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弟弟2根金条创业抗战立功，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他官至正部级

《孙子兵法》作战篇开篇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分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意思很明确，打仗打的是钱粮，因为战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没有经济基础做支撑根本就打不起仗，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红军，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战争年代，我军涌现出了许多冲锋陷阵的一线战将，同时，也有许多从事后勤保障，军需供应的功臣，建国后授予开国将帅、开国元勋，他们为全面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一直为革命筹集资金的秦邦礼便是最杰出的一位。

秦邦礼是博古（原名秦邦宪）的弟弟，博古是红军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度担任过最高领导人，知名度非常高，他的弟弟秦邦礼只比他小一岁，但两人的经历就完全不一样，博古是一直读书，先是在省立师范附小，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就读，后又考入上海大学，在校阅读进步书刊，议论时政，向往革命，思想活跃，被组织吸收加入党团，还到苏联留学。而比博古小一岁秦邦礼因为家境困难，为了资助哥哥和妹妹继续读书，14岁时就主动放弃学业，在一家钱庄做学徒工，后来又当店员。

秦邦礼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由于细心聪明，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铺的主要业务，把生意打理得很红火，并将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颇有生意头脑，只要一发现有挣钱的机会，就立即行动，他把无锡的大米倒运到上海卖，因大米口感好，价格又公道，米店生意非常好，他还用赚来的钱，继续滚动式经营，陆续开了烟纸店、杂货店、糖店。这为他以后开展为组织的实业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博古把秦邦礼介绍给了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他加入了特科，成为隐蔽战线的一员，其具体工作是建立秘密交通站、通过做生意的方式筹集经费。此时，特科领导人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抽出2根金条交给秦邦礼，告诉他这是做生意的起手本钱。

拿着2根金条的秦邦礼果然不负所望，他利用以前积累做生意的经验，很快就开起了一家店，名义上是经营粮油物资，实际上为组织人员租依据，还有营救被捕人员出面“打保单”。慢慢地店赚了钱，他又开起了一家家具店，供组织开会使用。一次党组织开会途中突然遭遇军警搜查，开会人员将文件放在使用的家具中，并把事先准备好的麻将拿出来，做成一副刚刚在打麻将的样子。由于家具有特制的夹层，并没有查出什么有用的资料。

秦邦礼这些商店为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为我方开展工作提供了掩护的场所，二是赚来的钱为革命提供了物质保障。

这一时期，在上海总部机关的很多干部要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上级把护送的任务交给了秦邦礼，他为了做好这项重要的工作，他在广东汕头开了一家药店，那个时候，从上海到瑞金必须经过广东或者港岛，他打通了这条从上海坐轮船到汕头，然后经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到瑞金的红交通线。

由于这条线路要途经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不少还是山路，条件非常艰苦，在严酷的斗争中，秦邦礼的药店开设后，很快成为接送我方人员、传递情报、营救干部、购买紧缺物资的重要联络点，为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他个人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在护送高层领导人的过程中，其他的比较顺利，毕竟是中国人，但有一个人是比较麻烦，最具传奇色彩，那就是军事顾问李德，由于他是德国人，体貌特征特别，路上不时被盘查，在敌人严密的设卡盘查下，他是无论如何都到不了苏区的。为顺利把他转移到瑞金，秦邦礼绞尽脑汁。他先是让李德打扮成游客从上海坐邮轮抵达汕头，在汕头秦邦礼把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出发，抵达大浦后又把他打扮成传教士，最后，李德是胸戴十字架，身穿黑长袍传教士，经过各地缜密地接力安排，最终让李德安全到达了瑞金。

护送完领导人后，秦邦礼继续回到上海潜伏，以做生意的名义，源源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输送各种物资和紧缺商品。

抗战爆发后，因为秦邦礼在上海有经商经历，懂外语，且五官端正、温文尔雅，组织把在香港开一家公司的重任交给了他。在这里，他办起了“联和行”公司，公开业务是南北杂货，真正做的事情是采购西药、通讯设备、发动机等紧缺物资。还要负责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为了增强工作的隐蔽性，秦邦礼改名为杨琳（杨廉安等）。

“联和行”公司开办起来后，由于他经营有方，交际能力特别强，还会几门外语，“联和行”的生意非常火爆，大量的物资和经费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里。为苏区和抗日前线提供了包括电台、药品及医疗器械等紧急物资120多吨，资金500万美元。

随着香港的最后沦陷，联和行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一切联系。而联和行暂存的大量资金，和一家妻儿老小生命安危，都成为摆在杨廉安面前的难题。他决定让妻子王静雅挑着两个箩筐，一头装着不满一岁的儿子，一头装着仅有的家当，带着年迈失明的小脚婆婆，领一家七口和难民一起逃离香港，从此失散多年。他自己则缝制一件马甲，把所有资金卷成小卷，塞进一个个小口袋里，将沉重的马甲穿在身上，保护着联和行的大额资金和组织的经费，一路撤退到了广州。

他穿过了日军侵占的广州，穿过战火硝烟中的南宁；他穿过了紧张备战的桂林，穿过山路蜿蜒的整个贵州；他跨过珠江、西江、长江，翻越南岭、武陵山、大娄山，从初春走到深秋。杨廉安穿着它，乔装成难民、乞丐，不停变换着身份，甚至扮装成和尚，一路化缘，吃着残羹剩饭，也没有动资金，足足走了八千里，这批巨额资金送到了延安，为抗战胜利立了大功。

解放战争时期，秦邦礼奉命再次回到香港，继续开办“联和行”，主要的工作就是将东北的粮食运出来，换取工业物资，为解放区采购和输送大量战备物资。从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直至解放广州、海南，都作出了突出贡献。随着东北和港岛的海上贸易通道打通，联合公司迅速壮大，营业额节节攀升，影响力日益扩大。

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增加收入，培养外贸干部，把公司做大做强。秦邦礼将“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后来又改名为“华润公司”，秦邦礼担任首任董事长。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来华润公司跃升为世界500强企业。

建国后，为革命胜利提供大量经费的秦邦礼，除了继续担任华润公司董事长，还担任过中央对外贸易部计划局局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成为一名部级干部。1968年12月10日，秦邦礼不幸逝世，享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