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曾报考清华，王国维派人转梁启超“这个学生我看可以取”

本文转自“THU古典文学文献”，题作“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原载《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杜1994年8月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一、入学考试

考取北师大研究科后，我读了一两个月，觉得有些地方北师大要比成都高师好，图书馆书多，先生们的名声又大，那时北师大有黄季刚、钱玄同、朱希祖……每一位先生都各有自己的长处。但那时同学中盛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极难。我忽然萌生再考清华的念头。那时是十月份，清华已经考试过了，但榜还没有发，我想不管他，试一试再说。我就写一封信给梁任公先生，信上告诉他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哪个学校毕业的，想进清华读书，我来迟了，所以没有报上名，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补考机会。那时候还有三四个人也要求补考。过了几天，清华教务处通知我去面试。到约定日期我到了清华。任公先生亲自接见，问我：“松坡先生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父亲的上司，我父亲曾在松坡先生底下做事。”他又说：“廖季平先生是不是你老师？”我说：“是的。”他问还有哪些老师，我就约略地说一下，他都晓得，他说：“这些先生都很好，你为什么不在成都高师读下去？”我回答说，成都高师我已经毕业了。他说：“好，我就让你补考吧！”接着就给我出了题目：《试述蜀学》，当即我就写了二三千字的文章交上去了。任公先生一边看一边微微地笑着，有时点点头。看完了，他说：“姜寅清，你这篇文章说明你在四川读书时是个用功的人，许多四川老先生的书你都认真读的，文章写得也有趣味，教你写文章的是哪位先生？”我说：“是林山腴先生。”他说：“不怪，他是诗人，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这时是上午十时多，他叫我休息一下，到十一点多，有人来领我去厨房吃饭，饭后休息一下就接着考王静安先生的课。静安先生在里面担任的是“小学”，他出的题目都是“小学”的题目。在这之前，太炎先生的《章氏丛书》我曾反复精读，有一些心得，所以静安先生问我的许多问题，我都没有答错，但都是一家之言。静安先生看了我的卷子以后，便说：“你可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我说：“不是，我是四川来的。”他说：“四川来的，怎么说的都是章太炎先生的话呢？”我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我说：“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先生连声说：“好的，好的，你等一会儿。”他的办公室和任公先生的办公室只隔一道板壁，中间有一道门相通，他就告诉他的助手赵万里先生说：“你去跟任公先生讲，姜亮夫这个学生我看可以取。”赵先生向任公先生转告了王先生的意见，任公先生不表态，只说：“对不起，现在考完了，你回去听消息。”隔了两天，清华果然有电话到我住的会馆，通知我把行李带去，但笔、墨也要准备好，并说还要考一次，这一次都考及格你就可以住下来了，我暗暗高兴。按规定时间到清华参加复试。考什么呢？考普通常识。这个普通常识给我作难了。例如有一道是“写出十八罗汉的名字”，能写几个写几个，我十八罗汉名字一个也写不出。还有按规定要写出二十几个地名，结果我只能写出十六个来，别的我写不出来，因为有些地名是内蒙古的，有些是新疆的，有些是西藏的，写不出来了。所以史地的考试看来是失败了。除此以外，还要考一些汉语言学和哲学思想史之类的东西。汉语言学我考得大概是九十分，哲学我在成都高师倒是好好地读过（如西洋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所以我哲学问题也答得很好。于是他们就商量了：佛学的知识我答不出来，其他的考生也只能答出一点点，没有人答完全的，地理同其他学生程度差不多，语言学和哲学考得不错，对哲学系统认识很清楚……王、梁二位先生研究后，就问我行李在哪里？我回答在门口。他们立刻拿起电话告诉门房：“你们把刚才进来的姜某人行李送到静斋第一号寝室里边去。”然后转过来对我说：“你取了，你算录取了！”任公先生又说：“你这次录取只好说你运气好，因为我们正取生中有二名不来，已经到美国去了，所以拿你备取生第一名递取的。”我想不管是正取生、备取生，只要能进清华，我就可以在清华拼命读书了。

二、清华的生活环境

办理好正式入学手续后，我领到“静斋”第一号房间第二床的证件。管理员把我带到一号房间，不料原先住在里面的四川学生不许我住进去。按规定是两人住一间，如我去反映，后果亦不好，正在左右为难时，二号房间的黄淬伯、赵良汉同意我住进去，这样我们三人住在一起。黄淬伯又带我到各处走一圈。

