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朱元璋一大家子都与文官合不来？

1644年3月，崇祯皇帝即位已满17年，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是岌岌可危，如同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

北京城外，李自成的军队正猛烈攻打。崇祯紧急召集群臣商议退敌之策。然而，那些平日里口若悬河的大臣们，此刻却一个个哑口无言，只能彼此对望。

崇祯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御案上写下了一行字，并展示给身旁的心腹太监。随后，他又挥手将字迹抹去。这句话后来被传出，内容是：“文臣个个当杀。”

作为大明晚期最为宽容文臣的皇帝之一，崇祯曾亲手铲除大太监魏忠贤，为文官们解开了束缚。但在国家存亡之际，他终于看清了历代皇帝一直防范的文官集团的本质，这才写下这句充满杀气的话。

自朱元璋创建大明以来，虽然文官集团一直得到重用，但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始终不算融洽。那么为何在两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朱元璋及其后代总是与文臣集团格格不入呢？

答案很简单：权力之争。

野蛮生长的文官集团

众所周知，朱元璋出身贫寒，是个半文盲。他有一种朴素的人才观念：像他这样会打仗的不一定会治国，而真正能治理国家的是那些读过书、有知识的人。

这种观点背后还有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汉唐两朝因地方军事首脑掌握政权而导致藩镇割据，最终走向灭亡。因此，对武将涉政极为谨慎，包括开国功勋也无法完全掌控朝堂，这给了文官充分发展的空间。

尽管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但他设立的六部制和科举制度成为了文官壮大的基石，让他们拥有足够大的施展平台和源源不断的人才来源。

作为开国皇帝，他深知只有军事威胁才是真正威胁，因此在他的统治下，大明形成了“重文抑武”的方针，使得武将逐渐被排挤出权力中心，而文官则占据优势地位。

这种倾向并非没有改变机会，但遗憾的是，明成祖朱棣通过军事政变夺取皇位，对军队有足够掌控，却不得不安抚优待文臣以获取支持。

朱高炽继位后，他的统治风格与其父朱棣大相径庭，成为一位真正的“文皇帝”。

他极力推崇儒家思想，使得文官群体在他的治理下迅速壮大，甚至发展到足以与皇权抗衡的地步。明朝文臣们一直追求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在这个时期似乎已经实现。

自此之后，明朝的皇帝们几乎再也无法扭转文臣势力膨胀的局面。

文人集团不仅满足于“共治”，他们还希望按照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形象来要求皇帝。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合作，而是期望皇帝能完全听从他们，以达到所谓的“拱垂而治”。

然而，这个时候，皇帝手中仍有一张平衡牌，那就是由朱元璋和朱棣时期形成的勋贵集团。尽管这些勋贵不掌握朝廷，但他们控制着军权。这也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术——毕竟，扶持文官集团本意并不是要与他们亲密无间，而是为了压制勋贵。

权力就像一个有限资源，你多拥有一点，我就少一些。虽然在明朝前期，这种权力之争还处于“让渡”阶段，但皇帝和文臣之间的矛盾已经悄然埋下了种子。

被压制的皇权

在明朝前期，由于皇帝为文官势力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一种三方微妙平衡：皇权（即皇帝）、朝权（即文官集团）和军权（即勋贵集团）。不过，在这种平衡中，勋贵只能算作一个附属品，他们实际上没有实力独大，只能沦为皇帝与文臣博弈中的工具。

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当皇帝自己犯错时。例如1449年，雄心勃勃的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希望一扫蒙古威胁，再现祖上辉煌。

可惜的是，他过度信任太监王振。尽管北伐大军中带有几乎所有精英勋贵，但朱祁镇还是将指挥权交给了王振。这支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在王振手中一路折腾，不仅粮草调配不足，而且沿途遇到大雨时，也未做好扎营防护准备，还没开战，就已军心涣散。

最荒唐的是，到达大同后，因为害怕瓦剌兵锋利如刀，王振竟然下令撤退，并随意改变行军路线。结果，大军遭到瓦剌骑兵突袭，不仅损失惨重，就连朱祁镇本人也被俘虏。

这一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次事件对老朱家最大的影响不是失去了一个皇帝，而是彻底丧失了硕果仅存的勋贵集团。从此之后，文官集团彻底失去了制约，对皇权形成了绝对优势。

不仅如此，文官集团还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皇帝个人生活和行为举止上的控制。

他们提高了对皇帝道德操守及生活习惯上的要求，希望他戒除所有课余爱好，仅限于与儒家大师一起吟诗作乐，以达到更严苛、更纯粹的人格标准。这种状况，谁能忍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