。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蒙古军队宛如风暴，席卷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先后将高昌回鹘，西辽，西夏，花剌子模，金、基辅罗斯悉等地先后纳入蒙古帝国的疆域之内。到第四任大汗蒙哥在位之际，安南蒙（越南北部）开始进入蒙古的视野。

而蒙古征伐安南是为了占据大理。而大理是为了全面进攻南宋所做的一项军事部署。在忽必烈平定大理之后，蒙、宋两国除了在长江沿线的对峙，又增辟了西南地区的战场。蒙古对南宋形成了大范围的迂回包围之势。同样重要的是，由此，蒙古与安南开始了直接接触乃至正面交锋。然而，即使对于这支强大的蒙古军队来说，也存在着无法攻陷的禁区。从此以后越南，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小国，成为了无数蒙古人的噩梦。

蒙哥七年，蒙哥为了彻底完成对南宋的战略上的包围，让忽必烈平定大理，这是攻灭南宋宏大战略的关键一步。待大理平定之后，忽必烈要想从西南方向出兵南宋，就必须需从大理经过安南境内，进攻南宋所辖的邕州、桂州，进而深入南宋内地，北上与荆湖战场的鄂州主力会师，沿江而下，灭亡南宋政权。

说白了，在当时的忽必烈看来，攻宋是第一要务，与安南的交涉只是实现长期目标的必要手段。因此，最初蒙古希望“和平”解决，元宪宗七年，蒙古大将兀良合台派两名使者诏谕安南。意图“招降”安南，希望借道发兵南宋，安南不仅拒绝了蒙古的提议，还扣留了两名蒙古使者，同时开始调集水军、步军加强边境防卫以应对蒙古即将到来的入侵。因为在安南看来，蒙古此举战术颇有假途灭虢之嫌，绝难被其他国家所接受，而且这种事情蒙古没少干。

安南扣押蒙古使者。传到忽必烈那里就是使者被杀，忽必烈得到消息后是勃然大怒，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因此在宪宗七年十一月，元朝的第一次出征，名将兀良合台只发兵三万。以彻彻都为先锋，自领中军，兀良合台之子阿朮殿后。兀良合台对此行信心满满，准备从云南出发，一路打到大越国的首都。

安南得知消息之后，陈太宗陈日煚亲自督战。在洮江沿岸设兵布防，排列象阵以待。但战事最初并不理想，蒙古军队很快击破了安南防线，大败其水、陆诸军，继而攻陷安南都城升龙城国王陈日煚不得已同意归附蒙古，兀良合台遂班师返回云南。安南承诺向蒙古派遣质子、“三年一贡”等条件，蒙古兀良合台部也实现了由安南借道，进攻广西、湖南各州县，在鄂州与蒙古主力会师进攻南宋的战略目标。

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蒙哥汗在钓鱼城下去世。蒙古帝国的最高权力面临着重组和洗牌。蒙古各部急需解决内部纷争，安南借机复国。

从忽必烈即位的中统元年到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在稳定内部之后，开始要求安南履行“六事”的义务。所谓“六事”，明确见于至元四年元朝向安南颁发的诏书。具体而言，“六事”是指自指成吉思汗提出的对其臣服国家所施加的六项归附要求：

一、“君长亲朝”：臣属国君主须亲自觐见蒙古大汗（元朝皇帝）。

二、“子弟入质”：臣属国君主须派遣王族子弟前往元朝充当质子。

三、“编民数”：清查户口，编制户籍册。

四、“出军役”：蒙古军队出征时，附属国须派兵应役，提供军事协助。

五、“输纳税赋”：向元朝朝贡进献。

六、“置达鲁花赤”：元朝在臣属国设置监临长官。

安南虽然承诺“六事”，但实际上都不了了之，最终做到的也只有“六事”中的“输纳税赋”一项而已。即便如此，到至元十三年（1276），陈日煚向元朝进贡时，提出“乞免六事”此时元朝已经攻入南宋临安城，军事实力正盛，对待安南的态度也只会愈发强硬和严苛。

至元十四年陈日煚薨逝，安南立陈日烜为国王，而元世祖为他未经请示自立为王，敦促其早日来朝。陈日烜几番推诿，拒绝亲身朝觐，只能退求其次，派遣族叔陈遗爱代为觐见。对此忽必烈气得要死，于是，忽必烈命令荆湖占城行省右丞唆都率军从安南借道，征伐邻国占城。这对经历过元宪宗七年借道的安南来说，无异于历史重演。陈日烜一面拒绝元朝借道的要求，一面积极准备战事。安南不肯借道，这也是元征占城失利的原因之一。