清华的图书馆很大，四壁都是书籍，都是参考书，而且都是必定要用的参考书。桌子上的电灯很亮，里面可以坐三四百人。另外还有阅览室，一桌六人两盏灯，四周字典、辞典，还有其他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十三经》、《大英百科全书》，还有花盆花架，研究院的学生还有一个特殊优惠——借书无限量！只要写下书目清单放在门口，两个小时后，就有人把书送来，如果提出书单，馆内没有，还会想法去买。研究院的学生还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内看书，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对我帮助很大，这样一来，我接触书的面大增，有些书只要看一下序，便可知一个大概。有时看得着迷，经常误了午餐，有时晚餐也误，甚至有一次，我被关在馆内过夜，干脆看了一夜书。我的知识面越来越广，谈论起来，似乎有点“无所不知”。后来我在上海大夏大学教书时，那时有二十多个同学要做论文，我告知他们的参考书目，一口气报了六七十种书名，学生们大惊，我的“名声大振”。清华的校风好，图书馆才能这样管理。

进院的第二天要检查身体，结果是马约翰和李刚（清华医院主任）两位先生主检。他们发现我的胸骨特别凸出，就问为什么这样凸出？我回答出生时就这样，他们很惊异。检查很仔细，连生殖器、肛门都不放过。最后的结果是一切正常。只说肛门口有点小问题（后来知道是痔疮），要我注意伏案时间不要太长。并批准我可以泅水，并特别强调泅水对全身健康发展很好，给了我体育馆中放衣橱的钥匙。除此以外，两位先生还要求我每天跑步，我深深感到那时候清华对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视。

清华的学生食堂是以营养成分为基础的。菜味并不一定都很好。每桌六人，六人可自愿组合。桌上四菜一汤，每人四只馒头。我当时食量特别大，我记得第一顿饭吃四个馒头外加三小碗饭。自己不好意思再吃，同桌的同学笑我两天未吃，今天大吃。我说今天吃的是“安心饭”，大家都笑。饭后走到大旗杆下坐定，听同学介绍清华的重要规定。

三、清华园的教与学

进清华后的第一节课是听王静安先生讲的。静安先生上课不大抬头看学生。下午赵先生又来通知我，到静安先生处去一次。一到先生办公室，先生就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我说：“请先生指导。”王先生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我把选定的三个题目送给先生看，其中第一个是《诗经》韵谱，第二个是《诗》、《骚》联绵字考，第三个是《广韵》研究。王先生看了题目后向我：“《广韵》如何研究？”我的回答先生不满意。他沉默片刻后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他接着便把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拿出来给我看。得了先生的指点，我的方向明确了，大体框架结构有了底，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开始注意起来了。

给我们上课的还有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几位先生。这几位先生中，只有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课不喜欢听。我后来才发觉，在清华不爱听李先生的课，是最大的错误。后来我发愤去国外学考古，想来弥补这时期的损失。最受益的是梁任公先生的课，其中任公先生讲的“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方法”等内容至今都没忘。“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样的课题，我在成都读书时，也听林山腴先生、龚向农先生讲过，这方面知识有点基础，但没有系统，而梁任公先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来一个全面系统总结。讲课中他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来分析书的真伪及其年代，而又随时总结某一问题，总结时，经常拿几种书来比较，因此我对古书全貌大体了解了，问题也知道，整理古书方法也知道，不仅使我细致得到读古书方法，同时打开了读古书的眼界。任公先生另一个长处是经常运用当代日、美、英关于某些问题的见解，使我眼光不仅放在中国学人的观点上，而且接触外国一些东西。这是使我广开学术道路的第一阶段。

王国维先生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王先生做学问有一个特点：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的所有材料齐全，才下第一步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打通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字下结论。这中间有一个综合研究方法，他不仅综合一次，再经过若干次总结，方成定论。例如总结甲骨金文中的资料研究殷周两代的一切制度，就是总结殷周两代个别问题的综合。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出来教书、做科研工作，越来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导对我帮助很大。

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他的比较研究规模很大，例如新旧唐书的比较，有的地方令人拍案称奇。可惜我书读得少，与先生的差距实在太大，所以我记了许多笔记。

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去问他吧，几乎每个字都要问，而他的身体又很弱，冷天一到，他要穿两件皮袄。进了讲堂，讲堂里很热，把皮袄脱掉，等到讲完要出去，再把皮袄穿好。所以我们觉得寅恪先生书读得这样多、这样好，而身体是这样差，这个情况是令人很难过的。况且这时候寅恪先生还没有结婚。最令我们惭愧的是他这个时候还在跟人学西夏文、蒙古文，每个礼拜进城去学两天。这么一个大学者，还在这样勤奋读书，像我们这些人不成其为人了！真是无地自容！所以有一次我同黄季刚先生讲：“我自己的根底太差了，跟寅恪先生无法比！”季刚先生跟我说：“这话你也不必这样讲，我们过去的古人，谁又能够懂八九国的语言呢？他们难道没有成绩吗？王念孙虽然一样外文不懂，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学者吗？难道他没有成绩吗？所以学问的问题，只问你钻研不钻研，钻研总是有路子，你不钻研就什么路子都没有，各人要根据各人情况来钻研。”听了这段话，我的心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陈寅恪先生上课真了不起，有些地方虽然我还听不大懂（因为我外语基础差、佛学经典知识亦少），但我硬着坚持听下去，能记尽量记，课后再与同学对笔记，得到许多治学方法，所以我对寅恪先生极其佩服。例如寅恪先生讲《金刚经》，他用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来看中国翻译的《金刚经》中的话对不对，譬如《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么讲法，那种语言是怎么说的，这种语言是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是怎样，一说就说了近十种。最后他说我们这个翻译某些地方是正确的，某些地方还有出入，某些地方简直是错误的。因此寅恪先生的课我最多听懂三分之一（而且包括课后再找有关书来看弄懂的），除此以外，我就不懂了。

