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陆游还是文化陆游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在中国文学史上，陆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在接受史上，陆游是仅仅作为文学家而存在的吗？

乾道元年（1165），陆游由镇江通判改任隆兴通判，船行长江，遇险几溺，他的朋友韩元吉去信表示慰问，然而陆游却回信说：“平生未行江也。葭苇之苍茫，凫雁之出没，风月之清绝，山水之夷旷，畴昔尝寓于诗而未尽其仿佛者，今幸遭之，必毋为我戚戚也。”（《送陆务观序》）意思是昔日只在诗文中想象长江的风景，此次得以亲身领略，这是幸事而非哀事啊！本来韩元吉认为陆游的才能上可辅助庙堂，下可治理一郡，但朝廷仅授其相当于地方副职的通判，实为屈才。现在看到陆游的回答，觉得其生死之际都能超然自得，对于官职的大小又岂会在意，不由衷心佩服其胸襟的不凡：“盖其志尚不凡如此，吾犹为之戚戚而言，亦不知务观者耶！”（《送陆务观序》）

这种不凡，说到底是一种道德修养的体现。历代从这个角度接受陆游的大有人在，且不乏名流，不过昧于陆游的诗名而常被人忽视。如宋代的罗大经认为陆游“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鹤林玉露》）。元代的高明认为陆游“不以蒿莱廊庙异趣，而所贵者道”，进而为陆游应韩侘胄之请撰写《南园记》辩诬：“《南园记》惟勉以忠献事业，初无谀词，庸何伤？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以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耶？”（《题晨起诗卷》）明代文彭亦说：“放翁在当时，不以书名，而遒丽若此，真所谓人品既高，下笔自然不同者也。”（《题放翁帖》）清代曾国藩在日记中更将陆游与陶渊明、白居易、邵雍、苏轼并列，举为陶冶心胸的榜样：

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当求所谓乐者以自适，上而孔、颜之乐，次而周、程、邵、朱之乐，又次而陶、白、苏、陆之乐。勉而企焉，以扩吾之襟抱，且愤且乐，以终吾身。（同治八年七月初九日）

值得注意的是，形而上的道德与形而下的养生有时又能统一起来，心胸宽广，不计荣辱，往往心安体适，得以长寿。特别是陆游享年八十六岁，更具有一种典范性和说服力，这也是陆游被后人不断提及的一个重要原因。袁昶日记中就曾抄录陆游《老学庵笔记》《斋居记事》中有关养生的知识，并对其长寿表示艳羡（参张剑《略论袁昶对陆游的评价和接受——兼谈日记对接受史研究的启发》）。

除了道德品格，陆游的好学博学也常被后人赞颂。他自名其庵为“老学庵”，到老学习不倦，诗歌中的读书诗就有数百首之多。在为友人所作的《万卷楼记》里，陆游表述了这样的学习观念：“学必本于书，一卷之书，初视之，若甚约也；后先相参，彼此相稽，本末精粗，相为发明，其所关涉，已不胜其众矣。一编一简，有脱遗失次者，非考之于他书，则所承误而不知。同字而异诂，同辞而异义，书有隶古，音有楚夏，非博极群书，则一卷之书，殆不可遽通，此学者所以贵夫博也。”陆游阅读面广泛，自云“两眼欲读天下书，力虽不迨志有余”（《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学养之富，世所罕匹。清人阎若璩就借何焯（屺瞻）之口嘲笑过那些只将陆游看作浅薄清客者：

何屺瞻吿余：陆放翁之才，万顷海也，今人第以其“疏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积墨多”等句，遂认作苏州一老清客耳！余为失笑。（《潜邱札记》）

眼高于顶的李慈铭，也经常引用化用陆游诗文。《李慈铭日记》对《老学庵笔记》评价甚高：“放翁此书，在南宋时，足与《猗觉寮杂记》《曲洧旧闻》《梁溪漫志》《宾退录》诸书并称。其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其论诗数十条，亦多可观。剑南于此事本深，尤宜其谈言微中。”（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并大量将《老学庵笔记》抄录其中：“类而录之，以见放翁学识过人。即以此书而论，亦说部之杰出也。”（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陆游的道德、学问令人景仰之外，他还有两方面的形象受众颇广，甚至已经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符号来接受。

