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囚犯和中国富人占领澳洲

无论是当年的英国刑满释放者，还是今天的华裔巨富，他们都是这片大陆上，永恒的淘金者。

华人周泽荣博士（Dr. Chau Chak Wing）的名字，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刻在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上。

第一种是物理的、永久的、闪闪发光的。

在悉尼，悉尼科技大学那栋由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被昵称为纸袋楼的商学院，官方名字是：

周泽荣博士大楼。

不远处，悉尼大学校园内，一座收藏着珍贵文物和艺术品的博物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的名字，因此与知识、艺术和未来紧密相连，成为这座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

还有一种，是无形的、流动的、充满杂音的。在澳大利亚国会的议事厅里，在安全情报机构的简报中，这个名字也反复出现。

它与联合国贿赂案的指控（他坚决否认且从未被起诉）、与中国影响力的疑云联系在一起。

为此，他数次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等媒体巨头告上法庭，并屡屡获胜，将赢得的巨额赔款，悉数捐给了澳大利亚的：

退伍军人慈善机构。

这就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个试图通过慈善与捐赠，将自己深度嵌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华裔富豪，其行为本身，却又让他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光谱中，被置于最敏感的聚光灯下。

然而，在这片大陆上，关于局外人如何立足的故事，并非始于今日。二百多年前，第一批抵达这里的创始人，远比周泽荣更加边缘。

他们不是带着财富的投资者，而是被剥夺了一切的囚徒。

1788年，英国政府将澳大利亚定为新的犯人流放地。

英国第一舰队押送着750名罪犯，在悉尼湾登陆。

他们是被一个帝国吐出来的垃圾。

脚戴镣铐，前途未卜。澳大利亚的国家叙事，就始于这样一种矛盾的基因。它既是一个被遗弃的监狱，又是一片充满机遇的新大陆。

今天，当周泽荣们用亿万资本试图为自己正名时，他们所面对的审视，与历史深处那些囚徒们试图洗刷罪犯污点、争取公民身份的斗争，形成了奇妙而深刻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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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尼，财富的版图清晰地分裂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它们如同两座相邻却互不相望的山峰。

第一座山峰，叫车士活（Chatswood）。当你走出火车站，普通话和粤语的声浪便会将你包裹。

在这里，财富被投资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一个庞大而紧密的社区网络。华人家庭愿意支付上百万澳元，来换取一张通往顶级公立学校的：

学区房门票。

财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扎根。

在城市的另一端，有另一座山峰，名为潘派普（Point Piper）。

这里是澳大利亚最昂贵的邮政编码，房屋中位价超过2300万澳元。社区、便利性、文化认同，都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对地标性资产的绝对占有。

汕头东风印刷的创始人黄炳文家族：

斥资超过6000万澳元买下历史悠久的Altona庄园。

房产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枚在全球顶级富豪俱乐部里验明身份的徽章，一项全球资产配置的策略，一处用以对冲未知的安全堡垒。

历史在此处投下意味深长的影子。当年，亚瑟·菲利普船长带领第一舰队抵达时，依据的是无主土地的法律虚构，用插旗和宣誓的方式，完成了对整片大陆最原始的占有。

而如今，在潘派普的海滨，这种占有以一种更现代、也更昂贵的方式重演。他们用数千万澳元的银行转账，取代了当年的米字旗，在这片土地最精华的地段，插上了属于个人财富的旗帜。

这种占有同样引发了警惕。围绕这些天价豪宅的外国投资法规争议，本质上与两百年前纯种移民排斥刑满释放者拥有土地的斗争遥相呼承。在这两种冲突中，核心问题从未改变：

谁有资格拥有这片土地？

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财富和出身，究竟是进入这个国家核心圈层的门票，还是永远无法洗刷的、被怀疑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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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车士活的社区缔造者，还是潘派普的堡垒主人，他们的财富故事大多遵循着相似的叙事母题。这个母题的起点，往往不是澳大利亚，而是中国大陆，以及作为跳板的：

香港。

世茂集团的创始人许荣茂，在文革期间当过赤脚医生，后来移居香港成为一名纺织工人。

同样出生于上海的叶立培，1979年移民澳大利亚，早期从事纺织业，之后返回中国，抓住了房地产市场的机遇。

对于他们这一代企业家而言，20世纪80至90年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对未来的疑虑，共同催生了一种强烈的避险需求。

澳大利亚，这个政治稳定、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成为了一个完美的选项。

这是一条精心规划的、主动选择的迁徙之路。这与那些被动流放的先辈形成了极致的对比。

19世纪，一个英国穷人可能因为偷了一块面包或一条手帕，就被判处流放，踏上一条九死一生的航程，最终被抛掷到这个世界的尽头。

他们的起点，是绝望和别无选择。

然而，一旦踏上这片土地，两种命运的轨迹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些被流放的罪犯，在服满刑期后，成为了刑满释放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凭借着在殖民地习得的技能和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了成功的农场主、商人和手工业者，积累了财富，挑战着由自由移民和军官组成的纯种移民阶级的统治。

他们用自身的成功，去对抗一日为囚，终身为囚的阶级烙印。

一个多世纪后，许荣茂们的故事，仿佛是这场斗争的现代翻版。

他们同样是外来者，同样带着不被完全信任的出身，同样试图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和对社会的贡献，来换取一张平等的、被完全接纳的公民身份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当年的刑满释放者，还是今天的华裔巨富，他们都是这片大陆上，永恒的淘金者。

他们挖掘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

身份的合法性。

3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代人都在与父辈的遗产进行着或隐或显的斗争。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其漫长的青春期，都笼罩在罪犯出身的阴影之下。很长一段时间里，罪犯污点是一个让整个国家感到羞耻的词汇。人们更愿意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自由移民，而非那些被锁在船舱底部的囚徒。

直到后来，历史学家和作家们才重新诠释了这段历史，将它从耻辱的印记，重塑为反抗权威、坚韧不拔、追求公平机会的民族神话的源头。

如今，第一代华人财富帝国的缔造者们，也将他们的继承问题，摆在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上。

叶立培的儿子Sam Ye，已经从父亲手中接管了集团的日常运营。许荣茂也已正式任命其子女在集团内担任高层。他们说着流利的、带有澳洲口音的英语，接受了西方的商业教育，熟悉这里的法律与文化。

他们继承的，不仅仅是数十亿澳元的资产，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遗产：父辈财富来源所伴随的审视，以及那份始终存在的、作为他者的微妙处境。

他们会如何讲述自己家族的故事？

是会像早期澳大利亚人那样，试图回避那个与旧世界盘根错节的起点，还是能像今天的澳大利亚人一样，坦然地拥抱这份复杂的遗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

在墨尔本图拉克（Toorak）的顶级富人区，一位中国买家曾将一栋百年历史的豪宅夷为平地，计划建造新的府邸。但这个项目，最终因中国收紧资本外流的政策而搁浅，在墨尔本最尊贵的街道上，留下了一块刺眼的空地。

这块空地，像一个沉默的问号。

它不仅指向全球资本流动的脆弱，更指向一个深层的问题。

这些新财富，究竟是会像那栋被推倒的旧宅一样，与这片土地的历史格格不入，最终留下一道伤疤；还是能像当年的囚徒们用双手建造的那些至今仍在使用的砂岩建筑一样，最终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成为其未来历史的一部分？

答案，或许就掌握在那些帝国的继承者们手中。

他们是新金山故事的第二章，也是旧囚徒传奇的最新回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等待并接纳着局外人的到来，并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

重新定义。

作者｜孟妮卡

封面图｜《北京人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