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1年，和主席同一天离世，这位女外交官了不起

她曾是我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1年，就连离世的时间都和毛主席同月同日。可她的姓名，却不太为大众所熟知，她就是女外交官王海容。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段历史，看看这位传奇女性王海容的故事吧。

1950年的春天，北京饭店的走廊里传来清脆的脚步声。12岁的王海容跟着祖父王季范走进客房，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常在家人谈话中出现的“润之表叔”。毛主席笑着摸摸她的头，指着身边的李敏说：“以后你们就一起念书。”

中南海的红墙没能磨掉她骨子里的犟劲，1957年夏天，当高考成绩单上的数字刺痛眼睛时，她把课本捆成结实的一摞塞进床底。

“复读啥？干活去！”说干就干，她坐了两小时公交车到了东郊化工厂。车间主任打量着这个细瘦的姑娘，指着蒸腾着热气的反应釜：“硝化车间缺人，敢去不？”王海容撸起袖子，“我爸以前是钳工，这点活儿算啥。”

高温天里，反应釜的铁皮热得发烫。她跟着师傅钻进釜内清洗残留的化学物质，湿毛巾捂住口鼻也挡不住刺鼻的气味，每次出来都咳嗽得直不起腰。有回搬运原料时袋子突然裂开，白色粉末瞬间迷住眼睛，她摸索着冲到水龙头下冲洗，睁眼时看见镜子里通红的眼眶，咧开嘴笑了，至少没耽误下午的活儿。

工棚的木板床咯吱作响，王海容却睡得踏实。每天下班后，别人聚在宿舍打牌，她就搬个小马扎蹲在路灯下看书本。俄语单词写在劳保手套内侧，操作机床的间隙瞟两眼；数理化公式抄在烟盒背面，吃饭时也攥在手里。

师傅们有时候打趣：“小王想当状元？”她就用袖口抹把汗：“多认俩字总没错。”

短短3年年里，她磨破了好几套工装，手掌的老茧更是厚得不得了。1960年秋天，当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车间时，她正在检修管道，爬下来时裤腿还沾着油污。捏着信封的指尖发颤。

北师大的课堂上，王海容总坐在第一排。她把化工厂的笔记本带在身边，那些被酸碱蚀出小洞的纸页上，记着比课本更鲜活的道理。

1964年深秋，罗布泊的蘑菇云刚升起，她在校园里遇见了来看望祖父的毛主席。

“俄语学得咋样？”主席笑着问。“能读原著了。”她赶紧回答。“那再学学英语吧。”主席望着远方，“以后要跟西方打交道，咱们得有自己的翻译。”

回去的路上，她就把俄语词典收进了箱子。此后，北外的操场上，每天天不亮就有个姑娘背单词，发音不准就追着外教纠正，舌头练得发麻就喝口水再继续。

1967年毕业时，学校想安排她去外交部资料室，她却填了北京一所中学的分配表。“我得先学会怎么跟人说话。”她对系主任说。课堂上，她嗓门洪亮，把枯燥的语法讲成小故事：“过去完成时就像说‘我昨天吃了前天买的包子’，得把时间捋明白。”学生们爱听她的课，说王老师讲英语就像说家常话。

一年后的公开课上，后排坐着几位特殊的听众。周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听完课，拉着她聊国际形势。她没打草稿，从越南战争说到中苏关系，偶尔蹦出的英文术语恰到好处。后来才知道，那天的谈话记进了考察报告，“该同志既有理论基础，又懂基层实际”。

调令下来时，她正在批改作业。外交部办公厅的科员岗位，听起来光鲜，做的却是收文件、分类、送批阅的琐事。文件堆得比桌子高，她就趴在上面写标签，手指被纸边划破了，用创可贴一缠继续干。同事们发现，这个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有个本事：再乱的文件，经她手，几天就能理得清清楚楚。

有次跟着参加外事活动，她揣个小本子蹲在角落，别人说一句她记一句。晚上在办公室整理纪要，台灯亮到后半夜。处长看见她写的纪要，既有关键信息又有细节补充，惊讶地说：“你这是把化工厂的细致劲儿带过来了。”

渐渐地，重要的接待任务开始交给她，从端茶倒水到记录发言，她总能把每个环节想到前面。

1972年2月，北京的寒意还没消退。王海容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走廊里，反复检查着手里的谈判资料。尼克松访华的关键会议即将开始，她的手心沁出细汗，突然想起化工厂的反应釜，当年守着高温设备时，也是这样既紧张又专注。

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她站在旁边做记录。当谈到中美贸易时，尼克松突然用英语问起中国的纺织业，翻译还在组织语言，她已经在纸条上写下关键数据递过去。会后周总理拍拍她的肩膀：“关键时刻顶得上，好样的。”

这年冬天，她升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有回接待基辛格，对方突然提出想参观北京的菜市场。随行人员都有些犯难，她却立刻安排：“让客人看看老百姓的菜篮子，才是最真实的中国。”那天在菜市场，她用流利的英语介绍着各种蔬菜的价格，基辛格笑着说：“王小姐比外交官更懂交流的艺术。”

1974年，36岁的王海容成为外交部副部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副部长。有人说她靠关系，她从不辩解，只是把办公室的台灯调得更亮。每次开会都带着那个化工厂时期的笔记本，扉页上“经得住磨炼才能成长”的字迹已经褪色。

有次讨论外交政策，年轻干部争得面红耳赤，她拿出本子翻开：“1961年在车间，李师傅说‘火候不到，饭煮不熟’，咱们的政策也得看实际情况。”

毛主席逝世那天，她正在整理中美建交的资料。噩耗传来，她手里的钢笔“啪”地掉在地上，墨水在文件上晕开。后来暂停工作的日子里，她把自己关在宿舍，翻出父亲的烈士证和化工厂的老照片，一遍遍地擦去上面的灰尘。

重新回到岗位时，她话少了，但做事更沉稳。1984年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她跑遍了十几个省市，调研报告里总带着具体的数据：“这个村的人均收入比去年涨了23块，主要靠种果树。”有人劝她注意身体，她笑笑：“在化工厂扛过原料袋，这点路算啥。”

2009年退休那天，王海容收拾办公室，东西少得惊人：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本工作笔记，一双补了三次的布鞋，那是刚进外交部时穿的。同事要帮她叫车，她摆摆手：“坐公交习惯了，还能看看街景。”

她住的老房子里，家具都是用了几十年的。衣柜里挂着两件衣服：一件是化工厂的旧工装，另一件是深蓝色中山装，这也是出席活动时发的。李敏隔三差五来串门，两人坐在小马扎上剥花生，聊着小时候在中南海的趣事。

晚年的王海容最爱听收音机里的《东方红》，傍晚时分，旋律从窗户飘出去，和胡同里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她很少接受采访，有回记者辗转找到她，问起当年的外交经历，她指指窗外：“你看那棵老槐树，根扎得深，才能抗住大风。我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

2017年9月9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王海容的呼吸渐渐微弱。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她枕边放着两本书：一本翻旧的《毛主席语录》，夹着张化工厂的老照片，梳着短辫子的姑娘站在车间板报前。

巧合的是，41年前，毛主席逝世的时候，也是9月9日。也许，这就是另一种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