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很快乐，只是不想停下来”

手机提醒过了，一次又一次。电量低，电量低。20%，10%，5%。王飒飒都忽略了，她躺在宿舍的床上，拉起帘子，坠入短视频编织的梦境中。梦里没有情节，只有笑声。

霎那间，手机自动关机，屏幕变为一面黑镜，映出一张浮肿的脸，仿佛从另一个维度中抽离出来的残像。时空塌陷。错愕，惶恐，眼神闪烁，无处安放。视线游离到周遭，枕头旁的考研辅导书刺痛了她。一股强烈的悲伤涌进心头，“我到底在干什么？”王飒飒质问自己。在内心更深处，她知道，这不是她第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可她也知道，明天醒来后，手指还是会不自觉地滑向同一个图标。

基于不同的研究结果，我国网络成瘾的检出率从 8.1%到31.0%不等。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发病率是6%，我国比例接近10%左右。而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的官方统计，未成年互联网用户中，17.3%有互联网依赖。

总有人说抑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病，看看成瘾吧。

虽然几乎每一种偏离社会常规的行为都会被错误解读，然而，鲜有行为像成瘾行为这般，错得这么深刻。

遍地都是

蝉叫得人头疼。王飒飒躺在大学寝室的床上，毫无睡意，白天的事情在脑海里闪现，像一部乏善可陈的文艺片，色调昏黄，节奏拖沓。考研的日子越来越近，该复习的书还没看，又刷了一上午短视频。下午强迫自己坐到书桌前，没看几页书注意力就飘走了，等回过神来，手机又在手里。想到未来，想到学习的意义，想到许多为什么。蝉又叫了。寂静的夜把蝉鸣推到耳边，王飒飒觉得自己快要被吞没了。于是，她点开抖音。一瞬间，“像霸道总裁一样，一上来，‘啪’把你的嘴捂住，‘别说话！听我说！’”。朋友间的恶搞，神经质的奶油猫，如周星驰风格的无厘头桥段，夸张的笑声、节奏感强烈的音乐充斥耳朵，她的脑子终于安静了。

两年前，同学要跟她交换抖音账号，王飒飒说她没有。同学“教育”她，那上面能看到全国各地老百姓鲜活的生活，很接地气。作为建筑系在读本科生，她被说动了。慢慢地，刷短视频成了习惯，无聊了，难过了，想放松了，洗澡回来累了，她都会点开，还有晚上睡觉前。“睡觉前你像一个小孩一样，很虚弱，很需要陪伴。” 王飒飒机械地刷着，笑着，窗外的蝉已经睡下了，她还在笑。

第二天起床，王飒飒在书桌前坐定，摊开考研书，对着空气发呆。思绪飘散在空中，没着没落。于是，她又点开了抖音。果然。在形容自己的行为时，她用了一个有趣的词“神不知鬼不觉”——是她的手拿起了手机，可仿佛控制身体的人不是她。

王飒飒在日记本里记下自己的状态，对手机的依赖、习惯点开短视频的举动、停不下来的手指，“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丧失了人的尊严，是一个流着哈喇子的乞丐”。对自己的攻击积累到一定程度，她无法再回避一个事实：“我上瘾了。”

瘾，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含义极其复杂的词。一方面，瘾是个坏词，它象征着沉溺、软弱、堕落。“鸦片瘾”是民族耻辱。家长和网络游戏绵亘多年的战争，更让网瘾成了残害青少年精神健康、破坏家庭和谐的“罪魁祸首”。“瘾”承载了太多负面意涵，以至于即使是在成瘾医学科，专业人士也会慎用这个字。“‘瘾’是很敏感的。由于社会上的污名化，说一个人打游戏成瘾，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或者会不愿意和这个人接触，所以我们一般不轻易下定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成瘾医学课题组的陈雨舟博士说。一些戒网瘾机构都忌讳“瘾”这个字，“这么说招不到学生”。

那要怎么说？

“要叫自己‘网络技能提升班’。”

在另一些语境下，我们又不把“瘾”当回事。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兼职临床督导庄晓丹（清流）会和来访者提瘾。常出现在来访者身上的反应是“可不是吗？这玩意儿太让人上瘾了”， 语气轻松，几乎带着调侃，根本不把上瘾当症状。

一个轻描淡写，一个避之唯恐不及，从对待两者态度的差别能看出来，我们不认为生活里的“上瘾”和精神卫生中心的“成瘾”是一回事。说自己“上瘾”是一种日常行为倾向的表述，和医学诊断里的“成瘾”泾渭分明。

