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会感到一种“得变得更好”的压力？

为何我会感到一种

“得变得更好”的压力

作者丨哈特穆特·罗萨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说，人一直都是身处世界，“向世界敞开的”的。这个观点，就是我的思考的出发点。每天早晨醒来、或是昏迷之后苏醒，朦胧中的第一个意识，或甚至可能人一出生的第一个有意识的印象，都是有某物在场，都是意识到“有人在那，有东西在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某物在场”理解为我们后来慢慢经历、查知、了解为“世界”的那个东西的原初形式。

↑梅洛—庞蒂

但是，根本上，在主体与世界相分离之前，就已经有某物在场了。我想做的，就是从“有人在那，有东西在那”的这种原初形式出发，发展出一套世界关系社会学。这个世界关系社会学的出发点是，主体和世界，并不是我们与那个在场的某物之所以能产生关系的前提，而是我们与那个在场的某物产生关系之后的结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才慢慢学到，把那个“东西”区分成正处于经历过程中的主体，即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遭遇到的东西，即世界。

我们与那个在场的某物产生关系的类型与方式，把我们构成为人、把我们所遭遇的东西构成为世界。所以，当我们下文中不断提到（经历中的）主体和（遭遇到的）客体时，我们必须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一种关系的两端——这种关系的两端仿佛是自我端与世界端，因而构成了主体与客体。

世界关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这个在场的东西是怎样的？它是如一而安稳的，还是迷人而充满希望的、冷淡而漠然的、充满威胁而有危险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或神学家，都用他们的专业方式纠结地探问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或探问我们与大千世界、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的出发点是：我们与世界产生关系的类型与方式，恰恰不能单从我们人类自身的存在来看，而是须得视将我们社会化了的社会条件与文化条件而定。

我们面对世界时所采取的立场，我们面对世界时的实际态度（这个实际态度远远不只是我们认知上的世界观、已知的看法、对于世界上有什么，以及什么事很重要的信念而已），都是我们学到的，而且我们会将这一切变成我们的惯习。我在这本书想阐发的第一个主要命题是，对于晚期现代的主体来说，世界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必须全面侵占的地方了。

所有发生的事，都必须被我们知道、掌控、征服、利用。这乍听之下好像没什么毛病，但其实不然。在这背后，隐藏着我们的世界关系的悄然改变。这个悄然改变，可以从历史文化方面或经济制度方面往遥远的过去进行追溯。但在21 世纪，这个改变也因为数字化科技开启的许多可能性，以及因为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及其所造就的竞争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提升压力与优化压力，而达到了一个新的更极端的状况。

我在后面会进一步详细讨论。但在这里，我想先来聊一些例子。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与我们自己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吧。所有我们在自己身体上所察觉到的一切，都越来越让我们感到一种“得把它变得更好”的压力。我们站在体重秤上，就觉得自己得减肥了。照镜子，就觉得自己必须除痘痘、去皱纹。量血压，就觉得血压如果再低一点就好了。看到今日步数，就觉得应该再多走一点路。看到自己的胰岛素含量、看到自己的胸围等等，就等于看到一堆要求，要求我们把身体的这一切变得更好，即便我们可以忽略或拒绝这些要求。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更从容，更放松，更谨慎，更有环保意识等等。

在我们身体之外，我们还会遇到一大堆要求：我们必须登遍名山，通过考试，事业更上一层楼，博得爱人欢心，旅游各地，而且还要拍照打卡（“大家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读书，看电影等等。就算是一些似乎没什么好“争”的事，也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潜藏的，而是很明显的。在德国人最喜爱的旅游胜地西班牙马略卡岛上的“巴勒曼6”（Ballermann 6）酒吧里，所有顾客必须“消灭掉”或“喝光”每一杯乃至每一桶啤酒。

在合唱团，所有人都必须（毫无失误地）“掌握”“困难的门德尔松的曲目”。在所谓的“发达的西方”世界，晚期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主体，越来越专注在，且老是在处理长到爆炸的要事清单。这个要事列表不断地增添事项，让我们所遭遇的世界成为我们必须全面侵占的地方。购物，跟需要看护的姨母通电话，看医生，工作，庆生，瑜伽课——我们要完成它，我们要办好它，我们要搞定它，我们要克服它，我们要解决它，我们要做完它……

