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后代：遭难的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

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中，并未有专门针对黑龙江上中游中俄边境地区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相关史料研究的成果问世，学术界对中俄边境地区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的相关史实的研究和关注较少，以下是对部分当年事件当事人后代的采访记录。

我们先后探访了爱辉区张地营子乡霍尔沁村、上马场乡、孙吴县沿江乡哈达彦村、四季屯等地，采访了多位“庚子俄难”幸存者的后代，听他们讲述先辈的故事。

“爷爷偷偷地跑回江北的时候，我太奶和太爷的身上都已经腐烂生蛆了，……爷爷临终前一直念叨，咱家连祖坟都没有。”88岁的何世环老人佝偻着坐在土炕上，仅有的一只眼睛里，模糊地映着某些昔日的记忆。

何世环，女，满族，1927年出生，黑河市下马场乡人，现居于黑龙江省孙吴县沿江乡四季屯。何世环老人会说流利的满语，会写满文，熟识满族文化，谙习满族风俗，是中国少有的能够讲述“满族说部”的传承人之一，被称为满族文化的“活化石”。

何老告诉我们，她的爷爷就是当年海兰泡惨案的幸存者之一。何老回忆道：“‘跑反’（指俄国人“反了”，中国人为躲避兵乱而逃往别处）前，我太爷和太奶领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江东六十四屯靠务农种地为生。江东（指黑龙江左岸，现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那边土地宽广，土壤肥沃，六十四屯的居民家家都是种地户，每户都有许多牛马，打了粮食到江西（黑龙江右岸）来卖，日子过得平淡但算得上富庶。”

据何老介绍，她的爷爷在家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跑反”开始时，人们都舍不得离开家，后来情况越来越吃紧，屯子里逃难的人也越来越多，她的大爷爷才决定带着爷爷、姑奶奶（爷爷的妹妹）三家人摆渡到西岸。住房、土地、车马、家居等都扔下了，只用挑子挑了点食物在河道狭窄的地方游了过来。但是，太爷和太奶还是不愿意走，非要留下来看着老房子，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爷爷与太爷、太奶的永别。

家人到了瑷珲城后，本打算在那里暂时安家，可是到了1900年农历七月初十，白俄兵就坐船过了黑龙江攻打瑷珲城。眼看着瑷珲城已守不住了，家人又挑起挑子，随同逃难的人群，朝着卜奎（齐齐哈尔）的方向逃。徒步奔走了10多天后，他们依然放心不下黑龙江对岸的太爷和太奶，决定回去寻找两位老人，于是爷爷跟着大爷爷和姑爷爷一起在夜里偷偷地过江跑回家。

何老说：“小的时候，时常听爷爷回忆当年偷偷跑回去的情景，印象太深刻了，爷爷一直无法忘记。”何老的爷爷渡江回家后，被呈现在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记忆犹新的村庄已变成一堆堆瓦砾，朝夕相伴的家园已是一片片废墟；而太爷和太奶早已被杀死在自家的田地里，尸体也已腐烂生蛆。由于时间紧迫，又害怕被俄军发现，爷爷他们连炕席都没找到，就把两位老人埋到了地下。因此，何家到现在连祖坟都没有。

爷爷和家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卜奎，在那里生活了两年。爷爷曾说过：“能够活着到卜奎，也算是九死一生了。”

“庚子俄难”发生后，数万名逃难者在战火、死亡、疾病、饥饿和混乱中长途跋涉，病菌逐渐滋生开来，暴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瘟疫。在这场瘟疫中，死亡者难以计数。瘟疫高峰期，坐在大街上的人，坐着坐着就倒在了地上，再也没爬起来。多数逃难家庭没钱买棺材，只能买廉价的苇席卷着尸体埋掉。后来连苇席都卖光了，只能用炕席或者破衣裹尸，在野地挖个土坑埋掉。

何老的爷爷一家虽幸免于难，但在卜奎居住的这两年，一无所有，艰难度日。由于没有生活来源，白天男人们出去砍柴拿到街上卖，卖来的钱换回一点米吃，勉强能够维持全家人的口粮。后来爷爷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习惯，也是在卜奎逃难生活中养成的。

1902年，清政府派官员赴瑷珲上任，与沙俄当局交涉收复江东事宜，由于沙俄军队不肯让出瑷珲城，官府衙门只好设在附近村屯。听说有了官府衙门在附近村屯，老百姓的心才得以安慰。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返回原籍，找个距离官府衙门较近的沿江村屯安家落户，因为只有沿江的地方才能够遥望江东六十四屯的故土，守望曾经的家园。于是，何老的爷爷与家人找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便在那里重建家园，也就是现在黑河市下马场乡。村屯原来的土地已撂荒，陆续到来的屯民们只好互相帮衬着，慢慢地将耕畜、农具、籽种都置备齐全，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将这片土地再次变废为宝。生活就这样在艰难中一步一步地好转起来……

