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来为何能登上《人民日报》？

从民间偶像，到登上《人民日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正获得越来越多来自主流叙事的认可。

19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对他的专访，标题是《用真诚换取信任，用信任赢得市场》。和普通事件型新闻报道不同，专访一般代表着受访人在某一领域有着独特的实践经验、价值理念，或是在行业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意义。

在于东来之前的受访者是宇树科技的王兴兴，硬核科技的代表。而再往前的6月份，受访者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访谈的主题是科技发展与国家开放。

相比前两者的硬核科技标签，于东来作为深耕许昌数十年的零售企业掌门人，其能入围《人民日报》访谈，显然既不是因为其网络声量，也不是因为企业规模，而在于他所探索出的另一种商业可能性。

从文章的主题来看，重点是分享他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和对服务品质的追求。于东来在访谈中认为，胖东来成功的核心就在于对“人”的重视。这其中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员工、合作伙伴及所在城市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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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好消费者，几乎是每家企业都自认为会重视、并践行的理念，但真正在落实上却常常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些企业口口声声重视消费者，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充满了套路。

胖东来对消费者的重视，网上有过非常多的报道。举一些细节，比如说很多超市里，通常只提供手提购物篮和购物车两种选择，但胖东来给消费者准备了适合不同人群的7种购物车。

为了方便老年顾客查看商品成分，胖东来还会在一些商品或货柜旁，配有专门的放大镜。在购物袋旁，为方便顾客搓开塑料袋，还会装有专门的“湿手器”。消费者投诉商品有问题，会给500元的奖励。

去年有人反映，商场里面的“擀面皮加工场所卫生环境较差”，胖东来不仅直接奖励提出问题的顾客10万元，还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者进行退款和补偿，累计补偿900万。

应该说，服务好消费者的愿望，很多企业都有，但如何能真正落实下去，并持续坚持下去，特别是让一线员工也发自内心的愿意去执行，胖东来是为数不多能真正做到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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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者重视背后，或许体现着最为直接的功利目的，毕竟服务好衣食父母，才能换来源源不断的生意与利润，这是商业最朴素的逻辑。企业间的差异，或许在于对“服务”的理解层次与执行力不同。

但在对员工和供应商的重视上，则体现了企业更深层的价值观和战略眼光。有的企业把员工视作可替换的劳动力，靠KPI和加班文化来压榨产出，而胖东来则把对员工的重视写进制度、融入到文化，刻在企业的基因里。

拿收入来举例，胖东来员工的高薪早已被外界所熟知，比如说胖东来的保洁员，税后收到达到了7000多，而许昌当地的平均收入才3000多元。

为什么要开如此高的工资，给保洁员开5000行不行，是不是也同样有竞争力？为什么一定要开到7000多？

据媒体报道，于东来曾解释过制定工资的标准，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是按员工干多少年能买房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哪怕是最基层的员工，也要从能让他安家的维度来设计收入水平。

所以，他是真正的以人本思维在设计收入水平，而不是以单纯的成本核算法，或以市场竞争为参照在设计薪酬。这种薪酬设计逻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与企业使命的延伸，它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一种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对于这一逻辑，于东来在访谈中有着最朴素的解读，“你对员工好，员工对顾客好，顾客对社会好，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企业也会向善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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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员工好，还有“自己人”的因素，那么在对待供应商上，就更能看出一家企业的底层价值观。

长期以来，不少企业把压榨供应商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以此为“行业惯例”，通过不断压低采购价格、拉长账期来维持利润空间，表面上看是精明算计，实际上却把合作伙伴逼到低质、低效的恶性循环中，整个供应链因此变得脆弱不堪。

胖东来向消费者公示所有供应商

比较典型的是国内的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供应链恶性循环的重灾区。以账期为例，整车厂普遍的付款周期在120天以上，只有极个别企业能做到90天。但根据中企协的呼吁，希望主机厂商能把付款周期压缩到60天以内，要在目前的付款周期基础上压缩一半。

而胖东来的付款周期，在零售行业里是最低的，通常只有行业付款周期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作为供应链主或采购方，其实对供应商好不好，有很多维度可以评判，但付款周期绝对是照妖镜。