当然，我们在这里会问：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都是这样吗？世界和现实不都是跟我们对立的吗？我认为，这种充满侵占性的世界关系变得如此正常和理所当然，是社会形态在这三百年来发展的结果。这个社会形态，在结构上基于动态稳定原则，在文化上基于无止境的范围扩增原则。这听起来很复杂，但基本的思路很简单。

我相信，关于一个社会形态的构成与动力，我们唯有从其制度的或结构的状态和文化驱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亦即从恐惧、期待、渴望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理解。我们可以用科学经验观察，亦即第三人称角度，来描述结构面向，就像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观察与描述行星绕行轨道一样。但我们不能用这个角度来掌握社会的动态与能量要素。社会生活和社会变化的基础，不外乎就是人类在以某种形态生活时，所产生的恐惧与希望。这些驱动要素，期待与忧虑，只能用第一人称的角度，从诠释学的、文化科学的方面来重构。因为我已经在其他数本著作中很冗长地阐述过我对现代性的结构分析与文化分析，所以我在这里就很简短地交代一下我的这些分析。

从18 世纪开始，由西方世界所刻画的现代性中的所有制度生活层面，都发生了一种结构转型。这个转型的后果，就是制度性的基本结构只有通过不断的提升才能持存下去。我对现代社会的定义是，一个社会，当它只能以动态的方式才能维持稳定，亦即当它需要有不断的（经济）增长、（科技）加速、（文化）创新才能维持制度状态时，它就是现代社会了。在我们的文化感受中，关于增长的观点完全变了个样，它越来越从一种期待变成了一种胁迫。

增长、加速、创新，不再像是一种承诺，说要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而更像是一种末日启示录一般、幽闭恐惧症一般的恫吓、威胁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变得更好、更快、更有创造力、更有效率，我们就会失业，工厂就会倒闭，我们税收就会减少；如果税收支出增加了，就会产生财务危机，我们的医卫系统、退休金的水平、文化机构就会维持不下去，政治的影响也会不断降低，最终政治系统也会失去它的正当性。在21 世纪初希腊持续的经济衰退危机中，我们就已经印象深刻地认识到这点了。这种提升意志的产生，不是因为我们个体或集体被承诺生活质量可以由此而进步，而是因为被威胁我们会（无止境地）失去已经得到的一切。所以，如果有人说现代性是由追求更高、更快、更广的渴望所推动的，那这个人就是搞错现代性的现实结构了。

↑《摩登时代》剧照

推动现代性的不是贪求更多，而是害怕越来越少。这种恐惧维持着提升游戏。之所以提升永远不够，不是因为我们贪得无厌，而是因为我们时刻都行走在一个下行的自动扶梯上。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如果我们中断或停下了，我们就会在一个我们时刻都须竞争以对的高压力环境中失去立足之地。再也没有什么允许我们停下来或甚至说“这样就足够了”。例如我们在经验上可以看到，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中，许许多多的父母会说他们不再只希望孩子比自己优秀而已，而是会渴望做到一切能做到的事，以让孩子不会处于落后的情况。

因为现代社会只能在提升的逻辑中，亦即只能以动态的方式，才能维持稳定，所以它在结构上和制度上不得不对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掌控，将世界纳入技术、经济和政治的作用范围：让原料变得可被利用，开辟市场，强化社会潜能与心理潜能，扩大技术可能性，深化知识基础，改善操纵与控制可能性，等等。

不过，我们可能会误以为现代性如此追求扩展，其动机就只有（对于落后的）恐惧而已。并没有一种社会形态，可以只以恐惧为基础而长时间地存在着（而且还像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那样强韧、坚实地存在着）。因此在提升游戏中，还需要有第二个驱动要素，一种积极的、有吸引力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关键在于我们期待能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

在现代社会对自身的理解中，有一种观念逐渐发展了出来。这种观念，是动态稳定中与结构逻辑相辅相成的文化逻辑，它极为强而有力地渗透进我们心理生活与情感生活最细微的毛细孔里头。这种观念认为，扩大对我们的世界的作用范围，是达到美好的、更好的生活的关键。如果我们能成功将（更多）世界纳入作用范围中，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这是我们没有明讲，但却在行动中不断低吟且付诸实现的现代生活咒语。

