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和文字的关系非常大,有了文字之后,中国文化得以流传,得以发扬光大。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主要通过口语来交流。有了文字之后才用文字记录,但能不能做到言文一致,还是一个问题。
《左传》中记载:“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可是孔子的《论语》,用了语录体,竟然可以流传上千年,并不能绝对化。早就有人说过:“自六经为文言,此外虽《论语》亦语录耳。”可以说明,口语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古代的哲理和故事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传播的,虽然加入了群体创造的元素,加入了群体社会心理,但哲理和故事得以流传,得以保存。在口语转化为文字的过程中,人们加入了各种修辞,各种句式。各种词语的变化,尤其是根据语言环境来选择语境义,让词语具有了多重意思。在漫长的历史中,围绕着口头与书写的关系问题展开过无数次论战,每一次论战都产生在深远的政治或其他的社会背景之上。中国古代圣人经典比较著名,《春秋》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有着典雅凝练的属性。而到了后来,文字普及之后,人们对于文字的运用非常讲究,会有很多文风的变化,最终弄得书面语言非常发达,却与作者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当然和读者的阅读理解有关系,同样一篇作品,不同的读者阅读,会看到不同的内容,产生不同的感悟。作者的表达也会出现问题,明明想的很多,用文字表达出来之后却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有的作者对自己写的文章并不满意,认为文字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但他们又不得不讲究修辞和句式,不得不讲究词语的恰当运用,越是这样,越很难表达原本的思想。俗话说,“言为心声”。这种言更多的是指口语,指各种方言俚语,而不一定指书面语。书面语虽然比较典雅,虽然有着优美的修辞和完整的句式,但这样的语言很容易出现意义上的畸变,让读者产生严重的误读误解。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胡适倡导写白话诗,鲁迅用白话文写作《狂人日记》。他们都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晚清时期,黄遵宪提出过文学创作理论,叫做:“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当然,这种写作不是只写大白话,而是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自由发挥,不然只是写大白话,连小学生作文的水平都赶不上,就更别提吸引人了。倘若作品不吸引人,那么作品就不能很好地流传,尤其是用大白话写成的作品,基本上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甚至根本不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像巴金、老舍那样的文风,看似大白话,其实有文言的成分,是在坚实的写作基础之上的创新,是学不来的。
既然文学作品总是存在着误解误读的现象,那么作者就不必要追求自己意思的准确表达,而是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一些修辞和句式,运用了一些模糊性的词语,让文学作品产生了模糊性和朦胧性,产生了多义性。这样的文学作品总是变成一面镜子,让喜悦的读者看到了喜悦,让悲伤的读者看到了悲伤。就像《西游记》一样,并不能用一个主题来概括说明,而是有着多种主体,有着多种意义,即便是人物形象,也有多种意义。有喜欢孙悟空的,可能自身本事比较大,也可能是没有本事的人,崇拜孙悟空。有喜欢唐僧的,可能思想比较保守,和唐僧的言行产生共鸣,也有可能思想太开放,想要学习唐僧的思想保守和严谨,叫做性格互补。人不一样,阅读作品产生的感悟不一样,喜欢的人物形象当然也不一样。即便是读历史作品,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感悟。不管是作家还是史官,写作的时候总是力求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来,变成文字,可是在变成文字的过程中,意思就发生了畸变,很容易误导读者。有的作者发现了这种意义的畸变规律,就力求用恰当的词语和句子来表达思想,可是他认为恰当,而读者却认为并不恰当,甚至词语和句子把读者引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言文似乎总是不一致的,而口语似乎更接近于作者意思的表达。二十世纪的语言运动曾经以“言文一致”为目标,但在书写文化中,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很多文化精英总是著书立说,似乎在历史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而那些普通人的记忆却总是消失于日常生活的流逝之中。很多历史叙述看起来像没有背景的皮影戏,芸芸众生成了一片衬托几个影子的白色背景。书面与表达和权力是有关系的,在古代,只有权贵才拥有知识和文化,才可以写诗作文,才可以写作历史,而普通人大多没知识、没文化,整天种地,要忍受压榨和剥削。虽然后来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知识精英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但科举考试的录取率很低,最终耗费了很多书生的青春和理想。即便考中了的书生做了官,写作起来也仍然不能得心应手,会受到权力系统的约束,而不能放开了说,不能放开了写。在这方面,口语似乎比较开放。只要不是公开的演讲和演说,私人口语交流就可以放开了说,虽然有一些场合不能放开了说,面对一些所谓的重要人物,也不能放开了说,但老百姓之间的交流却是自由自在的,不用大书特书,也不用变成文字来记录。越是这样,口语越能表达人的思想,而书面语往往经过了修辞和语法句式的改变,变得有一些绕,有一些隔膜,似乎并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心声。倘若再加上权力系统的限制,加上资本的收买,那么作者就很难通过书面语言来表达思想了,甚至写的和自己想的完全是两回事。
看一些作者写的文章,还不如听民间农民说一说自己的故事。看史官写的历史著作,还不如到民间看一看戏曲,看看舞台上生旦净末丑的表演,似乎来得更真切,感受更真实。自古难以做到言文一致,即便到了现在,也难以做到,不妨多关注口语,多关注民间的语言,就不要太关注书面语言了,不然只会舍本逐末,离题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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