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38个儿女送国外，临终告诫：不准回中国效力，一女儿臭名昭著

1922年冬，71岁的肃亲王善耆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便给自己三十八个子嗣留下遗书，“吾儿三十有八，皆送异邦，永不许归中国，不许为中国人效力。”

几天后，善耆咽气，但这封“不准回中国”的遗书，却让人们惊觉，这位曾位高权重的“铁帽子王”，早已把自己和38个子女的命运，绑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复辟游戏里。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最宠爱的女儿显玗，也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竟成了日本侵华战线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然而，善耆的人生，本可以不必如此，他生于1866年，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的后裔，袭爵“和硕肃亲王”，在晚清政坛曾是响当当的“改革派”。

1900年八国联军攻北京时，他背着重病的光绪皇帝趟过齐腰深的护城河，一路逃到西安，被慈禧称为“忠勇可嘉”。

此后，他历任民政部尚书、理藩院尚书，主导过警政改革、铁路修建、废除酷刑等新政，连《大公报》都夸他“开明”。

但这份“开明”，本质是“保皇”，他改革的目的是“延长清廷寿命”，而非真正为民，1906年，他在奏折里写：“铁路可通，然若无圣君在位，铁轨终成废铁。”

这种“技术救国”的幻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彻底破灭，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廷土崩瓦解，他的“新政”成了泡影。

真正改变善耆命运的，是1900年流亡途中的相遇，当时，他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躲在河北滦州的一座破庙里，饥寒交迫。

一个自称“日本商人”的男人给他送来热粥和棉被，自称“川岛浪速”，善耆后来回忆：“他说话温文尔雅，像极了咱们汉人里的读书人。”

川岛浪速的真实身份，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他用“文化使者”的身份接近清室权贵，目的是为日本侵华铺路。

他告诉善耆：“大清气数已尽，但满族若能独立，日本愿鼎力相助。”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善耆心里发了芽，他开始相信，只要借助日本的力量，“复辟大清”不是梦。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善耆拒绝接受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带着全家搬到了日军控制的旅顺。

他变卖了北京的王府、田产，把钱全投进“复辟事业”，买军火、招土匪、联络蒙古王公，甚至让14岁的女儿显玗认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为养父，改名“川岛芳子”，他以为，用女儿的“日本身份”能换得更坚定的支持。

但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击，1916年，善耆组织“勤王军”在东北起事，想配合日军“满蒙独立”。

可他招募的土匪刚拿起枪，就被张作霖的奉军打散，他秘密运进关的军火，半道上被地方军阀截获，更讽刺的是，日本人对他彻底失去了耐心：“这个老糊涂，除了空谈‘复辟’，连一张能用的情报都拿不出来。”

1921年，善耆的最后一点积蓄花光了，他看着空荡荡的宅院，对管家说：“把孩子们都送走吧。”38个子女，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欧洲，最小的才5岁，出发前，他挨个叮嘱：“不许学中文，不许回中国，更不许为中国人做事。”

这一年，善耆65岁，他坐在空房里，摸着女儿显玗小时候的绣花肚兜，喃喃自语：“阿芳，爹对不起你……”可他不知道，这个被他当作“复辟工具”的女儿，早已被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异化。

善耆的38个子女，命运如星散落四方，其中最“有名”的，是川岛芳子。

被送给川岛浪速后，显玗，也就是川岛芳子，接受了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她每天背诵《军人敕谕》，学习刺杀、爆破，17岁就被派去上海，以“清室公主”的身份为日军收集情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参与策划“一二八”事变，煽动上海市民反蒋，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她被封为“满洲国女官”，专门策反东北军将领，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甚至指挥伪军“安国军”镇压抗日武装，手上沾满了同胞的血。

1945年日本投降后，川岛芳子在北平被捕，审讯时，她起初还狡辩“我是日本人”，但当法官出示她14岁时在日本户籍登记为“川岛芳子”的文件，以及她与日军将领的往来密电时，她终于崩溃：“我……我是中国人啊！”1948年3月25日，她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枪决，年仅41岁。

与姐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善耆的小儿子宪东，1918年，10岁的宪东被送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读《共产党宣言》时，他在笔记本上写：“原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换皇帝，是换制度。”

1928年，他秘密回国，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在伪满洲国的重要地下情报员。

抗战期间，宪东伪装成商人，往返于长春、沈阳、北京之间，传递日军兵力部署、武器弹药库位置等情报，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继续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工作，直到2002年去世，享年94岁。

其实善耆的悲剧，说白了就是“旧时代的遗老”与“新时代的浪潮”碰撞的缩影，他一生追求“复辟”，却从未看清：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技术落后”，而是制度腐朽、民心尽失。

他总幻想着“借助日本复国”，却沦为日本殖民扩张的棋子，他割断子女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最终让家族陷入“有国难回、有家难归”的绝境。

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选择并非个例，清末民初，多少遗老遗少抱着“复辟”的幻想，或投靠列强，或割据一方，最终都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他们以为“聪明”能改写命运，却不知，真正的“聪明”，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真正的“忠诚”，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作为后人，我们也不应只当它是“八卦”或“猎奇”，善耆的遗言、川岛芳子的罪行、宪东的觉醒，都在提醒我们，个人的命运，永远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任何背叛祖国、出卖民族的行为，终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