任何时候，只要如此行动，你对世界的作用范围就会变得更大——这样一种范畴律令，如我在这本书想指出的，在晚期现代社会已经成为支配所有生活领域和不分老少所有生命年龄的决策原则。这首先解释了为什么金钱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们的作用范围有多大，可以直接从我们的账户存款看出来。如果我们的账户存款里有很多很多钱，那么搭乘豪华游艇徜徉于太平洋上的旅行、阿尔卑斯山上的度假小屋、汉堡的温特胡德湖畔豪宅、法拉利名车、钻石项链、史坦威钢琴，甚至是南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或一趟有专人导览且安全的喜马拉雅山登顶之旅，都会在我们的作用范围中。如果我们是亿万富翁，甚至还可以考虑登月球或上火星。相反的，如果我们就只是个打工人，我们可能连搭公交车回家、一份肉夹馍、地下室改建的破烂住房都负担不起，因为这些都在我们的经济作用范围之外了。

此外，这种关于扩大我们可见、可及、可得的范围的期待，也许还令人惊讶地解释了推动整个技术史背后的动机。从个人通过运输工具来进行范围扩增的历史，就直接可见一斑。对大多数小孩子来说，学骑自行车、拥有第一辆自行车，对他们发展世界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第一辆自行车显然扩展了我们用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动力能够到达的边界。现在我可以骑车到湖边游泳、骑车到村庄边的小树林了——“我的”世界明显扩大了！对农村的小孩子来说，至少这样的经验还是会不断出现的。我们慢慢的会开始骑小电瓶车（此时隔壁村庄也纳入作用范围了），开始骑摩托车，再后来当然就是考了驾照拥有了自己的一辆车，然后充满诱惑与令人期待的大城市，就被纳入了个人日常实践的作用范围中了。最后，飞机让伦敦、里约、东京都处于可以到达的境域，甚至还可以发射火箭上月球了（虽然上月球当然不是一般的日常经验）。

广电媒体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广播让“柏林之声”纳入了我们的听觉作用范围，电视让东京纳入了我们的视觉作用范围；它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和听到世界。电话和收音机一样扩大了听觉作用范围（虽然电话是在个人层次上的），而智能手机更进一步将作用范围扩大，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和点头之交、所有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人都只隔着“点下屏幕”的距离。我们的世界作用范围前所未有地爆炸开来：就连所有对世界的认知，所有歌曲、电影、图片、资料，只要被数字化，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它们、带在身上。

我们前所未有地可以把整个世界放入口袋了。马克思曾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今天我们的观念，不，应该说写进我们的身体、写进我们心理与情感素质的与此技术发展过程相关的信念，已经变成了：在生活当中，问题在于，获取世界。这种信念不只解释了金钱和技术的吸引力，而且也解释了大城市的吸引力。就算人们信誓旦旦地说“更喜欢”乡村生活，且服务于这种渴望并称之为“乡村志趣”或“乡村情怀”的杂志、书籍、刊物大量问世，但大城市还是依然深具吸引力。

全世界的大城市和人口稠密区，依然人群熙熙攘攘，而且这远远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像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便利的生活）而已。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之所以想在大城市生活，是因为大城市有很多博物馆、戏院、购物中心、电影院、舞厅、体育场、音乐厅、歌剧院、动物园、植物园、火车站、地铁和其他许许多多东西。戏院、博物馆、足球场、动物园，就算是对于从不去这些地方的人来说，依然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些地方处于他们日常实践、仿佛走路就可以到的作用范围中。而且这些世界可以随时可及、可达，会让人觉得大城市是一个可以让生活多姿多彩的地方。还有，我们也渴望开辟新的世界，这种渴望也驱使我们去习得新的能力与技能。除了像是高中等正式学历，为我们“开启”许多工作选项和继续升学（例如高校世界）的可能性，外语学习也是这样。

学英语（或汉语），你就可以为你自己开辟广阔的新世界片段，你不只可以跟这个世界中的人聊天，还可以读你想读的书、杂志、网页，其中的机构和实习机会也为你敞开。登山世界、远航世界、探戈世界、企鹅世界、迪拜的购物世界——所有这些现象领域在我们面前展现为各种世界片段，值得我们用任何方式去“征服”或“化用”，因为它“扩大了我们的境域”。

这也让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形态，表现为仿佛是一种双面的掌控策略。我们既受到（外在）结构的逼迫，也受到（内在）文化的驱动，而去侵占世界。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我们要去知晓、开辟、获取、化用、掌握、控制的。这常常不是就关乎让物——世界片段——变得能完全被获取而已，而是关乎让物可以更快、轻松、有效率、便宜、顺利、安全地被掌控。

哈特穆特·罗萨｜著，文章选自《不受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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