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赔偿问题探讨及美国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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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7日，盟总统帅麦克阿瑟令人惊讶地出席了东京外国记者团的聚餐会，并破例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麦克阿瑟与与新闻界关系不洽，屡屡发生记者被逐出日本的事情。据说，这次记者招待会也是他在日本几年中唯一的一次，叫人不得不注目以待。

这天，麦克阿瑟在丸之内俱乐部已座谈了近一个小时。一位记者问道：“将军，可以提问吗？”麦氏回答：“当然可以。”记者又问：“可不可以作记录？”麦克阿瑟答道：“可以。”这简直是出乎在场的每一个的人意料，紧接着，只听见一片掏纸笔的索索响声，惯于抢新闻的记者们是谁也不愿错过此次良机的。

麦克阿瑟显然是有准备而来，尽管他出席午餐时已经讲好了不能要求他举行记者招待会，但这仅仅是外交辞令。他作了一项关于需要早日签订和平条约的即席发言，正式宣称盟国必须与日本政府媾和的时刻已经到来。有记者问：“您认为什么时候缔结和约较妥？”麦氏回答：“我想说，不是现在，但越快越好。”

按照国际惯例，只有在缔结和约后才能允许战败国与战胜国发生外交、通商关系。

在1946年11~12月召开的苏、美、中、英、法五大国第三届外长会议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完成了对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五国和约的正式文本，并就这五国的赔偿数额达成了协定。

1947年初的日本，国内通货膨胀呈恶性状态，生产停滞，物资匮乏，但日政府却以偿付战时公债的名义，用国家资金筹建“复兴金融金库”，向观望怠工的大企业投放贷款和补助金，日本银行货币发行量已突破1000亿日元大关。

从表面上看，在盟军的占领下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新宪法已经颁布，政治、经济和社会许多方面的基本改革已经开始进行，但实际上麦克阿瑟发现：盟军的占领效果已到了效益递减的底点，日本经济危机四伏，人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盟军继续呆下去必然会引起日本民族主义的不满，地下的共产党就会得到好处。

麦氏声称：占领的任务中，军事目标已达到，政治阶段任务正接近完成，而经济阶段任务艰难，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早日订立和约。

其实，早在1946年初和1947年，美国政府就责成远东司副司长彭菲尔德组成班子，起草对日和约的报告，该小组实际负责人是曾在战争未期的战后设计委员会中参与策划对日政策、当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东北亚处处长的日本问题专家博顿。

该小组于1947年3月初拟出初稿，亦称博顿草案。此时，该草案的出发点仍在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成为亚洲的最大危险，故规定在25年内将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日本必须支付赔偿等。博顿草案共六个部分，其中第五部分为“赔偿和让与”，规定日本应对盟国及有关战争受害国进行公正的赔偿，并指明这一原则的掌握应以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政策为基础等。可是该方案在美国政府内部传阅后遭到各方面的责难。此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它越来越受到美政府各个集团的指责和非难，终于在1948年以“未定稿”不了了之。

1947年7月11日，美国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提出关于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的建议，出席会议的有中、英、澳、新、加、印、菲、荷、法等九国代表，苏联代表团没有出席。其间，美国认为否决权是个迂阔的问题，建议一律以简单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8月2日，美国先后收到远东委员会的十国成员的答复，其中，苏联7月22日的复文从根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8月29日第二次复文坚持，召开对日和约会议的问题必先经过苏、美、英、中四国代表的外长会议讨论，在远东委员会会议上仍坚持否决权的表决方式；中国国民党政府态度亦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只是态度较暧昧。

因此，美国提出召开预备性会议来讨论实质性问题，企图避开程序问题，但从一开始就告失败，苏联和中国在给美国的第一次答复中都对美国建议的程序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样，如若美国坚持当时召开对日和会，必将导致苏、中的不参加，且其他各国态度亦有从严之势。

苏联又于1947年11月27日致中、美、英三照会，建议于1948年1月在中国召开四大国外长特别会议，准备对日和约，这一建议美国自然不予采纳。再加上美决策集团着手筹划重建日本经济。所以对日和约的会议暂时搁浅。

斯特赖克曾任美国驻德军政府的赔偿团代表，1947年1月底率团赴日调查，估计日本赔偿物的价值情况，并研究其他有关政策。2月18日，他向东京外国记者团发表谈话，重新提出赔偿问题的核心——日本的工业水平问题，斯氏的意见与鲍莱报告大相径庭，对日政策已从鲍莱的从严转向宽容。斯特赖克声称，前一段作为赔偿问题的蓝本——鲍莱报告有检讨之必要，他“将建议华盛顿同意日本拥有在国内自给自足，并能从国外进口之原料。”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斯氏提出：“如以1950年为目标，届时日本工业将维持在1935年水平。”斯氏回美不久，美国陆军部于7月又派以他为主席的纽约海外顾问团赴日再次调查，对日本工业生产的实际能力、维持日本自给所需工业设备，及可以用来赔偿的工业设备数量作详实的调查，提出意见。

