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淞沪会战那天，别人逃了，她来了

1937年8月13日，是孙瑞珍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那时的她，尚不知道，这一天，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凌晨，四周仍是漆黑一片。睡眼惺忪的她被家人一把拉起，喊着“快走，要来不及了”。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的这一天，仍是学生的孙瑞珍随父母从苏州举家投奔居住在上海租界的亲戚。她见证了这段历史，看到中国军人浴血奋战、拼死抵抗。

图为接受采访的孙瑞珍。/受访对象供图

如今，年逾九旬的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的场景仍湿了眼眶。老人也说，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事鼓舞年少的她，埋下了投身革命的种子。

从晒台看到“一片火光”

孙家做古玩生意起家，在苏州当地颇有口碑。可战事吃紧，当家人意识到要早做打算。一些珍贵的古玩、古画、古籍被陆续送往上海租界银行保管。

事实证明，这些未雨绸缪的准备十分有必要。孙瑞珍还记得，准备搬家前的两天，苏州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越来越多日本兵。家中的古玩店成为目标之一，不仅被洗劫一空，各种陈设更被糟蹋得不忍目睹。

虽早有心理预期，可离开苏州的那一天，孙瑞珍仍觉得仓促。街面上到处是匆忙出逃的人群。那一天的火车开得格外慢。孙瑞珍睡得并不安稳。历经长达十多小时的颠簸，火车缓缓抵达上海站。站台上，姑妈一家等候多时。一行人没有太多迟疑，火速赶往孙瑞珍姑妈在当时法租界的住家之一。

当时的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有一幢石库门老宅，就是孙瑞珍一家的落脚地。她还记得，房间里的一处晒台视野开阔。可惜的是，从家向北望去，到处一片火光，遍地哀嚎。日军轰炸机不时盘旋于上空，令人心有戚戚焉。

她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8月14日。车水马龙的大世界，骤然发生坠弹惨案。砰地一声，身处家中的她也有震感。彼时，大世界作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此次惨案造成约2000多人伤亡。

在文艺表演中接触到党组织

经过一段拉锯战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日军并未派兵进驻公共租界、法租界。孙瑞珍所在的区域，真正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

寄居姑妈家的日子尚算安稳，但往返学校、出入家门时，孙瑞珍总能看到那些“不平之事”。为了生存，平民百姓要放弃的何止尊严。

上海沦陷后，租界内的物资变得紧张。孙瑞珍发现，家中的米桶虽未见底，但也不时掺杂碎米、小石子。楼内一对条件更困难的夫妇，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穿越重重铁丝网，从沪郊贩米。没想到，来之不易的米，还是被巡逻的日军搜刮到，不仅全数充公，两人也被殴打得奄奄一息。还有一位冲到附近米店买米的半大男孩，抢购时没注意路面上疾驰的卡车，就此被碾压了过去。

这些身边事、身边人，直至今天，依然刺痛着孙瑞珍。

当她处于迷惘无助时，无意间看到了兄长正在看的一本书——《西行漫记》。其中不仅谈及老百姓如何自己解决粮食问题，更勾勒出梦想家园的样子——人人平等。

那时的孙瑞珍就读于上海沪新中学，其前身是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日军入侵时，该中学从沪闵路吴家巷迁入法租界菜市路（今顺昌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舍内。在这里，她从一次文艺节目表演中首次接触到党组织。

排练节目时，有学生党员发现了为人正直的孙瑞珍，并与其交流进步书刊的阅读心得。在碎片的排练时间里，孙瑞珍开始深入了解俄国十月革命何以成功，也逐步了解到解放区的情况。

多年后，她才恍然，其中部分与其接触的成员来自“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上海学协”）。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积极分子组织。抗战烽火中，协会成员们积极在大学、中学发展会员，并成立学校读书小组，团结广大学生。

不到一个月，募集10万件棉衣

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的孙瑞珍，也开始想方设法拓展朋友圈。

“做好联络组织工作，不光要跟自己班级、年级同学熟悉，”她开始与各类人打交道，并逐渐积累了一套方法论。比如，开展党组织生活，最好选择同学家中，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动员他人时不要讲干巴巴的大道理，最好摆事实、讲故事。她曾将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叶公琦请到党组织生活会现场，以“第一视角”向学生们阐释为何某些关卡必须坚守。

为动员更多同学，她有时会利用历史、地理、国文等课程向教师提问，把时局与现实问题引进课堂。入夜后，她还要挑灯研究，只为了课堂辩论时更有说服力。

抗战期间，孙瑞珍与一众进步学生，不畏强权暴力，勇于发声。

1938年9月，秋风乍起，上海各界救亡团体决定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开展劝募寒衣活动，目标是20万件棉衣。学生们担起一半重任。孙瑞珍与同学们聚集在教室里，为前线战士缝制棉衣。家境优渥的孙瑞珍针脚功夫不熟练，不时扎痛指尖。即便如此，她仍是咬牙坚持，也要拼命跟上大家的进度。还有学生发动家长捐献纸张，制作成“抗日书签”到街头义卖，并用筹集款项购买棉衣。

图为上海人民集会庆祝抗战胜利时的热烈场面。/文汇报记者赵立荣摄

各方众志成城，不到一个月，学生们就提前筹集好10万件寒衣。

为扩大影响力，孙瑞珍还积极参与护校运动，与同学一同在课间唱响《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要求校方承诺不向日本投降、不开日语课。

经过一段时间，政治素养、能力过硬的孙瑞珍顺利通过党组织的考察。她记得入党这一天。她手持约定好的书籍等候在一家电影院门口。直至一位自称“老王”的联络员出现，将她领进一间民房。在这里，她举起右手郑重宣誓。

艰苦卓绝的持久战后，孙瑞珍与同学们终于等来胜利的曙光。她至今仍记得胜利游行那一天。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进步青年们一同涌向街头，加入游行队伍。从淮海路一带徒步大半天才行至西藏路附近。与之应和的是汽笛声、钟罄声以及噼啪作响的爆竹声。

抗战胜利，孙瑞珍的革命事业并未因此止步。在集结了一批政治坚定、忠实可靠的积极分子后，她参与了党组织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蜂社”。“就像蜜蜂一样勤劳，团结在一起。”她继续向着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进发。

（本文系文汇报社与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的口述历史系列访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