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被抓后，遭遇了什么？当年审讯官：我终生忘不了那惨叫声

1935年冬，哈尔滨，伪满洲国特务科。“大野君，这个女人嘴太硬了，我看……”话还没说完，就被大野泰治打断了：“硬？骨头再硬，也比不过帝国的钢铁！给我把她送到医院治伤，我倒要看看，她能撑到什么时候。”

说这话的人，叫大野泰治，一个在中国东北混迹多年的日本老牌特务，时任伪满特务科外事股长。对他而言，抓到赵一曼，不亚于在战场上攻克了一座坚固的堡垒。这个名字，早已上了关东军高层的黑名单，是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

对于这个在白山黑水间搅动风云，让关东军头疼不已的“双枪女将”，大野泰治自认为有着十足的把握。在他看来，再坚强的抵抗意志，也终究是血肉之躯，只要用尽手段，没有撬不开的嘴。可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将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时间拉回到1935年11月。那是一场惨烈的遭遇战，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包围。为了掩护战友突围，她主动殿后，左腿不幸中弹，倒在了一片冰天雪地之中。当搜山的日军发现她时，她已经因失血过多而昏迷。大野泰治闻讯后欣喜若狂，他知道，自己立大功的机会来了。

他的第一个命令，不是审讯，而是救活她。他需要一个活口，一个能吐露整个北满抗联组织机密的活口。

苏醒后的赵一曼，面对的是大野泰治志在必得的嘴脸和一张白纸。回答他的，只有沉默和轻蔑的眼神。威胁、恐吓，都像是石沉大海。恼羞成怒的大野泰治，终于露出了他狰狞的本色。他亲自坐镇刑讯室，看着手下用马鞭反复抽打赵一曼受伤的腿。鲜血浸透了绷带，剧痛让赵一曼的身体不住地颤抖，但她的嘴里，除了几声压抑的闷哼，没有一句求饶。

这仅仅是开始。见硬的不行，大野泰治又使出了更残酷的电刑。强烈的电流穿过赵一曼的身体，每一次都带来撕心裂肺的痛苦。在酷刑的间隙，大野泰治厉声喝问：“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已经奄奄一息的赵一曼，用尽全身力气抬起头，目光如炬：“我的信仰，我的目的，就是反满抗日！”

长达一个月的折磨，大野泰治一无所获。看着生命垂危的赵一曼，他怕这唯一的线索就此断掉，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这或许是他整个审讯过程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低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即便身处绝境，其信念所能迸发出的强大感召力。

在医院里，赵一曼没有放弃。她以惊人的毅力，观察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发现，负责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她的护士韩勇义，内心深处都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强烈的恨意。赵一曼用她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信仰，悄悄地策反了这两个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身负重伤、被严密看管的阶下囚，竟能在他人的内心点燃反抗的火种。

1936年6月28日，一个雨夜。董宪勋和韩勇义按照计划，成功将赵一曼送出了医院，并用事先雇好的车将她转移到乡下亲戚家。遗憾的是，自由的时光太过短暂。得知赵一曼逃脱，暴跳如雷的大野泰治动用了哈尔滨所有的军警力量，天罗地网般的搜捕很快就有了结果。两天后，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路上，赵一曼一行人被日军追上，再次被捕。

这一次的被捕，意味着所有希望的破灭，也意味着更加疯狂的报复。

彻底失去耐心的大野泰治，将人性中最黑暗、最残忍的一面展露无遗。他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酷刑，甚至包括一些连他自己都觉得“不人道”的手段。很多年后，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回忆录和法庭供述中，都无法回避那段记忆。他亲笔写道：“我终生忘不了来自她的惨叫声。”

试想一下，是何等惨烈的场景，能让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特务头子，在多年后依然心有余悸？那撕心裂肺的惨叫，不是屈服的哀嚎，而是一个顽强的灵魂在对抗极致痛苦时，发出的生命绝响。然而，即便如此，大野泰治依然没能得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赵一曼用钢铁般的意志，守住了党的秘密。

大野泰治彻底失败了。他向上级呈报，声称赵一曼“已无利用价值”，建议“公开处决，以儆效尤”。说白了，他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和挫败寻找一个泄愤的出口。日军高层批准了这份报告。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开往珠河县（今黑龙江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那是她战斗过的地方，也是她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向押送的伪警要来纸笔，给尚是孩童的儿子写下了那封字字泣血的遗书。

刑场上，她被折磨得早已不成人形，但当她面对曾经并肩战斗的父老乡亲时，依旧昂首挺胸。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大野泰治本想用一场血腥的处决来震慑中国人，结果却上演了一场激发民众抵抗意志的慷慨悲歌。

枪声响了，赵一曼倒下了，年仅31岁。但有些精神，是子弹无法杀死的。它融入了这片黑土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脊梁。至于那个大野泰治，战后被送上军事法庭，最终在中国服刑。他用余生去咀嚼那份由赵一曼带给他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