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县城，都藏着一所失落的县中

图源：《超脱》

• “二茶”是芥末堆的一则小栏目，它可以有多重意思。一则指二窨茶，茶叶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下发酵和蒸热；再来寓意二人品饮对谈，漫天卷地的聊聊二手故事，如人饮茶，甘苦自知。

曾经，它是孩子们离开乡土、抵达未来的必经之路；如今，却像一座缓慢下沉的站台。榜单不再闪光，课堂里流失的不只是学生和老师，还有最后的信任。县中的退场，不只是教育的败退，而是整整一代人被困在原地。

李晓，既是县中走出的孩子，也是后来在世界各地实践教育的人。他在沙特的舞蹈课堂里，看见小女孩们脱掉鞋子在木地板上旋转，在印尼的咖啡馆里听青年辩论哲学。再回望东北的县中，只剩下沉默的榜单和潜规则的暗道。两重身份之间的落差无需多言：教育曾经是一些人的出口，如今却成了困局。

出口与困局

李晓：县中的危机，不只是学校在衰败，而是整个县域社会在悄然退出教育竞争。它不再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入口，而像是一条逐渐封闭的路。

左希：这个判断从哪来？是个人经历带来的，还是一种更普遍的趋势？

李晓：更多源自我的经历。我出生在东北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父亲是高中数学老师。我靠数理化走出县城，后来在北科、清华读书，又进入教育行业做海外业务。但每次谈起县中，目光还是会回到父亲曾经教过的那所学校。

左希：在你记忆里，县中是什么？荣耀，还是束缚？

李晓：在更早的年级，学校里还带着点荣光；可到高中我去了大连，差距才真正显现。老家的那所县中，学生早六点到晚九点、月休半天，成绩却一路下滑。1999年以后再没有清北，今年几乎连211都没有。

左希：不只是分数的问题吧？

李晓：是。最明显的是师资的断层，年轻人来了又走，骨干教师调走不回。清北已经断档十多年，榜单年年空白。学生在流失，老师在流失，县中渐渐成了一具空壳。

左希：所以你说的，不只是学校在败退，而是整个县域社会在抽身。

秩序的反差

左希：你小时候是在县里读书的吗？

李晓：是的。小学、初中都在老家读。父亲经常在家里备课、批改作业。我从小数理化成绩就不错。只是后来出国做教育项目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另一种路径。

左希：什么样的场景？

李晓：在沙特的一节舞蹈课上，我看到小女孩们脱掉鞋子，在木地板上旋转；在印尼的咖啡馆里，青年们自由辩论社会学、博物学、哲学。那一刻我才明白：教育不是分数训练，而是一种让人有勇气去开口、去表达、去呼吸的秩序。

沙特女孩在校园中训练舞蹈

左希：和你当年的县中比，最大的落差是什么？

李晓：县中更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学生从早六点到晚九点，一个月只放半天假，像零件一样被安排好节奏。所有的努力都朝向分数，却没人关心你是否能开口、是否会思考。拼命程度更甚，结果却更差。

左希：可是你还是考出了好成绩。

李晓：2005年高考，我排进了全县前十，那是我离开县城的通道。可同学们呢？很多人没那么幸运。有人勉强考上普通二本，毕业后进了电子厂，拧螺丝十二个小时，月薪五千，至今困在流水线上。

左希：类似的场景最近在一段视频里也出现过。一家劳务中介面对排队的青年人大声嘱咐：“面试时都说自己是高中或初中，不要说本科，本科、专科一定会被刷掉。” 一句喊话，足以击碎信念。

图源：网络视频截图

左希：二十年前和现在的县中，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晓：二十年前，普通孩子还有可能凭分数突围。二十年后，县中已很难再成为通道。那些被筛选留下来的学生和老师，往往都没有选择，只能硬撑。榜单的沉默，只让我感到一种彻底的无力。县中不再是阶层跃升的梯口，而只是囚困。