事实上，两者有着相同的本质，只是处在行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背后涉及到类似的大脑机制，通过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感受到快感，使得前额叶处于失控的状态。一些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求助的成瘾患者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到达精神卫生领域的诊断标准。以对游戏成瘾为例，得满足三条核心标准：一是失去自控力，玩的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二是将玩游戏当成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忽略了其他兴趣爱好、日常活动等；三是理智上知道玩游戏会导致负面后果，仍继续玩游戏。以及，行为模式和其他特征通常持续至少十二个月。

成瘾的发展阶段丨自制

而庄晓丹接触的来访者，并没有到达“成瘾”的极端情况，但他们也会“明知道应该去洗澡却躺着刷了一晚上手机，停不下来”（行为控制受损），“脑子里总挂念手机在哪儿，没拿在手里就感觉不舒服”（渴求），“上一秒想着要拿手机，还没到下一秒，已经拿在手里了”（冲动），“刷手机已经对你造成负面影响了，你还接着刷”（无视伤害重复使用）。

在本文中，“成瘾”一词指代的是成瘾行为的发展过程，而非精神卫生领域对成瘾的临床定义。更准确地讲，游戏成瘾的学名也不叫“游戏成瘾”，叫“游戏障碍”。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新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中正式将“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列入成瘾性行为。这被当成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标志着精神卫生领域的关注重点从成瘾物质转移到成瘾行为。没有对化学物质的依赖，也能成瘾。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其本质也是一样的。“不仅在大脑的机制上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相似，都会通过奖赏回路、通过多巴胺的释放，导致人心理上的渴求，都会涉及前额叶对行为控制的失调，都会表现出戒断反应；在成瘾背后的行为动机上，两者也有相似之处。”陈雨舟解释说。

所以，无论是对什么成瘾——是酗酒还是看短视频；无论程度如何——偶尔沉迷还是严重到足不出户，成瘾行为有且只有一种。

早年在美国受训时，庄晓丹并不理解美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体系对成瘾的重视：成瘾治疗重要到独立于心理执照之外，拥有自己的证照体系。她不明白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成瘾，在国内，她并没感受到成瘾治疗的重要性。我们是禁毒大国，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毒品绝缘，酒桌文化又极大地掩饰了酒瘾，至于抽烟，更是“无伤大雅”了。这让她产生了一种错觉：中国人先天就不容易成瘾。后来，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她接触到行为成瘾——赌博、购物、整容、暴食、打游戏、刷手机……庄晓丹说：“知道成瘾的本质后，就突然感觉遍地都是了。”行为成瘾是她在国内见到的最普遍的问题心理现象之一。

那么，成瘾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迷境之中

疫情期间，即将要升大四的祁琪被封控在农村老家。爷爷奶奶一栋楼，她自己一栋楼。早晨吃自家鸡下的蛋，用自家种的黄豆磨豆浆，饭后到田间散步，晒太阳，看树，看云。乡下管得不严，只要不出村，可以随意转悠。看书看累了，就去菜园里给菜除除虫。想聊天了，拿起手机翻了半天微信，没找到一个能随意打电话的朋友。没人说话，她就听播客，听到有意思的地方一个人笑得前仰后合，笑声在空气里飘荡了一会儿，又迅速归于平静。偶尔接到推销电话，她能和对方聊上一个多小时。

某一天，可能是微信群里有朋友分享了一部电视剧的链接，祁琪回忆不起“引子”到底是什么，也回忆不起看的第一部剧是什么，在接近两周的时间里，她不分日夜地看剧，《陈情令》、《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看到后半夜才睡下，睡到中午接着起来看，将十多年来的热门电视剧看了个遍。接着，为了学业，她逼自己不再沉沦。虽然回归正常生活，但那一周多的时间像打开了一道闸门。横屏短剧问世后，祁琪开始追短剧，一集十几分钟。再后来，她开始看竖屏短剧，更短，节奏更快。和室友同住时，她会配合对方的时间，室友十一点睡觉，她就看到十一点。去年年末，她开始独居，开始失控。

短剧一分多钟一集，祁琪二倍速看。一部一百集的短剧，不用一个小时看完了。工作日下班回家就躺在沙发上刷，刷到凌晨一点是日常，刷到凌晨三点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第二天的工作状态自然受到影响，这没妨碍她继续刷下去。进入社会第三年，她已经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工作。可以说，工作进入了稳定期；也可以说，工作进入了停滞期。鉴于隔年她就申请转岗到了更具挑战性的岗位，后一种表述更符合她的处境。