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元朝右丞相唆都领兵五十万，以征占城为借口，准备攻打安南，忽必烈之子镇南王脱欢从湖广行省南下，对安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消极避战的情绪在许多贵族的心中升起，他们背叛陈氏皇族，投靠了蒙古人。不过大越国整体还是同仇敌忾的，投敌叛国的少部分贵族并未动摇根基，陈氏的手上还有二三十万的兵力。

脱欢率军至洞板隘，遭遇安南军队阻击。元军将其击败，安南主将秦岑中箭身亡。随后，脱欢率军六路并进，安南兴道王陈国峻不敌，撤至万劫，集结兵船千余艘与元军展开激战。陈国峻战败后，继续逃亡。

安南国王陈日烜派遣军马及战船增援陈国峻，元军与之交战，再度击败了陈国峻部。陈日烜又沿富良江布设兵船，构筑木栅工事，以图阻挡元军攻势。元军成功渡过富良江，兵锋直指安南都城，陈日烜弃城而走。

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元军攻入安南国都，此时陈日烜已经逃离升龙城，部分安南王族、大臣投降元朝，安南军队虽然前期散败，但仍在暗中积蓄力量，暂时避免与元军进行决战。等到四月，天气逐渐炎热，元军久战力疲，安南军队开始转入反攻。镇南王脱欢败退云南，唆都战死。安南转败为胜。安南虽然一度丢失国都，甚至有亡国之虞，最终还是击退了蒙古强敌。

忽必烈不能接受这次对安南征伐的失败，很快便开始筹划再次进攻。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调集湖广、江浙、江西三行省近六万人再度出征安南。安南国王陈日烜同样采取了弃守都城、分散抵抗的策略。安南军队不断组织游击战袭击，元军不堪其扰，镇南王决定班师撤离。然而，元军撤退时，水军、步军策应失宜，进入白藤江之后，又被安南军队事先用木桩堵截河道。安南军队利用潮退伏击元军，元军伤亡惨重。这场战役被称为“白藤江之战”，以安南胜利告终。元军主帅镇南王脱欢侥幸逃回，忽必烈以其两次征伐安南“丧师辱国”，终身不许入朝觐见；水军统帅乌马儿、大将樊楫皆被安南俘获后杀害。

安南虽在第一次、第三次与元朝的战事中获胜，但毕竟综合实力悬殊，于是迅速向元朝谢罪、示好。经过数次征伐，忽必烈始终没有放弃对安南“君主亲朝”的要求；安南国王则虚与委蛇，屡次拒绝执行“六事”。此后，元朝不再以“六事”要求安南，等于基本上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安南只需向元朝“三年一贡”，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忽必烈即位之前的状态。

元朝劳师远征，三次战役发动了八十多万兵力，最后损兵折将，未能征服越南，从结果上来讲是失败的。元朝以强攻弱却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越南位于东南亚地区，天气湿热，瘴气比大理国还要严重，北方的士兵不能适应这种环境。

从战术上来说，蒙古人以骑兵为主，水战和丛林战都不是他们的强项，过去无往不利的骑兵在越南的地形发挥不出作用，大大削弱了蒙军的战斗力。陈氏王朝在战争中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领导者，皇帝亲自督战，皇子在前线带兵打仗，亲王宁死不降，这些都极大的鼓舞了大越国军民的士气。

忽必烈的元军劳师远征，后勤补给困难；再加之主帅缺乏军事领导才能，其他高级将领也存在轻敌的心态。相对而言，安南的军事抵抗颇有策略，采用了诱敌深入、游击作战、坚壁清野等战术。

再就是蒙古征服的动力和决心已经减弱。元朝建立后蒙古帝国幅员辽阔，但是元朝国土面积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包括忽必烈在内的一些蒙古贵族在获得富庶的汉地之后逐渐有向农业定居民族转化的意图，对于开发程度尚低的东南亚兴趣并不很大。此外，摊子大了，烦恼也多。蒙古四大汗国之间的矛盾，蒙古贵族之间的争斗，汉地的反抗情绪等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越南并非不破不可。

最后就是安南极度远离元朝的政治中心。元世祖强行突破“边界”的多次尝试，耗费了帝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只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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