寅恪先生还有两件事使我终生不能忘怀。我在清华曾写过一篇批评容庚先生的文章，送登《燕京学报》，容庚先生把我的文章送给陈寅恪先生看。过后寅恪先生对我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从此以后，我不大愿写批评文章，越到后来越不做这样的事。另一件事是：陈先生说：“做学问的工具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这工具和主要研究工作要有联系的，不能联系的不要做。”因此英语之外，他劝我读日、法两语。我当时确也下了一番功夫。不过自抗战后，没有书可读，外文丢光了，这是我一生中的憾事。

从赵元任先生那里，我也得益匪浅。他讲声韵学，讲法和我在成都高师听的课完全是两回事，成都高师的先生讲的是声韵考古学，而赵先生讲的是描写语言学（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来）。不过我还是认真听，并把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对照，得到很大启发。这方面得赵先生之力，是我一生学问基础的关键。他使我知道研究语言学可分两个大类，这两大类应互相关联、互相依存，就是语言考古学和描写语言学。赵先生在课堂上主要讲的是描写语言学，此时，我才知道用描写语言学方法定语言音素音质是个重要问题，可惜我物理学知识不够，拿个机器放在我面前我也无法使用，只能听赵先生口中读出声音，只知清音、浊音读法。另一方面由于我生理上的原因，我的模拟声音、学方言能力很差。所以我出入上海五十年之久，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这使我在学习描写语言学上无法深入进展，所以研究汉语只限于古音考古。

总体来说，这四位先生给我的科研方法增多了，范围扩大了，深度加深了，但对我来说，对于新的东西是个“半吊子”，用新学说解决旧问题，我知道有好处，但不能完全把旧东西中的问题都解决，这是我得老老实实承认的，我只不过只以旧的为基础，略知一点新东西的“半吊子”而已！

清华园的先生们确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仅给学生以广博的知识、高深的学问，而且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特点指明研究的方向，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这种教书育人的方法使我终生难忘。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先生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也都深深地感染学生，即使在谈笑中，也与学术相关连，也给学生以深刻影响。

清华园内每周六有一个同乐会，师生全参加。这时有人讲故事、有人说笑话、背书、唱戏、唱歌等，此情此景在六十余年后的今天还历历在目。

任公先生和静安先生上课时很严肃，但一到同乐会这天，他们即兴表演的能力也使人吃惊！记得有一次同乐会，大家要任公先生也表演，任公先生说他背一段《桃花扇》。结果全段都背出。《桃花扇》在正统学术上不算什么，但能全背出，很了不起！静安先生当即也背诵《两京赋》，这也是难能可贵。因为静安先生在同乐会上多数时间都较沉默，话很少，但感情很深沉，对我们学生像自己的子弟一样。赵元任先生的表演更是绝妙无比。记得有一次他把我们每人的茶杯收去十多只，然后敲打调音，七音调正后，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真是四座皆惊。又有一次他给大家表演《全国旅行》，每到一地均用当地方言来表达。从北京出发、然后到西安、到兰州、到成都、到重庆、到昆明、到广州，再回到上海，各地方言学得惟妙惟肖！大家在捧腹大笑中深感到赵先生语言学的扎实根基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寅恪先生的知识很博雅，在这种场合下，不肯为大家说说笑笑，但私下谈话中，笑话极多，尤以做对子为长。这几位先生在同乐会中表现和在家中不同。曾记得有一次在任公先生家，发现先生有“五官并用“的特点。那天他说：“今天我要写几副对子，你帮我拉对子纸。”第一副是给我的。对子的原文是“海燕飞来窥面栋”，下联是“落荷相依摘横塘”。“海燕”比喻我来到他家，“落荷”喻我们这批学生。刚要动笔，他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了两个字，他儿子进来说“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几句叫儿子去回话，这时手中笔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进来，他叫家人读信，他一边听又一边写，听完信，并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我心里慌，怕他把对子写错，但结果一字不差错。从听电话再回话、听信再吩咐回信内容都是要事，他可以做到手不停笔，耳听旁人说电话和信的内容、脑子思考回复的事。甚至早点的安排，而眼看纸上的字体，由此想到古人说“五官并用”，我在任公先生这里目睹了事实。

