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生活待遇从4毛改为6毛，持续7年！回家后：煎几个荷包蛋

众所周知，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武装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除了正确的道路之外，还有一批矢志不渝的伟大将领，他们个个能征善战，一步一步走好了前进的步伐，所以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这些将军们都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很高的军衔。

但有一人与众不同，他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一直秉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靠着4毛和6毛的生活费，坚持7年之久，回家之后仅要求煎几个荷包蛋，但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他就是伍修权。

从国外到国内的转变

伍修权是我国高层领导人之中少见的文武双全一般的存在，他在195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由于家庭贫困，所以很早就谋求改变中国的道路，并且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

虽然家庭条件不太好，但当时的伍修权依然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参加革命之前在武昌高师附小接受过教育，也正巧是这个机会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从此红色的进步思想根植于伍修全的脑海之中，并且逐步发展成熟。

因为我党早期受教育的人数较少，所以在时机成熟之后，伍修权等人一直在担任宣传工作，最终因为表现良好，他和十多名同学在党组织的推荐之下有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

1925年，他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不得不说伍修权在苏联的时候同样受到重用，除了理论上的必要学习之外，还参加了一些实际性工作。

1929年，伍修权被分配到了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还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候补党员的名额，生活待遇方面自然不用多说。

由于苏联的革命状况已经趋于成熟，社会也相对安定，所以单从环境上论，苏联的条件要远超于国内，日子要稳定不少。

但伍修权并没有因此沉溺在安乐窝之中，他也在时刻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尤其是蒋介石等人的叛变革命以及我党的艰难步伐，让伍修权更加拥有了回国的想法。

只不过当时在苏联所提出的申请，多数没有获得批准，左思右想之下，伍修权终于找到了共产国际机关中代表中共的团体，向他们提出了自己回国的请求，并获得了批准，几经辗转再度踏上祖国这片热土的时候，已经是1931年。

当时的国内情况并不容乐观，伍修权回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与党组织接头之后转为了正式党员，随后就前往苏区参与了第三第4次反围剿作战。

为了给我党培养高端人才，伍修权还协助创建了瑞金红军学校，并协同刘伯承一同进行射击教学。

在任教期间，伍修权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在苏联所学到的一切，经过转变之后传到了国内，包括相关的知识以及军人的作风等。

他通过自己积极的态度为我党人才的教学提供了蓬勃的朝气，一直到1933年直接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翻译。

从事文职方面工作并不意味着伍修权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他在第5次反围剿失败之后，还曾带领部队突围并且随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后续被称之为转折点的遵义会议。

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伍修全担任了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从此有了公开的身份，帮助我党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包括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在内的大批领导人都是由伍修权来接送，另外还包括战争中所需要的一些物资。

1941年7月，伍修权才重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的身份，从最基本的秩序开始，正规了我党的工作模式，甚至连朱德同志在七大上的军事工作汇报，也是由伍修权一手起草的。

勤俭节约的作风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伍修权被派遣至东北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等多个职位，1946年6月被调任长春部。

我方负责人，以自己出色的口才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

双方的这一次交锋建立在彼此的军事对峙之上，还展现出了政治斗争方面的配合，伍修权扎根于东北是对我党后方的进一步建设和稳固，例如他在东北军区建立了军政学校，还参与筹办了我国的第1所航空学校以及第一所海军学校，对三军协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伍修权能文能武，属于穿上军装能打仗，脱下军装能搞外交这一类的全才。

所以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他直接被周总理调回了北京，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团成员，随周总理一同前往莫斯科参加新中国的首次重大外交活动。

由于此前有过在苏联留学的经历，伍修权直接参与了一批俄文资料的分析和翻译工作，亲眼见证了《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的签订，并且在其他成员回国之后，伍修权还继续留在苏联，参与了更多项目的详细商谈和签约工作。

11月，伍修权作为我国的大使，前往联合国出席安理会，在这次会议之中，他表现出了不卑不亢的态度，以一种军人的气质和文人的发言，让在场所有之人折服，有效批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不良言论。

之后伍修权更是在外交方面大有建树到1950年底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后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情况他都有所参与。

比如在1955年中国要与南斯拉夫建交，但考虑到南斯拉夫状况较为复杂，所以需要派遣出一位政治地位较高，而且外交经验较为丰富的人作为大使。

当时的吴修全认为自己的外交事业已经有了四五年的经验，但是很少出去，所以更需要积累在外部工作的实践经验，在看到当时南斯拉夫国内复杂的情况，认为更加需要自己，在经过全面考察之后，成功推动了两国的建交。

从伍修权一生之中的经历来看，曾经穿上军装走向战场，也曾在大后方工作，曾经担任过军事物资和人员的流转保障，也参加了军事学院的创办和任教，还有过外国留学的经历，建国之后更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履历可谓丰富无比。

但他依然保持了勤俭节约的作风，即使在苏联时期的待遇十分优厚，回国之后依然能够很快适应，尤其是在刚回国的红军时期，国内的革命形势十分不乐观，每个人的待遇都不太好，即使是伍修权的生活待遇也只是4毛左右。

其实这对于当时的组织来说，已经是最大的限度，毕竟当时的红军战士每天的生活费仅有5分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精打细算，伍修权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丝毫没有介意，并且还以身作则，将勤俭做到了极致。

后来随着职位的调动，伍修权的生活待遇被提高到了6毛，他依然保持着最初的作风，回家之后的生活依然十分朴素，尤其是在饮食方面，没有任何过分要求，只想煎几个荷包蛋作为简单食物。

从这里就能看出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以国家为重，从不奢求自身的好待遇，即使生活有了好转，也依然秉承着最初的作风，这在当时十分难得。

不仅是自己，伍修权对孩子的要求同样十分严格，当年他被调回延安的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因为交通工具有限，所以并没有带他们走，后来被调往东北的时候也是如此。

1959年自然灾害爆发的时候，在中联部工作的伍修权所在机关食堂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用树叶植物等做饭，不一定要求可口，但必须要能解决饥饿。

伍修权见状立刻召集大家一同勤俭节约，搞好生产，改善生活，甚至自己身先士卒，在家里饲养家禽，为组织上解决困难，即使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也毫不在乎。

十年特殊时期度过之后，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道路，有不少人都借此机会下海经商趁机大赚一笔，但伍修权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这样做。

他始终告诫儿女“在战争年代，很多的优秀同事都已经牺牲了，我们能够活着，看到革命成功已经非常幸运，不应该在和组织上讲价钱”。

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伍修权要求在职务评定上尽可能降低对自己的定位，有了他作为榜样，许多有觉悟的同志纷纷效仿，另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伍修权也会尽力帮助其他同志。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4毛到6毛的转变，对于伍修权而言全都是身外之物，不仅是这7年时间，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勤俭节约的作风，并且还靠自己影响到了身边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