平日里祁琪热爱户外运动，徒步爬山潜泳冲浪，沉迷短剧后，周末两天足不出户，每天都刷十小时以上。一个手机没电了，换备用机刷。备用机没电了，再换上充好电的手机。饿了，简单对付两口，维持生命体征。她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感觉不到嘴里的食物，世界像被简化成了一块屏幕——只有那块屏幕还在运转，发光，发声，倍速上演爱恨情仇。

一集又一集，一次次接受刺激，大脑一次次喷涌多巴胺。偶尔，不适感会提醒她身体的存在，她就从床上换到沙发上；躺得骨头疼，再换到床上。身体在移动，眼睛没离开过屏幕。祁琪如此描述自己的状态：“我允许自己掉下去，甚至享受掉下去的感觉，沉下去，一时半会浮不起来。”

她掉进了机器迷境（the zone of the machine）里。在《运气的诱饵》一书中，纽约大学文化人类学副教授娜塔莎·道·舒尔（Natasha Dow Schüll）用坠入迷境来描述沉迷老虎机的人们。一位赌博成瘾者对舒尔这么形容自己的状态：“就像在风暴眼里一样……你能清晰地看到眼前的机器，但世界上其他一切都像在围着你旋转，而且你什么也听不见。你好像不在这个世界了，你进入了机器的世界，那里只有你和机器。”

在美国，视频老虎机兴起以前，赌博业从业者大多认为赌资的典型面值会从25美分上升为1美元。这一预测颇为合理：赌资越大，赌徒越能体验到赢钱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可现实是，赌资不升反降，5美分币取代了25分币，成了最常见的游戏面值。然后是1美分，在内华达，2000年1美分机器仅占0.2%，2004年升到6.3%，2008年就迅猛增长到了18%。赌博业从业者没有因此而沮丧，因为赌徒们输得更多了。虽然赌资便宜了，但他们停留在赌场、停留在机器前的时间大大变长。老虎机的屏幕闪烁，一次次下注，一次次刺激。在人与机器的互动中，人不知不觉进入一种稳定的、失神的沉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时间、空间、社会价值全暂时停止运转，甚至连一个人的存在都模糊起来。新的机器培养出了新的赌徒，他们赌博不是为了赢钱，“他们是神游物外的逃避型玩家，想通过永无止境的转轮游戏，实现渴望已久的平静麻木的状态”。

新的机器也培养出了新的观众。祁琪一开始选择短剧，想当然地以为就算她忍不住追完一部短剧，也比追长剧花的时间少。很快，她就意识到现实并非如此。她看得快，短剧更新的频率更快，总有新鲜的剧可以接着看。由于不认同长剧的价值观，她抛弃了长剧。所谓的“大女主剧”无聊刻板，完全无法反映现实中女性的困境，平日里读《第二性》的她接受不了。可到了短剧，《完蛋，我养的小白脸是大佬》她看得津津有味。价值观落后，情节离奇，配乐诡异，特效廉价，粗制滥造，都不是问题。打开短剧的一瞬间，她就放弃了思考，放弃了判断。这正是她想要的。“我的大脑需要废料”，她说。

王飒飒偶尔会在抖音上刷到知识类视频，她一律点“不感兴趣”。刷短视频是为了快乐，快乐等于“完全不需要脑子”。刷着刷着，王飒飒好像进入了一场梦境。梦里的她不快乐，而是“有点忘我。你不知道自己玩手机的状态是你觉得舒服、还是觉得不好，或者觉得没意思，你完全没有这些感受”。在麻木之中，她得到了“一点点内心的平和”。

庄晓丹认为，无论成瘾的对象是什么，当事人追求的都是一种东西：“丧失自我觉知、丧失对周围环境的觉知、忘却一切的感觉。他们追求的不是真实，而是一种体验。”看剧不是为了剧情，赌博不是为了钱，刷短视频不是为了快乐。一旦进入迷境后，现实里的这些都不重要了。

成瘾“谱”丨原图connectionsfirsttherapy.com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文化人类学助理教授饶一晨曾研究过游戏成瘾，他在正规的戒网瘾机构做过三个月的田野观察，也曾是一名《英雄联盟》游戏重度玩家。和其他重度玩家一样，他也曾在电脑前废寝忘食，不知饥渴。饶一晨觉得，对于游戏玩家而言，最好的状态不是一直赢，而是赢几盘、输几盘、再赢几盘、输几盘，交叉着来，让人一直有欲望玩下去。