我们又来到黑河市张地营子乡霍尔沁村，采访了一位76岁的老人——关银双。他是“庚子俄难”幸存者关来群的后代，他对关家悲惨遭遇的口述，再现了当年瑷珲屈辱的历史。

话语间，老人一边用那双布满老茧、粗糙皴裂的手在地球仪上比画着，一边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说：“这里就是我们老关家，曾经居住过的瑷珲江东六十四屯。”老人让我们围坐在炕边的木桌周围，他自己则斜坐在炕上，一只脚悠闲地晃动着，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他说：“你们开始问吧，你们问什么我说什么，省得说废话。”老人听说我们想了解一些关于他爷爷“庚子俄难”前后的经历时，微皱眉头，慢慢闭起眼睛，讲述起家族那段悲惨的历史。

关老的高祖原籍海参崴，原来是海督，在“崴子”负责管船，后来被调到黑龙江入海口岸的庙街。祖上全家都居住在庙街附近东南山下的何家山屯，屯南侧有一个大水泡子，水泡子有三四里地长，泡子里自然生长小“胖头鱼”，是屯里小孩钓鱼的好地方。水泡子的东、西、北三面是住户，南面是一片白桦树林，关老家的祖坟就在那里。关老的家乡土地辽阔而肥沃，有大面积的森林、丰富的海产品。1850年沙俄武装占领庙街，高祖便带着孩子们逆黑龙江水而上，来到江东六十四屯中最大的屯子——黄山屯。直到“庚子俄难”爆发，关家世代在黄山屯种地务农。

关老的爷爷关来群1873年出生，到1939年去世时正好66岁。爷爷是“庚子俄难”的直接受害者，也是当年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而关家的悲惨遭遇，正是瑷珲城以及江东六十四屯村民，逃难前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真实写照。

关老爷爷家兄弟五人，都是种地的庄稼人。黄山屯面积大、土地好，关老家老老小小将近20口人，粮食打得多，牛马成群，“跑反”之前也算是大户人家。“跑反”时牛马牲畜、家禽物品都不得不放弃，兄弟五人便在宅院的马槽子里埋了一缸金子，准备日后归来时再把它挖出来。可是没想到，这一离开，便是一辈子。

关老的爷爷兄弟五人带着妻儿打算跑回江西（现黑河市），可是就在1900年的7月17日，两百多名沙俄骑兵冲进了这个村落，肆意屠杀屯子里的居民。爷爷五兄弟的妻儿无一幸免，被俄军用刀砍去了头颅。五兄弟和屯里其他居民也被强行圈撵进了石头山的木板围子，门口有白俄哨兵看守，准备第二天将这些人驱赶进黑龙江里淹死。

被圈赶的人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当晚，五兄弟中有人提议，妻儿都已死了，家产也被占了，既然已经一无所有，就把辫子系在一起，溺毙在黑龙江中算了。关老的爷爷，作为家中的长子，听到这话非常气愤，他说：“不行！绝对不能让我们瓜尔佳拉氏断子绝孙。”

深夜，爷爷带着兄弟四人，趁哨兵不注意，一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肩膀翻越木板围子，再用腰带当拉绳把另一个人拉出来，就这样兄弟五人接连逃了出来。他们跑到黑龙江边，在树林中每人捡了根木头，放在腋下从小馒头山的三道壑洛（黑河市区内）处凫水过江。当他们游到黑龙江中心时，一阵枪响把他们吓得惊慌失措。原来是白俄兵发现了他们逃走，向他们所在的方向开枪。五兄弟后来回忆说，当时怎么游过来的已经全然不知。毫无疑问，在那场灾难中，关老的爷爷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但侥幸躲过了白俄士兵的枪林弹雨，还平安凫水过了江。

江东有家不能回，幸存的人们只好在黑龙江右岸沿江各村屯寻觅住处，重建家园。逃难人两手空空，一贫如洗，说是重新安家落户，实际只能随便找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容身之处将就住下。往昔的一家十几口人其乐融融，如今家破人亡、孤苦伶仃。兄弟五人跟随其他的幸存者开始向齐齐哈尔一带逃亡。