胖东来和供应商合作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成人之美，是如何跟供应商一起创造价值，服务好顾客。早期，胖东来和供应商谈判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价格，但现在会特别注重把价值放在首位。

但既然是商业合作，必然会涉及到利益分配，和供应商出现分歧的时候怎么办？胖东来有一个利益分配优先顺序：社会利益是第一，对方利益是第二，己方利益是第三。

在不断内卷的背景下，不少行业的供应商，都是一边供货，一边背后骂娘。胖东来的供应商生态，值得不少企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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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东来改变的不仅是一家企业和行业，其对所在的城市也有着潜移默化的改变。在许昌，即便是在胖东来之外，你也能看到受其文化的显著影响。

一些到当地出差考察的消费者感叹说，在当地住酒店，会有工作人员到主动到路边帮你开车门拿行李，这在其他城市的同类型酒店中，是很少遇到的。

慕名而来的购物者、参观者，让胖东来所在的许昌每天都热闹非凡，不仅带动了当地的零售、文旅，还提升了城市知名度。过去提到许昌，大多数人会想到它作为三国故都的历史符号，或是中原腹地的区域节点。而如今，“胖东来”正在为这座城市构建新的商业叙事。

当然，胖东来的影响，也并不限于一城一地，它的一些“出格”举措，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引发广泛讨论。除了前面提到的对消费者高标准服务、对员工的高薪酬，以及对供应商的友好之外，他在社会痛点问题上的探索，同样突破了传统商业的惯例。

像前一段的招聘中，其公开宣布将20个名额留给刑满释放人员，一时间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像去年的彩礼风波中，胖东来号召从自己的员工开始，拒绝收付彩礼。这些议题显然都超出了单纯企业经营的范畴，触及到社会治理、社会价值导向等更广阔的公共议题。

它的每一次“出格”，既引来争议，也引来反思：企业经营的边界、社会责任的边界，该如何划定？是应当遵守在商言商的传统逻辑，还是应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在更广的价值维度上重新定义企业的使命？胖东来显然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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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胖东来的行为，并非都是赞赏，甚至有人反感，认为他的做法过于理想化，不具备普遍意义，不可能在大范围内被复制，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也有人质疑，这样的“高福利、高要求”，最终会反噬企业自身，成为难以持续的负担。

但其实，企业的边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公司形态，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一些以“契约股份”形式运作的贸易与买卖组织，其中不少是以贩卖人口为主要业务，这也是“公司”这一制度最早的实践之一。

而公司形态下的第一家跨国公司，则是中国人广为熟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垄断了与亚洲的大部分的香料、茶叶和棉纺品贸易，还主导了大规模的鸦片走私，导致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和国民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探讨公司的原罪，而是探讨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其责任和边界从来都在不断演化的进程中。早期的公司往往以逐利为唯一目标，其存在的合法性来自国家特许与殖民扩张；进入工业化时代，公司逐渐承担起稳定就业、推动技术创新的职能，成为现代社会经济运转的支柱。

当下普遍奉行的“股东利益至上”原则，也不过始于上世纪20年代，经过理论探索、制度完善、机构投资者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影下，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奉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黄金法则，获得广泛接受和认可。

而在当代，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公众期待的提升，公司的责任已远远超出生产和盈利本身。环境保护、员工福祉、社会公平、技术伦理，乃至文化价值的塑造，越来越被纳入对企业责任的衡量体系之中。

2019 年，来自 美国各地的 181 位知名商业领袖，在“商业圆桌会议”上联合签署《公司宗旨宣言书》，突破了股东利益的唯一性目标，强调“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股东”等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至关重要。

2019年商业圆桌发布的《公司宗旨宣言书》

胖东来的做法，或许并不完美，也并不具有广泛的可复制性，但他也代表了一种新可能性的探索。

所以，人民日报在系列访谈中选择于东来，或许不只是聚焦一家个案，而是传递出对一种方向性探索的认可——如何让商业回到“人”的尺度，如何让发展真正与幸福、尊严和信任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