县中的坠落

左希：县中的问题，最核心的是什么？

李晓：不是某一个点，而是整栋大厦同时松动。

左希：生源的流失最直观？

李晓：升学记忆已经断档。条件好的家长早早把孩子送到市里，留在县中的，只能在有限的农村学生里“优中择优”。向上的路越走越窄。

左希：师资呢？

李晓：老一代陆续退休，新来的多是普通师范毕业，甚至靠关系进来的。更糟的是，教职被交易化。有人花钱买个班主任岗位，一年靠收红包就能回本，还得层层打点。这条灰色链条挤压了真正想教书的人。

左希：资源和制度层面？

李晓：我老家所在的城市，是全国最早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人口流失、财政紧张，有限的资金都被集中到市重点、省重点，县中只能一年比一年缩。2015年以后，县中规模不断缩减，招生班数一年比一年少，新老师几乎进不来。职业教育被剥走，分流功能消失。再加上政策层层下压，所有人都被同一套表格和考核锁死，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左希：最后是观念？

李晓：是的。家长觉得不送礼就“不公平”，学生怀疑努力没意义。教育的信任和激励机制在消散，性价比不断被质疑。县中成了一张越收越紧的网，把人往下拖。它还在，却越来越像一个被掏空的符号。当教育失去托举的力量，县域社会也将失去连接未来的最后一根线。

断裂的阶梯

左希：你提到县中正在失去出口。那些考出去的学生，后来过得怎么样？

李晓：很多人一直徘徊在边缘。我认识个年轻人，从西北一个县中考上普通二本，毕业正赶上疫情，几乎没有机会。去年他骑车去深圳，在电子厂做流水线，日十二小时，月薪五千出头。他说想攒钱申请工签出国，一年过去，还在车间里。

左希：所以，考出去，并不等于走出了命运的困局。那留在县城的孩子呢？

李晓：也没更好的路。现在县中的学生多来自农村，家长几乎无路可选。厌学、叛逆、网瘾屡见不鲜，学校和家庭都拿不出解法。稍微宽裕的，会把孩子送进军事化管理、戒网瘾或所谓矫正机构，收费不低，多半是二次伤害。

左希：你身边有没有特别刺痛的案例？

李晓：有。一个侄女因为没给班主任送红包被区别对待；一个朋友的孩子因校园排斥陷入严重的心理困境；还有更极端的，因性别认同被家人强行送进戒网瘾学校“矫正”，在那里遭受身心双重压迫。

左希：这听上去，已经不是教育的问题了。

李晓：是的。前段时间，媒体曝光出四川江油一名初中女孩遭长期霸凌、围殴的视频，刺痛很多人。它不是孤例，而是常见的潜疾：孩子缺少安全感，学校护不住，家庭也常常无力。

左希：这意味着什么？

李晓：意味着“出口”不再成立。走出去的人，多半停在城市边缘；留下的人，被困在校园阴影。教育已不是阶层跃升的通道，而像一个被动的消耗系统。人才走了，经济补不上，信任随之松动。二十年前，普通孩子还可能凭分数突围。如今，阶梯一节节塌下去：县域空心，流动停滞，代际的希望被一点点磨掉。当教育失效，社会风险开始在校园和家庭中提前爆发。

两种逻辑的交锋

左希：你在海外工作时，见到过哪些不同的教育场景？

李晓：印度，我感受到的最深，是教育的分层和多样。最顶端是少数人能进入的精英院校，比如印度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它们几乎决定了一个人能否进入全国的中上层社会。再往下，是层次分明的私立学校：好的私立学校强调英语教育，面向城市中产；更多则收费低廉，与公立学校差别不大。与此同时，农村公立学校往往缺老师、辍学率高，但社会里还有宗教学校、NGO办的社区教育项目，以及面向低收入家庭的技能培训班。

左希：听起来比县中复杂。

李晓：对。这样的分层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精英院校是金字塔尖，但底部学生也可能通过技能培训、社区项目找到一份工作，哪怕只是电工、司机，也算有过渡的通道。和县中的“二元逻辑”不同，要么考学成功，要么坠入底层，印度的教育更像是一张布满裂缝的网。网眼很大，掉下去的也不少，但至少还有横向的缓冲。

