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包肉 | 一封举报信

1975年3月10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秘密给张春桥和姚文元写了一封举报信，反映王洪文的有关问题。

张春桥阅后批示：“文元同志阅后一并存你处。”

“四人帮”倒台后，该信作为批判材料被披露出来。

春桥、文元同志：

听闻冯国柱同志（时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编者注）与金祖敏同志（时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编者注）所述，在四届人大开会期间，洪文同志曾两次在钓鱼台设宴款待宾客。

初次举办宴请，我们品尝了地道的中国菜肴。受邀的嘉宾包括天水（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编者注）、秀珍（王秀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编者注）、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以及小仇（现担任秀珍与敬标的秘书）。烹饪佳肴的厨师特地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聘请而来。酒过三巡，宾主尽欢。餐后，全体人员又一同观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直至晨曦微露。

第二次宴请，我们品尝了地道的法国美食。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了锦江饭店的花师傅——这位四届人大代表——前往钓鱼台，为他量身定制了一桌佳肴。那日，我们享用了包括法国名菜“烙蛤蜊”在内的多款美味佳肴。

至于那用于烙蛤蜊的特制盆子——盆中布满了半圆形的小孔，蛤蜊便置于其上——以及新鲜蛤蜊的采购，这一切均由小仇一手操办，并特地从上海运送而来。

那日的盛宴，悉数依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筹备（冯国柱如此描述）：桌上陈列着各式刀叉及酒杯，每位宾客面前均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贵佳酿，每品尝一道佳肴，便需佐以一杯美酒。享用完精致的法国菜肴后，紧接着便播放了西德电影（具体片名不详）。受邀出席的宾客包括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而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人则未能获邀。然而，他们早已得知小廖将人大代表花师傅请至，并筹备了宴席，于是那晚焦急地守候至深夜。然而，在宣布名单之时，他们并未在列，“阿大怒不可遏，猛地一脚踢开了京西宾馆的房门。”金祖敏回忆道，“而马振龙等人则还算识时务，乖乖地回去休息了。”

在第二次举办宴请活动之际，随着人大会议的圆满落幕，会务组适时发布通知，建议上海的代表们集体乘坐专列火车返沪。对于因急事在身或年事已高、身体多病的代表，则可选购客机票以便尽快返程。

原本天水、秀珍两位同志本可随团一同返沪，或者选择搭乘民用航班提前返航（当时大会的消息已对外公布）。然而，洪文同志却特意指示小廖与上海民航局联系，特地调派一架全新的三叉戟专机，将此机从上海调配至北京，以便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

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误以为此为上海代表团集体所用，待三叉戟专机准备妥当后，便拨通了京西宾馆的电话，联系陈阿大（上海民航部门平日由工交组领导负责），询问专机上需准备何种餐饮。

陈阿大接到了电话，听闻是安排了专机，而自己却需乘坐火车返回上海，顿时怒火中烧，在电话中怒斥道：“这岂能轮到我？一切准备都免谈！”说罢，愤然挂断了电话。

阿大再度寻至金祖敏面前，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宣称：“那你们梦寐以求的专机，我已为你们筹备妥当！”他亦对其他几位人大代表抱怨不止，成功煽动起不少人的热情，使得众人纷纷抢着要求乘坐专机。

天水与秀珍同志察觉形势紧急，随即编造谎言，声称领导同志尚有未了事宜，当晚需与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进行谈话。于是，他们指示这五人暂留，而安排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先行乘坐火车离开。

代表团出发仅一小时，成员们便搭乘三叉戟专机迅速返回了上海。（其间，金英同志亦被邀请同行，但她又怎能知晓其中的内情呢？）

翌日午时，人大代表团的列车抵达了上海北站。天水、秀珍以及我一同前往车站迎接。秀珍同志担心露出真相，竭力劝我也一同撒谎，向代表们谎称他们刚刚抵达，实际上他们已经在上海度过了前一晚。洪文同志调派一架专机，轻松得几乎如同召唤一辆汽车一般。

在人大会议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天水与秀珍两位同志并未向我透露，直至金祖敏同志即将调往北京之际，鉴于对陈阿大的某些不满，这才向我透露了部分情况。至于冯国柱所提及的内容，则是在我偶然向他询问花师傅的表现时，不经意间提及的。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在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当晚，小廖紧急通知秀珍，要求我们全体成员“待命”。上海的中共中委与候补中委们耐心地守候至午夜十二时多，却未见有任何动静，于是纷纷入睡。然而，凌晨一点半，突然传来“紧急集合”的紧急通知。