“玩游戏不是追求一定要赢。”

那玩游戏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一直停留在游戏里。”

错误的现实

进入田野后，饶一晨很快就发现这间价格不菲、资质完备的戒网瘾机构的与众不同之处。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浮现，关于创伤，关于代际冲突，关于人性的幽深。饶一晨从没见识过任何一个社会机构能如此复杂：像一个监狱，像一个精神病院，像一个医院，又像一个军营，还像一个世外桃源。有的学员待了一段时间甚至会不愿出去。一天八小时咨询师随时恭候，社交行为受到教官保护，他在正常环境下得不到这么多资源和关心。

在戒网瘾机构，“瘾”字几乎不会出现。学员站军姿的时候肯定不会谈瘾。做心理治疗时，无论是个人治疗，还是团体治疗，咨询师和学员谈论家庭关系，谈论他和父母之间的冲突，谈论他对学校的不满，不谈游戏，不谈成瘾。

著名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经典论文《“自我”的控制论：酗酒的理论》（The Cybernetics of “Self”: A Theory of Alcoholism）中写道：“如果他清醒时的生活方式促使他喝酒，那么这种方式中一定包含错误或病理；而醉酒必须对这种错误提供某种——至少是主观性的纠正。换句话说，他的清醒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与此相比，他的醉酒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正确的’。”

“正确的状态，不一定是健康的状态。”饶一晨说。他这么形容长时间玩游戏、身处机器迷境的状态：“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之后，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多冲突了，我不会去挣扎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和这个世界达成了一种类似无欲无求的状态，我和自己达成了某种和解。” 一种大部分青少年无法在现实中体验到的状态。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饶一晨认为瘾的本质是一种连接状态，一种被强化的短路性连接。当“网瘾少年”无法在家庭或学校中与家长、同学建立有效的、有机的关系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便无法正常运行。人与人无法建立连接，人与物可以。与游戏建立连接简单快速，不需要复杂的情感投资，不需要陷入不安与猜忌。游戏能让少年们抄近道（short cut）迅速达到正确的状态。从游戏回到现实，回到的是让他们想要逃离的错误状态。而正是这错误的状态，在一开始将他们推向了游戏。

在成瘾行为研究领域，有一座著名的“鼠鼠乐园”，由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心理学家布鲁斯·亚历山大（Bruce Alexander）于1981年创建。乐园有实验室笼子200倍那么大，内部通风，墙壁上画着森林，柔软的木屑洒满地面，设有大大小小的隧道供老鼠爬行。和在笼子里独自生活不同，每种性别16到20只的老鼠混居。乐园里有两个饮水器，一个装着吗啡，另一个装着没有成瘾性质的液体。结果显示，对于“鼠鼠乐园”里的老鼠来说，吗啡几乎没什么吸引力。即便混合了老鼠们最喜欢的甜味液体，老鼠也不会偏爱吗啡。而那些在普通笼子里生活的老鼠，喝下的吗啡比它们多二十多倍，并因吸毒过量而死亡。“鼠鼠乐园”为看待成瘾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许成瘾的关键并不在于对象的成瘾性，而在于笼子，在于所处的现实。

在综合分析了上万名短视频用户的使用动机后，陈雨舟发现，与短视频问题性使用关联最紧密的动机不是娱乐消遣，不是社交互动，不是自我表达，而是——逃避现实。对于其他的动机，短视频平台都能满足个人的需求——想要社交，可以通过分享短视频和朋友互动；想要娱乐，无脑视频总能引人发笑。想要逃避的现实问题，却无法通过刷短视频解决掉，顶多能暂时把问题放到一边，“让自己处于一种心理上的真空状态”。逃避并非全无益处，偶尔的逃避能起到情绪缓冲的作用，一味的逃避则“会加重心理上的负担。现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更焦虑了，更想要逃避，如此则会形成恶性循环”。

精神成瘾的循环丨译自Ridgeviewhospital.com

准备考研期间，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想看小说的心，吴丹加入了一个戒小说的微信群。该群就像一个民间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成员每天在群里打卡，要是谁破戒了，就往群里发红包，其他成员平分。群里有位妈妈，忍不住向其他成员讨要经验——她女儿上初中，看小说看得重度抑郁了。