纽约海外的顾问公司调查于1947年8月开始，斯特赖克于11月初赴日，11月中旬至12月，斯氏和其代表团成员先后乘飞机离东京经上海返美，其原因是顺便调查中国利用赔偿物资的能力如何。返美后，他们用三个月时间整理材料，拟写报告，于1948年2月下旬提交美国陆军部，3月10日，斯特赖克报告发表。

斯氏报告分为两个部分：

斯氏提出，除主要战争工业外，可在日本有效使用的生产设备均不可以拆迁赔偿。他列出的供赔清单比鲍莱报告中所列的数量相差甚远，而且比斯氏报告第一部分依据美国政府和陆海军部拟定的日本供赔设备价值246592万日元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中非主要军需设备减少了82.6%。

斯特赖克方案中供赔的日本工业设备情况

斯特赖克报告修正了鲍莱报告的许多地方，主要有：

斯特耐克修正鲍莱报告的讲话和做法，顿时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澳大利亚报界指出这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一大转变，是“零拆和平政策”，指责美国企图化整为零地实现对日媾和。中国国民政府赔偿代表团亦认为它是美国对日索赔政策的“一大转折点”。

1947年美国对日媾和的建议遭苏、中异议而搁浅后，马歇尔要求乔治·凯南组织班子研究对日和约。10月，凯南提出了关于和约问题的报告，他设想以日本取代中国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将毫无疑问地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为适应远东形势的发展，应允许日本再一次成为该地区国际事务中的一分子和强国。

1948年初，凯南赴日，这是导致正式制定美国对日新方针的一次协调活动。3月25日，凯南拟出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其中要求不得对超过现订计划30%的赔偿项目进行拆迁。顺便提及的是，凯南赴日时，陆军部特派叔埃勒少将随行，他们一抵东京，麦克阿瑟便设午宴招待。席间，麦氏向叔埃勒少将大吹一通美军的光辉占领业绩，把凯南冷落一旁达两小时之久，这暴露了麦氏与凯南的不协调。

凯南在建议中表示不同意麦克阿瑟仍按1947年3月媾和声明调子行事，即在有效的国际保证下日本彻底非军事化，认为在相当时间内不会有和约，甚至不会继续进行有关媾和问题的磋商。

就在凯南尚未离日本之时，1948年3月20日，美军陆军部次长德雷珀率团抵日调查，并研究斯特赖克报告中所建议的各项充赔工业设备。

5月18日，约翰斯顿报告（又称德雷珀计划）公布，对日本扶持的态度更为明显，认为“在不影响日本有用的和平生产的条件下，能够拆除的生产能力是不太大的”。对赔偿的范围和数字又加以缩减，肯定日本工业生产能力可维持在1937年以后的水平。

德雷珀在报告中认为，日本在库页岛、台湾及中国华北、东北等处物资甚多，皆为中、苏等国接收，应抵充赔偿，而美国负担日本占领及救济费，如日本供赔物资太多，则影响日本经济复兴，间接增加美国的负担。

报告提出的建议主要有：

德雷珀之行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含义远不让减少或停止赔偿，而是把日本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一次重要活动。德雷珀和日政府首脑、麦克阿瑟及日本经济联盟会代表频繁会晤，把对日接触实际上升到外交一级。德雷珀还保证支持美国政府拟议中的4.8亿至5.8亿美元的对日贷款，双方约定，日本对把它重建为“应付远东共产主义扩张之防壁一事给予通盘合作”，美国“对接受投资之日本自应加以保护”等等。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揭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10月，沈阳解放，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美国如坐针毡。12月8日，美国政府指令麦克阿瑟要日本政府实施《稳定经济九原则》，接着派原底特律银行总经理道奇去日本任盟总公使衔顾问。

杜鲁门总统在道奇动身前曾特别向他交代：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日本经济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

至1949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朝鲜的形势亦对美国不利，亚洲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英美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

在9月17日艾奇逊和贝文与舒曼一起讨论后，英、美、法三方决定，即使苏联反对，西方也要缔结对日和约。10月13日，美方拟就美英对日和约第一稿草案，草案中对日本赔偿之事只提日本应负赔偿，但不提留存在日本以及存放在中立国的黄金如何处理。实际上，美英法此时已排除了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参加对日和约的可能性，立足于单独媾和，自然，在对日索赔问题上已着手中止或放弃了。