我们自梦中苏醒，匆匆下楼一瞥，发现小廖开了三部汽车前来迎接我们。于是，包括天水、纯麟（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及我共计十人，便登上车辆，径直驶向了钓鱼台。

那晚，洪文同志为我们精心摆设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并盛情邀请我们品尝湖南长沙颇具盛名的“白沙酒”。

餐桌上，众人争相品尝朝鲜赠予的硕大梨果与苹果。席间，除了洪文同志，仅有小廖相伴；我询问肖木的去向，对方答道，他早已安睡。宴会结束之后，众人又一同观赏了美国电影《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随着全会圆满落幕，当晚十一点半，洪文同志于京西七楼的豪华套间内，再度举办了一场宴会。与会者包括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以及我本人和小廖等几位。

洪文同志对奢华生活的追求和注重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召开之前便已悄然滋长，而在“十大”之后更是愈发盛行。仅以去年为例，黄涛同志（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兼工交组负责人——编者注）赴京参加会议便多达三次，且每次都伴有内部影片招待。首映英国影片《女间谍》，次宴黄涛与刚从日本归来的敬标（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编者注），餐后欣赏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在钓鱼台官邸设宴款待之余，洪文同志更是不遗余力，专程至新建的北京饭店另行摆席，以招待黄涛与敬标。二人返程时，对所享佳肴赞不绝口，称其为北京之最。然而，这一切的挥霍，又岂是区区国家财政所能承受之重？张敬标告知我：“洪文同志举办的宴请中，所发生的特别费用均可在报销范围内。”

此外，据悉洪文同志曾在钓鱼台依次会见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士，并设宴款待。

直至近期，张振亚自北京参加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归来，仍提及洪文同志曾邀其共进晚餐，畅饮美酒，二人同观了彩色电影《日本的沉没》。影片内容主要描绘了大地震的景象，其中不乏恐怖与色情画面，如张振亚所述。然而，我所听闻的此类宴请之事，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上行下效，此理昭然”，领导同志若是推崇此类风气，下属自当纷纷效仿。

以小廖为例，近两年来，他四次来上海处理事务，每次都受到了热情款待，不乏有人盛情邀请他共进晚餐。秀珍、敬标、黄涛以及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均曾单独设宴款待他，而原工总司的同事们也纷纷邀请他，让他品尝了众多知名饭店的美食。

曾有一次，即便马老也主动请缨，特地于锦江设宴两席。尽管我未曾邀请他，但要求我同席的邀请却有三回。至于其他诸多场合（包括小廖的邀请），由于他们有意避开我，未曾通知我，我都是从警卫员等处得知的。

在用餐之际，天水同志当众对洪文同志及我们众人感慨道：“自洪文同志调入中央任职以来，其进步之速，令人瞩目！”洪文同志随即回应：“非我虚言夸大，像马老这样的老一辈干部，其精神风貌在全国实属罕见！”

这样的言论，若出自两位党内高级干部，难道是合乎常理的吗？

再者，当如小廖般担任秘书职位的个体抵达上海之际，不仅有人纷纷邀请共进晚餐，更有以秀珍同志牵头，黄涛及原工总司成员等组成的庞大队伍至机场热烈迎接，此情此景非但屡见不鲜，更反映出一种极尽奉承、迎合之风的盛行，这难道不就是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孪生兄弟在作祟吗？

黄涛在工作上颇具实力与才能，然而，在与洪文、秀珍及廖等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却显现出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低级趣味。对于体育馆的改造工程，黄涛心中其实有所保留，私下里也流露过不满，但在公开讨论时，他却表现得十分支持改造，甚至主动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方增设电梯，以期方便领导们使用。

春桥同志在向洪文同志传达了指示后，洪文同志便在夜间两次拨通电话，明确要求停止敲打和改动。翌日，春桥同志在与马老交谈时，再次强调，不应仅因外观美观而进行主席台的改建。马老将此信息转告给了黄涛。随后，黄涛与小廖通电话，提出建议，应依照洪文同志的初衷，拆除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改造。小廖虽向其请示，但并未获得答复。