祸不单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从天而降。五兄弟为了躲避瘟疫，只好继续奔波千余里路，辗转往回走，落户到石锦河以北（石锦河以北的东西四嘉子、小三家子隶属黑河府；河南的大小乌斯力、卡伦山、五道沟隶属瑷珲直隶厅）的小三家子村。这里的土地已经撂荒，耕畜、农具、籽种都需要重新置备。在爷爷带领下，五兄弟从零开始，开垦近30垧（公顷）土地，生活就这样在艰难中逐渐起步。

三年后，爷爷认为这里的土地上都是白桦树林，不适合耕种，秋后收成也不理想。兄弟五人打算骑着马返回黑龙江左岸的黄山屯，便将土地给了姓杨的村民。未曾想，沙俄军队仍驻在瑷珲城，江东有家不能回，他们只能遥望六十四屯的故土，虽近在咫尺，却一江难越。绝望中，关老的爷爷决定独自一人寻找新的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其余四兄弟则再一次回到了小三家子村。爷爷骑马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他看到满山遍野的榛子林，硕果压枝，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上风上水，特别适合耕种，这里就是法别拉（在瑷珲上马场乡，以法别拉河为名，是黑龙江上游右岸支流，位于黑河市北部，发源于小兴安岭北段东麓，在上马场乡法别拉村附近注入黑龙江）。

眼前的景象，再一次燃起了他对生活的希望。于是，他快马加鞭赶回小三家子村，叫上四个弟弟，兄弟们连夜来到了法别拉村。在法别拉村，兄弟连心，齐力务农，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生活越来越好。后来，五兄弟都娶到了媳妇，各自成了家。

1940年，家族遭遇了变故，各自分家了。分家后，四爷爷领着患有眼疾的四奶奶，带着孩子们来到了逊克县姚地营子村。在村子中的库尔滨河畔盖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依靠务农为生。

抗日期间，东北抗联的两名战士，在姚地营子村隐蔽时曾经躲在四爷爷家。不料此事被日伪汉奸黄少甫发现，他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驻扎在姚地营子的日军的一个中队长。中队长派汉奸孟敬涛到四爷爷家暗自调查情况，他趁四爷爷下地干活的时候，溜进屋内，发现墙上悬挂的印有俄文的背带水壶，就带着水壶匆忙赶回了姚地营子。一天后，日军派人用黑布将四爷爷的头蒙住，强行带走了。

日本人占领黑河后，在如今的黑河市王肃公园内安放了一台绞人机，绞碎的尸骨顺着地下通道便会直接流入黑龙江中。日本人将四爷爷带到了绞人机前，一把将他推下，绞死了四爷爷。现在，四爷爷的后人都居住在逊克县二道河子村，而当时四爷爷与东北抗联中队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家里印有俄文的背壶从何而来，后人不得而知。

随后几天，我们又采访了“宁氏家族”的后人。“我家是满族正黄旗，高祖在清朝康熙年间，奉命到黑龙江旧瑷珲城驻守边疆。小时候，我曾经听老辈讲，祖辈一直做高官，高祖耿直不阿、骁勇善战，战功显著，多次得到清朝廷奖赏。据《黑龙江志稿》《瑷珲县志》记载，高祖中巴依尔胡兰，曾任满洲布特哈总管花翎副都统衔；富色布，曾任满洲佐领三品衔花翎漠河委营总；西林，曾任满洲副管副都统衔花翎；庆山，曾任满洲云骑尉；穆胜额，曾任满洲领催六品顶戴；春升阿，曾任满洲前锋五品花翎。家族世袭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五、六品云升，八品监生等职。宁氏家族曾是海兰泡大户，人口众多。据居住在瑷珲镇外三道沟村现年83岁的宁石成回忆：“我年轻时参加续家谱的活动，家谱为满文，书写在毛头纸上，里面有许多人名，共有20多篇。”遗憾的是，早期的满文宁氏家谱，在“文革”时被销毁。

到了我太爷宁刚和那一代，他的兄弟姐妹众多，仅哥兄弟就11人（直系的2人），我太爷排行是老五，在黑龙江左岸海兰泡居住，在官府任职。他公道做事，正派做人，四方乡邻都很敬重他。太爷身高八尺，身材魁梧，举止威严，热爱习武。太爷家中拥有诸多房产和土地，生活富庶，这个幸福的大家族世代在黑龙江左岸过着安宁、幸福、和谐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1900年的夏天，沙俄的枪炮声打破了海兰泡往日的宁静，他们烧杀抢掠，武力占领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20世纪震惊世界的黑龙江惨案（史称“庚子俄难”），侵吞了这块中国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