“有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看小说会抑郁，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吴丹说，“你知道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又控制不了，看完第二天会有很强烈的负罪感，觉得自己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吴丹从初中开始看小说。高二时，每周六能回家住一晚，那一晚，她会熬夜看言情小说看到“凌晨六点”。她将六点称为“凌晨”，听上去更像是前一天的延续，而非第二天的早晨。睡一两个小时，被妈妈叫醒起床吃早饭，收拾东西，周日下午三点回学校参加理综考试。考试期间，实在困得不行，小声跟同桌说：“我太困了，睡20分钟，一会儿叫我。”她醒了，换到同桌和她说：“一会儿叫我。”

看小说的习惯持续到大学，持续到研究生阶段，持续到工作。反反复复戒了几回，吴丹发现自己“越是第二天有事、不能看的时候，眼睛越会强睁着；第二天没事、可以看，反而会把眼睛闭上”。平日里她临睡前看两三个小时小说；现实里碰到压力事件——期末考试前、考研前、最近要准备事业编制的考试前，早晨醒来拿起手机，顺手就点开小说网站，点开某部小说，“很自动化”，看着看着十个多小时过去了。一页页翻下去，“也没有很快乐，只是不想停下来，开始了就不想停下来做任何事情”，她有时甚至一天都不吃饭。看到不知何时眼皮合上了，醒来已是第二天。

状态不佳时，和家人朋友聊天发泄一通，能有效帮助吴丹调整情绪。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应付，“没那么正好的事情，有时候也怕打扰到别人”。家人间不用顾及那么多，可不是什么话都能和家人说。看小说，方便，快捷，省力，免费，“可以让我忘记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我整个人跟着小说的情节走，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都不需要管”。

从高中到研究生阶段，吴丹尝试过各种戒小说的方法，一旦看小说给朋友五块钱、把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发给朋友、加入戒小说群……一路学医到成为独当一面的妇产科医生，吴丹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像学生时代那么迫切希望自己能彻底戒掉小说。在高压的环境下，朋友的心理健康屡出状况，她觉得自己“至少还有一个能逃避痛苦的方式”。

空洞的心

经庄晓丹指出后，来访者爽快地承认自己有瘾。他紧接着问：“我怎么能少干点这事？”还让庄晓丹给出出主意，少干点不该干的事，就能一门心思干正经事了。

“好家伙！你要是能不干这个事，又一门心思扑在工作和学习上，”庄晓丹心想，“那就更难治了。”

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那里，成瘾被称为“自我给药”（self-medication）。“一个人有较大的精神心理痛苦或者身体痛苦。痛苦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范围，他就会迫切地想要缓解，什么东西管用，他就会搭上什么东西。”所以，在临床上庄晓丹一般不太关注如何让成瘾行为停下来。“一个人不可能那么痛苦，却什么都不干。他的痛苦不解决，他的成瘾不可能消失。”

庄晓丹在来访者身上发现成瘾行为“遍地都是”就很好理解了。生活里没有强烈的痛苦，一个人不会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而当一个人痛苦不堪时，他会孤注一掷地寻求止痛药。成瘾是一个功能性行为，它的核心功能正在于，帮助我们屏蔽掉了负向情绪。

早晨起床睁开眼睛，李伽就习惯性地伸手抓来手机，摆在眼前，刷小红书。脑子像被按了暂停键，刷到宠物的视频跟着笑，刷到打工人的视频跟着难过，刷到自然风光跟着治愈，刷到恋爱话题跟其他人一样，@自己的男朋友。虽然划动手指的人是她，可她感觉自己不在身体里。她就像路边不起眼的垃圾袋，风吹到哪儿就飘到哪儿，行人踢到哪儿她就到哪儿。小红书把她塑造成什么形状，她就什么形状，自己不能掌舵。更准确地说，无需自己掌舵。“真轻松啊，不用为人生负责。”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哪怕膝盖磨破、眼泪打转，也得咬牙继续往前走。把主动权交给别人，甚至交给一个物品，是非常容易的。

大学毕业后，李伽赴法国马赛攻读硕士学位。读了四年，在最后关头，写完已经动笔的毕业论文就能毕业，她燃尽了。地中海地区的阳光热烈肆意，她在公园里哭得眼前一片漆黑。退学回国休整后，今年李伽重新申请了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的硕士。在历史悠久的索邦大学读书，徜徉塞纳河畔思考文学，沿着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的脚步探访巴黎的咖啡馆，是她长久以来的梦想。四月底，她收到录取通知书。五月初，梦想实现后的第一个星期，她躺在床上刷了一个星期的小红书。