马老亲自向我透露了这些情况，对于黄涛的这一行为，他似乎也有所微词。黄涛此举究竟有何深意？难道是在暗地里表达某种“忠诚”之意？

洪文同志昔日在上海任职期间，对乘坐何种汽车、身着何种面料的衣物，以及脚踩何种款式的皮鞋都颇为考究；而迁至北京之后，他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渠道，所求购的商品愈发丰富。

据我所知，他那里配备了能够捕捉连续动作的国外相机，拥有夜间充电、次日白天仍能使用的日本迷你收音机，还有能演奏音乐的打火机以及具备远程操控功能的彩色电视机。此外，还有工交组赠送的国产盒式录音机，以及轻工业局马振龙等人带来的手表、相机、酒心糖和彩色胶卷等物品。更有从上海定制的面料服装和皮鞋，以及从上海公安局借取的猎枪，等等。

直至二月十日，金祖敏启程赴京履职前，黄涛悄然委托他携带一支特制的猎枪赠予洪文同志。该枪已被拆解，巧妙地藏匿于一个便携式盒子之中。（林彪集团曾将冲锋枪藏于盒中，为何我们的同志却效仿此做法？）

他们不仅携带了日常用品，还有各式美食以及货币。张敬标同志在为洪文同志提供螃蟹、蚶子、水果等各式食品的同时，也频繁地将款项送至洪文同志手中。去年春、秋，小仇曾两次秘密赴京。

据敬标所述，洪文同志那里，他每季度都会送去一些现金，而秀珍、祖敏等人则在节庆时给予一定的“补助”，此举亦已获得马老的同意。

我询问了他每次给予的具体金额，他支吾其词，仅透露有数百元之数，却始终不肯透露确切的金额。他解释称，是洪文同志那边来电索要。就连敬标自己也忍不住感叹道：“恐怕是过于丰厚了！”

小廖自豪地夸道：“无论是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藏品，还是外交部、中联部以及文化组的临时放映片，我们都能轻松调阅。”

于会泳同志曾私下对我言道：“洪文同志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积极，他挑选的影片中，有些内容过于露骨，我们都不敢上报给首长过目，就连小廖也被调去审阅了。”

在第十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期间，洪文同志曾亲自对我们三人——天水、秀珍与我——说道：“我观看的电影包罗万象，无论黄色还是反动，我皆涉猎其中。”此言透露出一种淡然的态度。

某些电影他反复观摩，比如《战争与人》的前两部乃至三部，他观看的次数颇多。这类影片中充斥着大量低俗画面，反复观看究竟有何益处？尤其是对小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再者，《出水芙蓉》亦是我心之所向的一部佳作。正如会泳同志所告知，该片的用光颇具特色。然而，在洪文同志处观赏时，我竟意外地捕捉到了众多泳装女郎的精彩泳姿。小廖在一旁轻声说道：“这部影片我们已反复观摩多次，第二本已磨损不堪，无法继续播放。今日，我们只得跳过这一段。”

我不禁好奇：他们反复观看的这些电影，到底在关注什么内容？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洪文同志的骄傲情绪日益膨胀，对勤奋学习与自我提升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在与他交流时，我们很少听到他提及对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反倒是打猎、垂钓、玩扑克、打羽毛球、射击靶场、观影等活动，占据了其生活与谈话的绝大部分时间。自从他调至北京工作后，多次来上海出差，每次短暂的逗留都离不开用数个夜晚投身于扑克和羽毛球之中。在他寓所内，常与金祖敏等人通宵达旦地玩扑克。

自第十届二次中全会以来，我对于洪文同志的忧虑日渐加深。在那次中全会开幕的夜晚，洪文同志特邀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一同观看电影。在正片放映前，他特意安排了数部由旧国民党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具有反动倾向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为数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描绘了反动头目蒋介石如何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场景。蒋介石身着笔挺的军装，手持洁白手套，对周围向他致敬的人不断回以军礼，身旁簇拥着众多随从，镜头中他显得威武非凡，气度不凡。

小廖在一旁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道：“这类影片，我们观看的并不在少数。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莅临上海，曾在跑马厅举行盛大欢迎大会，他那个光头更是登台发表激昂演说，场面丰富多彩，不一而足！”

景贤

1975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