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的求学生涯，曾在美国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本文转自“文汇学人”，原题“许倬云 | 我的求学生涯”，刊《文汇报》2010.3.1910版“记忆”。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辅仁中学：东林遗风

在明朝时，江南士大夫的力量很强，对王朝政治非常不满，所以把书院作为针砭时政的地方，也可以在邪恶的世界里砥砺对方成材。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先生南渡设立的，但真正兴盛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当年东林书院可以住上两三百个学生。后来东林书院只剩了一个祠堂，辅仁中学就在祠堂的侧面。

辅仁中学是由四个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无锡人回家办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我们两百个学生基本上都是江南师生。辅仁中学的老先生最注重的是经世致用之学，江南制造局第一批翻译数理科学的人中有不少无锡人。

我们读的教材一半的课程是英文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是英语教材。辅仁中学师资非常好，1950年以后，很多老教员被分配到大学教书。当时江南好学校不少。从扬州的扬中，上海的上中，到苏州、无锡、常州、太仓、江阴，每个县都有优秀的中学。最近南京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苏州第四，无锡一个地方出六十个院士，辅仁中学出十二个。这就是江南的教育。

在读辅仁中学之前，我受的教育不在系统知识范围之内，随机抓到什么读什么。辅仁中学对我的帮助极大，学校里最好的学生组织小班，选课制度不像现在一年级选课用一样的书，是跳跃的。我们小班十来个学生，我进去时程度最差，由他们带我到一定地步，很快我也跟得上了。高中三班，淘汰率很高，等到考大学时进的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学。

在辅仁中学时，沈致平先生、裘维霖先生给我印象很深，我当年受这两位先生益处甚多。我们的老师都能兼教别的课，堪称全能，真是了不起。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任教，但是他们宁可留在无锡教家乡的子弟，真是全心全意奉献。

入学台大：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台大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等到日本人撤退，教授只有五六个留下来，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大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设，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大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是半饥饿状态。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错，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

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在台湾古典诗词教育方面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台大回忆：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

劳幹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做出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荆楚地区。

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回忆傅斯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但是傅斯年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大，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透过他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了我，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留学芝加哥：民权运动

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人权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

我也亲眼目睹民主的假象。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民主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这就是民主！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念书，搞民权，在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我过得兴高采烈，真是幸福！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

匹兹堡往事：王小波

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我跟王小波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翘在桌子上，我的脚也翘在桌子上。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会不会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反正他进来问问题，我都跟他讨论，我提出三五个不同的方向：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我让小波理清楚头绪了，他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我帮了他忙。

我也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练字练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贴了。文章要干干净净。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

后来，王小波有篇文章，我看不错，就推荐到《联合报》，得了奖。第三年，他得了《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两个奖加起来当时是台币二十几万，在大陆是四五万人民币，颇能派上用场，他就不用工作了。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他是较早用电脑写文章的人。

王小波是跟着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陪读的，他在中文系选课，那里的课都是教洋娃娃说“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之类，对他没用。他来找我，我建议他，不必随班上课，不如找我聊天好了，注册为“个别指导”。

他身体有缺陷，心脏先天性硬化，就走了。现在他的书有很多人读，银河现在也很有名。她当时读的是社会学，杨庆堃先生和我是指导委员。她有选我的课。她那时已经注意到性别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一起从大陆去的学生有十来位，就她一个人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