太爷一家也无例外，与千千万万边境地区的难民一样，家破人亡，四处逃难。当时沙俄军队闯入海兰泡，武力驱逐中国人，太爷宁刚和为保护同胞免遭杀害，与沙俄士兵据理力争，穷凶极恶的沙俄士兵一刀便将我太爷的头颅砍下，随后，便开始对家族的男女老少展开杀戮。

危急中，叔太爷（太爷的弟弟宁福刚，字世布）趁乱急忙带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嫂子（我的太奶）逃出村子，划着“小艉呼”（木制小舢板）逃到黑龙江右岸。

沙俄军队并没有就此罢休，仍对逃难的中国人穷追不舍。“跑反”的路途中，大小车辆滚滚向前，人流拥挤，坐马车的，拄着拐杖步行的，成人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孩子，通往江省蜿蜒的土道上挤满了慌乱的逃难人群。叔太爷带着太奶与同族的亲属们也随着人流，一路奔波，颠沛流离。

待他们千辛万苦赶到卜奎城，时值那里闹瘟疫，大批难民得了瘟疫客死异乡。据说，当年被瘟死的人太多，棺材都卖光了，死了人就用炕席往外卷。到后来，连炕席都没有了。叔太爷看到如此悲惨的场面，和太奶即刻也没有停留，继续赶路，折返回到嫩江，又经托里木[插图]再辗转到瑷珲外三道沟村落脚。一些同族亲属也逃到外三道沟村，宁家遂在瑷珲外三道沟安家落户。据《黑水丛书》记载：“宁氏家族时年在黑河共计20户。”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太奶奶在逃难途中生下了我的爷爷宁学锁。爷爷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命运的坎坷、多舛。几年后，叔太爷宁福刚选择到黑龙江右岸土地肥沃的张地营子村生活，太奶奶迫于生活而改嫁。

太奶奶改嫁时，舍不得自己年幼的儿子，她双膝跪地，眼泪如泉涌一般，不停地向我叔太爷磕头，求他允许带走我的爷爷。叔太爷为了延续宁氏家族的香火，坚决不同意太奶带走我太爷留下的唯一血脉。他扶起太奶奶，一句话都没有说，带着我爷爷转身离开。

后来，等爷爷长大后，叔太爷告诉他，当年自己带着他离开时，真的是迫不得已才将他们母子分离。多少年过去了，叔太爷一直把我爷爷留在身边，抚养成人，对我爷爷堪比他亲生儿子。叔太爷带着我爷爷来到了张地营子村。几年后，叔太爷在那里娶了叔太奶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叔太爷身材魁梧，脸色黝黑，喜欢穿长袍，人称“黑大汉”。他性情豪爽，为人仗义，头脑非常灵活，村民们一直很敬畏他，因此选他为屯长。

叔太爷家中有一把从江北逃难时带回的大刀，全家人将其视若珍宝，本想世代传承，如今却早已不见踪影。据叔太爷宁福刚的亲孙女，我的三姑宁彩珍回忆：“我爷爷家里有一米多长带着刀鞘的大刀，挂在棚子的墙壁上，小时候我们非常好奇经常动手去摸。”

从小就失去双亲的爷爷，和其叔叔家的兄弟宁学长、宁学顺一起长大，先后娶妻生子。爷爷奶奶生育五个孩子，我父亲排行老三，上面有一哥、一姐，下面有一个弟、一个妹。由于家中贫穷，孩子又多，最小的姑姑出生不久，就送给奶奶的弟弟家抚养。爷爷奶奶希望孩子们的一生福禄双全，财源滚滚，分别用财、福、禄三个字给三个儿子取名。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占黑河，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爷爷为了养家糊口，在黑河市张地营子乡泡子沿村姓徐的地主家扛活做苦工，奶奶在家操持家务，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由于地主的盘剥和压榨，爷爷尽管每天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依旧改变不了食不果腹、贫穷不堪的生活。一家人经常吃不饱、穿不暖，直到爷爷去世，都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1944年，爷爷突患伤寒病，高烧不退，口吐鲜血，抬回家没几天便离开了人世。那一年，我的大爷（伯）19岁、我父亲7岁，叔叔年仅5岁。爷爷离世，家里仿佛天塌了一样。虽然受到了如此大的打击，但刚强的奶奶并没有一蹶不振，一人挑起了家中的重担，播种收割、洗衣做饭，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她心灵手巧，擅长针线活，针脚细密、工整，做出的针线活得到同乡人的夸奖。就这样，她每天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含辛茹苦地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