左希：除了印度，你还见过类似的情境吗？

李晓：在墨西哥偏远村落，我遇到过由社区主导的小型教育项目。当地年轻人被招募做导师，用母语编写教材，把文化传统融进课程。学校破旧、资源匮乏，但孩子们仍能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保有身份认同。这些社区教育更像一块支撑的土地，虽然狭小，却能让孩子在熟悉的文化里落脚，不至于彻底坠空。

锡那罗亚州一所公立小学以社区学习中心模式运营

左希：放在一起对比，差异更加明显。

李晓：对。一边是多层次的选择，即使分层、拥挤，至少能试探不同的道路；另一边是单一的出口，考不上就没有退路。县中孩子的命运，像被推到一道狭窄的崖口。我常觉得，中国县中的崩溃，与西方社会的教育精英化或特权化有某种相似：资源集中，底部失稳，普通学校逐渐失去吸引力。

左希：表象确实类似，但机制也许不同。西方的教育精英化，更多是市场和学区制度造成的静态分层，门槛是房价和学费。而中国县中的陷落，则是行政集中、人口外流和升学资源虹吸导致的整体被掏空。前者是固化机会，后者是抽空生态。速度更快，也更剧烈。

左希：你既是县中走出来的孩子，又是全球教育的实践者，这两种身份会让你怎么看待这些差异？

李晓：这正是最复杂的地方。在印度的昏暗补习班、墨西哥的村落课堂，我看见教育仍然是向上挪动的台阶；回到东北老家，迎面而来的却是冰冷的分数线和无形的规则。那一刻你会发现，教育既可能是跳板，也可能是囚笼。

对未来的想象

左希：你一直在强调“出口”。那县中失去出口之后，意味着什么？

李晓：县中曾经是普通孩子通向现代性的门槛，是县域社会与城市保持连接的桥。它的衰落，不只是学校的失败，而是整个社会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

左希：可是，县中曾经托举过那么多人完成上升。你是不是低估了它的韧性？

李晓：韧性当然存在过。但当生源流失、师资断层、财政收缩这些力量叠加时，它已不再是一座桥，而更像是一处被遗弃的渡口。人口、教育、经济三重脱钩，让它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也失去了未来的方向。

左希：听上去，这已经超出了教育危机，触及到现代性的根基？

李晓：对。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象征制度，它维系着人们对“努力值得”的共同信任。县中的崩塌，就是这种信任的崩塌：孩子不再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教师不再相信教学有尊严，家长也不再相信教育能带来流动。当这种信念系统松动，社会就会陷入某种深层失序。

左希：你在海外看过类似的场景吗？

李晓：在印尼一些小镇，哪怕条件拮据，咖啡馆角落里仍会摆上一张书桌，提醒人们教育还在。可在县中，孩子仍在向上攀爬，但社会已经把梯子抽走。最致命的匮乏，不是物质，而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

印尼乡村教育实验项目，学校嵌入村落环境中

左希：容纳了中国超50%学生的县中，失去的不只是教育本身。

李晓：是的。一个社会如果失去对“无用之物”的尊重，最终也会失去对人的尊重。今天的县中正是这种逻辑的缩影：孩子被压缩成分数和排名，教育也失去了作为承载未来想象的场所的意义。

左希：当效率与竞争成为全球教育的关键词，人们的休息权、失败权与不参与的自由都在消失。所以，真正的危机，不在于多少孩子能考上大学？

李晓：没错。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相信未来值得抵达。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该只有一条单一的轨道，而要容纳不同的节奏：有人全力奔跑，有人选择慢行；有人追逐上升，有人安于寻常。哪怕背离主流，也应当被善待。教育既是个人的出口，也是社会的容器。

左希：可现实是，县中的孩子既追不上城市的步伐，也得不到放慢脚步的体面。他们被困在两头落空的夹层里，不知往哪去。县中并非单纯的教育危机，而更像是现代化的裂缝被放大的一面屏幕。它让我们提前看见：通过教育实现上升的信念，正在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