一是爱国形象。陆游一生爱国忧民，立志恢复中原，屡遭贬斥却痴心不改：“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太息二首》其一）、“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夜泊水村》）、“从来耻作资身策，老去终怀报国心”（《散发》）、“惟有愚忠穷未替，尚余一念在元元”（《舟中作》）、“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皆可视为其心灵的呐喊，宛如黄钟大吕，震撼和激励着无数的中华儿女，而且愈是国家危亡之时，这种声音愈能弘扬中华正气、唤醒民族意识。此时此刻，人们并不把他作为诗人来对待，而是尊为不屈不挠的爱国英雄。清杨大鹤《〈剑南诗钞〉序》说：“放翁非诗人也……酒旗鼓，笔刀槊，一饭不忘，没齿不二，临绝《示儿》，使人泪如雨下。此为放翁不可夺之志。”梁启超写作《读陆放翁集》四首，更是大力标举陆游的爱国豪情：“谁怜爱国千行泪”，将陆游推为“亘古男儿一放翁”，并对“缚将奇士作诗人”的现象表达了不满。陆游的爱国形象，其功能已然溢出文学领域，成为对国人的一种精神感召。

二是风雅形象。陆游不仅爱国，而且爱自然、爱家人、爱生活。他的爱渗透在生活的每一处角落，如赏花、看雪、听雨、观云、弄月、焚香、读书、清谈、品茶、饮酒、美食、采药、养生、制笔、舞剑、书法、弈棋、钓鱼、骑马、漫步、闲游，乃至躬耕田园、饲养宠物、摆弄花草、收藏药方等，令人叹为观止。更为难得的是，陆游不但能够享受丰富的生活情趣，而且能够把这一切用诗歌生动地表达出来。他有着将日常生活诗意化的高妙才能，比如“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题老学庵壁》）、“读书习气扫未尽，灯前简牍纷朱黄”（《示儿》），真切呈现出书生岁月的静好；“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赠猫》）、“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细腻描绘出人与宠物的亲密情感。“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沈园》），被陈衍称为“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年论，不可无此诗”（《宋诗精华录》），这么风雅有趣又热爱一切的人，其哀乐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情。

有意思的是，在陆游生前，吴中一带竟然出现了“团扇家家画放翁”（陆游《六月二十四日夜分，梦范致能、李知几、尤延之同集江亭，诸公请予赋诗，记江湖之乐，诗成而觉，忘数字而已》）的现象。延至清中晚期，吴中于团扇上绘放翁小像的风尚更盛。《李慈铭日记》就记载自己或他人不止一次的“团扇画放翁”之举：同治十年八月一日，他赋《临江仙》词赠潘曾莹，并将之“书于旧画放翁团扇之上”；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他“于纱扇上缋放翁蓑笠小像”并“题纱扇上放翁像两绝句”，又以“画资京钱八千”请阳湖著名女画家左锡慧画放翁像于团扇上。而且，这种“放翁团扇”风尚还逐渐辐射到其他地区，并成为清人诗词中颇为常见的典故。据章华哲研究，这些化用“放翁团扇”的诗词塑造出的陆游形象恰恰就是忠愤爱国和风雅隐逸两类（《“团扇画放翁”风尚与典故考辨——以清代陆游诗接受为中心》）。这也侧面说明了陆游具有的文化象征力量。

总之，在陆游接受史上，文学的陆游彪炳千古，最为耀眼，无人能否认其伟大作家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陆游带给人的影响，就像苏轼一样，不仅仅是文学的一面。清人汪琬云：“北宋苏、南宋陆，两公并美，而陆则更开生面，性情学问，非流俗人所能窥也，岂得仅以诗人目之？”（尤珍《介峰札记》）陆游的道德学问、忠诚爱国、风雅浪漫、热爱生活又胸襟超逸、至情至性又长寿可亲……皆可以成为被人喜爱和接受的理由。这些因素与文学的陆游叠加复合，凝聚成一个文化陆游的形象，从更广更大的范围传播着陆游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张剑，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