我所接触过的先生们中似乎有一个共性，就是记忆力惊人地好。梁、王先生们自不必说，廖季平先生更突出。《十三经注疏》讲注时，他可以把注大段大段背诵，并且还可告诉你们在某一版本某一页某一段，你们可查对。还有祝杞怀先生父子记性都很了不起。如讲唐代平淮西这事，他把两《唐书》资料、《通鉴》中资料、韩昌黎写的《平淮西碑》，以及后人评淮西的诗词整整背了一个半小时，我们这批学生在这种场合下只有记题目的能力！每一遇到这情况，我感触很大，因我是属记性不好的人，人家读三遍五遍就背出，我要十倍于人。就是由于记性不好，才把眼睛弄成高度近视。

在清华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铭刻在我心里几十年。当时有一位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旅游至北京，我们云南会馆出一刊物，请爱罗先珂面一张学刊封面，要我这个杂志编辑人作一题词。我就为这幅画填了一首词。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想请静安先生看一看。晚上七时半到先生家，先生看了词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时，我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只见书里面用好几色打了记号。静安先生看了看我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这事在我脑中印象很深，我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而且思想也是非常前进。晚九时多，词改好后，我告辞，先生要家人点灯笼跟他一起送我到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我过桥后他才回去，他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小桥，路便好走了。”我几乎落泪。我一生也忘不了老师对我的关怀。

清华研究院的教和学，确实在德、智、体三方面兼顾，尤其那时的学风特别好。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四、清华院内的风波

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先生遇害。北京学生界大为愤怒。此后北京局势也日趋紧张，恶化。广州北伐军已渐渐逼近南京，并攻下南京，渡河北上。清华院内国共两党斗争也日益激烈……这时国学研究院也起了许多变化。政治牵连较大的是王静安先生，他是末代皇帝的老师，脑后有长辫，又听说长沙叶德辉被杀，罗振玉已进入东交民巷某国大使馆，清代遗老都纷纷“逃难”，犹如大祸临头！这是政治变革前夕的一般现象。静安先生很着急，他本来从不问政治，外交情况也不知，但他有一个同乡学生经常到他那里去（名叫何士骥），劝先生剪发。有一天，北大教授马先生来看王先生，也谈到剪辫子问题，这些劝解都是从形式看问题，也有一定用处。这时梁任公先生突然去天津，所以静安先生心中更为惶恐。在这期间，我去过二三次，前两次有人在不能讲话，有一次七时半去，果然无他人，先生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我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是形式。”他听了我的话后，觉得有点道理。我还劝他不要离开清华一步（这时大概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又去过一二次，书房里已乱得很，先生在清理稿件。我最后一次去静安先生家是农历五月初二。先生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我再劝先生。并把静安先生这话告诉寅恪先生，寅恪先生本来要去看静安先生，因他立即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所以打算晚些时候再去看静安先生。回寝室后，我又告诉同室人，大家无奈何。第二天早上八时许，门房说：“颐和园里有尸首，大概是清华的先生。”我们一听，估计是王静安先生。黄淬伯、赵良汉和我三人奔向颐和园，此时王先生的遗体已放在“鱼藻轩”里，用席子盖着，我们三人跪在地上小声哭，一会儿大家来后，把遗体送到颐和园“排云殿”后面的小庙子里停放。当天晚上由同学和工友用担架抬回，放在清华前门小沟对面的小庙里停着，然后去买棺成殓，按静安先生遗嘱葬在清华前面的园子里。遗书是在他身上发现的：“……五十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之后草草窠葬清华园……”等，此其深意，无人能释。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文《何为义无再辱？》。当天晚上殡葬后，研究院师生向静安先生最后告别。告别会上有两件事我一辈子不能忘：一件是我们二十几位同学行三鞠躬礼，但陈寅恪先生来后他行三跪九叩大礼。我们当时深感情义深浅在一举一动中可见；第二件事是我们同学中有少部分人装假，有两人在灵堂大哭，但干哭无泪，像猫狸叫。后来先生安葬在清华外面自己校产地上。

王先生过世后，我们大家惶惶然无所依归。同学中有人出头，提出请南方章太炎先生来，但这是一个滑稽戏，被太炎先生拒绝了。这样一来清华的老师只剩下寅恪先生了。我这时曾经被请到沈阳东北大学去教书，是以讲师身份为人所不重视，冬天天冷房内无炉，再加上一些我看不惯的事，不久我就回北京了。回北京后，刘半农、黎劭熙（西）介绍我到女师大任教，同时我又得到黄淬伯要我到江苏南通中学任中文部主任的电报。此时南京政府成立，北方学生普遍认为南京政府有希望，我也想到南方看看政局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不去女师大而去了南通中学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