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加坡视角理解地缘政治

马凯硕作为外交家站在东西交汇的新加坡对地缘政治的理解，能给到我们不少启发。这里不仅会总结他的自传，也会引用他在另两本专著《中国的选择》和《亚洲的21世纪》中的观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马凯硕首次出任外交官，作为临时代办驻柬埔寨首都金边，有机会与美国在柬埔寨扶植的政权打交道。当时的金边正处在围城之中，可腐败的将军把美国援助的炮弹直接投运到城外给红色高棉，用于炮击城内的目标。马凯硕的许多朋友——包括他的牙医——都在红色高棉去城市化的运动中死去。他还有一位华裔朋友一家人都在运动中死去，只有自己和妹妹侥幸逃出来，去美国读书，后来成为老布什的白宫顾问。

基于这些变故，马凯硕在自传中表达了他对美国的两面的理解：一边张开双手迎接移民，包括他在柬埔寨的华裔朋友，而且给移民以无尽的发展机会；另一边又肆无忌惮地在第三世界策动政变，操控傀儡，容忍腐败，最后一地鸡毛拍拍屁股走人。

再进一步，外交事务的历练让马凯硕能清晰理解地缘政治。他站在小国的立场上，对地缘政治的理想说教，尤其是美国对外推广民主的布道，有着天然的警惕。相反，马凯硕认为，新加坡的国父们从建国的第一天开始就专注于实力外交，懂得在大国争雄的世界中，权力比原则更重要。马凯硕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也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他认为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之所以能扮演重要得多的角色，一方面是它善于傍大腿，与美国搞好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它认为联合国更多是小国展示的舞台，硬实力缺乏的时候反而更需要外交官广结人脉来补充。

那怎么理解马凯硕所提出的亚洲的21世纪？他对中美博弈的建议又有哪些价值呢？

“亚洲的21世纪”，很好地诠释了马凯硕所理解的东升西降。这是马凯硕的主体意识：东升西降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方面是更多新兴国家和地区加入富人俱乐部，比如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而中国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快速成长更是全球经济史上现象级别的；另一方面则是亚洲的做事方式，日本、儒家文化、华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马凯硕认为，这种亚洲管理和做事的思想，应当加入西方主流思想之中，将它变得更丰富，而不是取而代之，或者一争高下。兼收并蓄很重要。

对于中美博弈，马凯硕在《中国的选择》中也给出了三点中肯的建议。

第一，保持虚心和开放，不管是在贸易，还是文化方面。在科技竞争的过程中，自主创新很重要，但需要明确对自主创新的理解：需要培养更多具备全球科研和创新能力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同时尊重创新的规律，创新永远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巨人的肩膀是全体人类的集体智慧。

第二，中国需要为在全球许多领域成为引领者做好准备，这需要中国进一步拥抱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先锋。

第三，面对扑面而来的大国竞争，必须知己知彼。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美国的强大是有诸多原因的，不能低估美国的巨大实力。在中美大国博弈的时代，需要折冲其间合纵连横的策士，马凯硕恰恰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出生于血腥的印巴分治中流亡的印度裔家庭，在新加坡成长为资深外交官，见证了新加坡独立、建国和经济高速成长的全过程，也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建国之父们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深厚的友情。马凯硕首先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亚洲精英主义的成长经历，从一文不名的穷苦家庭中成长出来的全球杰出的外交家。其次他可以说是新加坡的缩影，站在东西方交汇处，秉持务实主义，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参与地缘政治，而且可以跳出中美两国，给出第三方的观察视角。马凯硕是中美都奉为座上宾的智囊，其外部人的视角恰恰能点出局内人可能存在的盲点。最后，他自身的职业生涯也会给我们不少启发。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初出茅庐就大放异彩，却在尝试从政时遭遇挫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职业生涯反而真正造就了他从外交官向有思想的外交家的转型，而他提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靠自身努力，后期则依赖人脉积累的成长观念也特别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