尽管家中很穷，善良的奶奶还是经常帮助身边的穷苦人。谁家有大事小情，她总是跑前跑后，遇上逃荒要饭的，奶奶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接济他人。除了要解决一家人的口粮，她还总是抽空做些针线活，拿些吃的送给叔公家从小失去母亲的二姑和三姑，以回报叔太爷对我爷爷的养育之恩。

2015年4月，春风习习，我们一行3人驱车30多分钟，在黑呼公路上绕着盘山道行驶30多公里，来到黑河市张地营子乡霍尔沁村。霍尔沁村位于黑龙江冲积平原、小兴安岭东麓的黑龙江沿岸，东临黑龙江，黑呼公路从村西面擦身而过，距乡政府所在地11千米。我们走进73岁村民吴全增家，说明来意后，老人爽快地向我们诉说吴家那段艰辛难忘的历史。

吴氏祖籍小云南宝塔，吴家的后人带有宝塔人的特征，脚上的小拇指指甲是双层的。当年祖先为了生存，到过山东、吉林和黑龙江挖人参，老祖宗还保留一个规矩，年三十晚上星星不出来不能吃饭。

吴全增的太爷家居住在江东六十四屯的断山屯吴家窝棚。那时，江东六十四屯有耕不完的土地。吴家在屯中也是大户人家，兄弟5人，家中土地成片，牛马成群，吃穿不愁，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吴全增老人的爷爷名叫吴文柱，1876年出生。在他18岁时，太爷去世，那时尽管家道已经中落，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还是能雇佣许多劳工，生活尚可维持。

1900年，爷爷24岁时，沙皇政府派官兵挨家挨户动员大家搬迁到黑龙江右岸居住，要求村民们不能转移财产，只准人离开，值钱的物件都不准带走。有的乡民知情后就拖家带口先行离开；有的人家故土难离，不愿过背井离乡的生活，舍不得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没有搬迁；还有的人家让孩子们先行逃难，老人留下看守房屋和财产。

在沙俄官兵强行驱赶村民时，爷爷和他的弟弟赶着一匹老马拉着一辆破旧的花轱辘车，车上坐着太奶，只携带一点食物就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奔走。当他们走到瑷珲杨树屯准备落脚时，后面俄军炮声阵阵，枪声不断。清兵正奋力阻击俄军的进攻，杨树屯已经失守，不能容身，无法久留。他们只好随着逃难的人群继续向前逃离。前面逃难的村民人山人海，后面沙俄士兵穷追不舍，瑷珲城距离江省齐齐哈尔路程遥远，人困马乏，得不到休息，连日的奔波使那匹老马变得瘦骨嶙峋，已经拉不动花轱辘车，哥俩决定一人拉一根绳子，拽着花轱辘车继续赶路。

一家人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艰难跋涉、颠沛流离、风餐露宿，逃到齐齐哈尔。由于逃难的人多，一路上饿死、病死、被俄军杀死的村民很多，时值夏季，尸体来不及处理就已经腐烂，形成瘟疫。当时江省（齐齐哈尔市）每天死的人太多，刚开始一天十几人，后来每天几十人，一家一家地死亡。有的人家仅存一两口人，有的人家十几口人无一幸存。连棺材都卖完了，后来有人死了直接拿炕席裹着埋了。

疲惫不堪的哥俩一看江省待不下去，又往回折返，由于担惊受怕加上数月的奔波劳累，太奶在回乡的路上就一病不起，滴水不进，她躺在车上用手艰难地指着回家的路，悲伤地闭上了双眼。

老人死后，哥俩埋葬了母亲，擦干眼泪，继续逃难。后来他们到了杨树屯居住，那时家中一贫如洗，勤奋的哥俩白手起家，起早贪黑开垦荒田，砍木建屋。说是房屋，就是能遮风雨的窝棚。由于连续两三年庄稼收成不好，无法度日，哥俩又转到东岗子生活。

后来，爷爷的弟弟被曹集屯一户人家招为上门女婿；爷爷则留在瑷珲东岗子开垦荒田，并娶车家姑娘为妻。

1906年，爷爷带着年仅4岁的父亲，一家人来到霍尔沁村安家落户，这里距离江东六十四屯很近，隔江就可以望见对岸的家乡。同行的还有一路逃难的江家和姚家。这几家在霍尔沁村开枝散叶，成为村中老户。父亲这一辈兄弟5人，大家分别娶妻生子，吴家逐渐成为霍尔沁屯子中的大户。据民国九年（1920）《瑷珲县志》记载，时年乌札拉氏即吴氏有43户。1942年，吴全增老人的爷爷去世，终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