1949年5月初，美国政府分别通知远东委员会各会员国政府，说明它的即将停止拆迁的意见。

5月12日，美国政府向远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正式声明：

美国根据上述情况，决定：

此外，美国还在该声明中强调两点：

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声明后，随后于1949年5月13日，以第140号临时指令通知盟总取消先期拆迁指令，并要求立即遵照停止执行，只是已经着手拆除的设备可作收尾工作，继续拆迁。

盟总遂于7月7日在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宣布停止拆迁，至此，美国实施的先期拆迁计划半途夭折，对日索赔的整个赔偿计划实际上也在美国一手操纵下横遭挫折。

可以这样说，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至此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使之未能和欧州战场那样有一个令各受害国大致能接受的并付诸实施达成一致协定的结局，以致时至今日还使亚洲各国人民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提出战后日本赔偿的问题。

美英于1949年9月协调的对日媾和方针是所谓的“多数媾和”，实际上是撇开中苏等国的单方面媾和，对苏联在1949年5月和6月两度在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上关于召开五国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和建议置之不理。

1950年4月6日，杜勒斯就任美国务院顾问，他的首要使命是继续调停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在对日媾和上的意见分歧，加速对日和约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作为美国后勤基地的作用更为突出。

1950年6月，杜勒斯率团访日，和日本政府首脑吉田茂举行第一次会谈。9月14日，美总统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已授权国务院开始同远东委员会成员国就对日和约继续进行预备性磋商。10月，美国政府陆续向远东委员会国家提交关于和约的“七点原则”，其中对有关战后赔偿的方面为：“缔约各方放弃1945年9月2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产生的权利要求，但下述情形例外：

苏联政府于11月20日向美国提交备忘录，要求对七原则中的有关六个问题作解释并希望刚成立的新中国能参与意见。美国于12月28日作了答复，明确表示准备单独对日媾和，“美国并不认为，任何一国有永久不变的权力可以否决其他国家和日本缔结和约”；并以和我国政府无外交关系为由而拒绝新中国派员参加。

1951年1月杜勒斯再次访日，进行安全保证条约谈判。6月，杜勒斯抵达伦敦与英国政府会谈，其中主要内容之一是对日和约中由谁代表中国参加的问题。由于英国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故亦曾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

然而英美经过这次谈判，达成妥协，即不让国民党当局和新中国政府参加和约会议，声称“日本将来对中国的态度必须由日本自己根据和约定的行使主权和独立的地位来决定”。此项协议亦称杜勒-莫里森协议。

1951年3月下旬，美国把它制定的对日和约草案，提交远东委员会成员国讨论，其中第十四条规定：

即表示要盟国基本上放弃对日索赔。这一草案立即遭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正词严的谴责，印度也表示强烈的反对。但美国一意孤行，于7月20日通知各有关国家定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并在8月13日正式发送联合草案文本。

1951年9月4日，美国煞费苦心筹划四年之久的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出席会议的共有51个国家的代表，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拒绝参加，中国被排斥在外。

在大会发言中，菲律宾、印尼等国仍对赔偿问题提出强烈要求。7月17日，菲参议院议长库恩柯曾发表声明，对于对日和约草案最表示愤慨的是忽视对菲的赔偿要求；菲总统也曾向杜勒斯表示要求80亿美元的赔款，并与杜氏为对日索赔之事争执不下，最后杜勒斯只好答应以美援为补偿，才软化了菲的态度。7月16日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将军表示可将对日索赔降至65亿美元，这次在大会发言中他表示，菲律宾同意签订和约，但对赔偿之事，保留与日本双边交涉的权利。

印尼政府在7月20日对和约草案发表声明：印尼要求从日本取得40亿美元的赔偿，同时与亚洲其他友好诸国采取一致的立场。在9月7日的大会发言中，印尼的代表仍主张：“日本应承认支付赔偿之义务。”

由于在和会之前美国已经进行了一番紧张的游说活动，并唆使日本政府在赔偿等问题上向亚洲一些国家作出愿意谈判的姿态，使得这些国家最终还是在和约上签了字。大会最后一天，吉田茂代表日本作了接受和约的演说，他在经济问题上强调：日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担心能否提供赔偿，表示将履行对日和约中规定的服务补偿等义务。

1951年9月18日，举行对日和约的签字仪式，与会的51国中，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其余的48个国家的代表和日本计49国在和约上签了字。和约规定于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

和约中的第14条至第16条对日本向同盟国如何赔偿作了明文规定，主要是：

这就是说：日本应该：(1)对曾受日军占领并遭受损害的同盟国提供技术性或劳务性的服务，以帮助其修复损害；(2)日本及其人民在同盟国境内的财产权益，由该同盟国处置。

除上述两项外，同盟国放弃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要求。

中国是受日本侵略之苦最深、抗击日军功绩巨大的国家，但对日和约没有中国的签字，充分说明了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片面、单独媾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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