成瘾的本质是什么？

“是疼。因为太疼了，成瘾者给自己打了一针封闭。”庄晓丹说。通过坠入机器迷境获得安宁也好，通过化学物质塑造大脑也好，“说白了，成瘾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忘记自己，因为他自己里面包含着他所有的痛苦”。

这痛苦可能源于自身，源于人际交往，源于环境，借用人类学家的说法，可能源于连接的中断，源于错误的状态。往深了追溯，还能追溯到童年。没错，又是原生家庭。当初成瘾行为吸引陈雨舟研究的原因便是：“明明知道这个行为是错，明明知道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一个人还是会持续去做，是什么样的驱动力在背后源源不断地涌动？”或许是很深的，很久远的，很强烈的因素。陈雨舟说：“可以把我们的心想象成一个圆，当你的圆缺了一部分，你生命中缺少了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别的东西来填补这个缺。”

他的话和祁琪的说法如出一辙。提到疫情期间的经历，祁琪不认为罪魁祸首是寂寞；形容自己的生活近况，她也不认为不幸福，她已经找到了一群可以随时打电话聊天的朋友。但是，她知道，自己心上有个缺口。她无法用语言描述出缺口的形状，可她知道缺口就在那儿。短剧虽弥补不了她的残缺，至少能暂时让她忘记缺口的存在。

不过，“成瘾者找到的只是代餐，”庄晓丹说，“暂时性的，吃的瞬间有，吃完就没了，还没止疼片起作用的时间长。”吃完了，缺口处的疼痛感不但立刻隐隐作祟，还比以前更疼了。就像尝过了甜才更明白原来有多苦，“停下来时突如其来的剧痛，也是让人立刻继续重复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

在成瘾行为专家、加拿大医生加博尔·马泰（Gabor Maté）看来，“成瘾是人们在体验到难以耐受的内心痛苦时，不计代价地采用当时对他们来说最快速便捷的方式止痛，并因为重复相同的止痛方式而逐渐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过程”。因此，马泰医生问病人的第一个问题永远不是“为什么要上瘾”，而是“为什么会痛苦”。马泰医生的著作引入中国时，庄晓丹是该书的译者。由于种种原因需要为该书取一个全新的中文名，庄晓丹想到了来访者跟她讲过的一句话。这位受成瘾困扰的来访者说：“我的心上有一个大洞。”《空洞的心》是该书最终的名字。

无论是洞还是缺口，抑或连接的中断，无论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还是从系统的视角看待，精神心理专家和人类学家的说法是共通的：一个本该完整的东西，缺了一块。我们常常误以为成瘾者不计代价追求一时的快乐，可背后真正驱动成瘾行为的可能是痛苦。成瘾状态在影视作品里总与“疯狂”、“躁动”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个人体会到的是在现实中遍寻不到的平静。

一个点成不了圆，两个或者更多人才能谈所谓的连接。精神心理领域和人类学领域都把成瘾行为当成多层次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在现实中，不少人只从最表层的现象理解成瘾，将成瘾视为一种机械的、重复性行为，这相当于只看到了弥漫的浓烟，却不深究起火点在哪里。

对于成瘾行为最大的误解，恐怕是将成瘾等同于个人意志力薄弱，将成瘾者看成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庄晓丹认为，一个人成瘾与否，确实有一部分与个人的自控力、耐受痛苦的能力有关，但同时，另一部分取决于痛苦有多少。来自家庭的、来自人际关系的、来自学校或职场的、来自社会环境的痛苦多得都溢出来了，耐受力再强的人也会受伤。对沉迷游戏忽视学业的孩子来说如此，对沉迷短视频忽视孩子的家长来说也如此。

去年圣诞节前，靠设置手机自动关机时间，强行“物理隔离”，祁琪暂时戒断了短剧。春节假期与朋友到清迈旅行，日子自由松散。路边的树愿意长成什么形状，就长成什么形状。路边的野花愿意开花就开花，不愿意开花，就一朵花都不开。回到深圳，一切板板正正，规规矩矩。地铁上每个人都一脸疲惫，脚步匆匆。假期的最后一周，祁琪除了下楼扔垃圾外，没出过门，躺在家里昼夜颠倒地刷了一个礼拜短剧。

放下手机、关上屏幕的那一瞬间，祁琪就忘了刚刚看过的剧情。屏幕上滚动过的每一幕，每一张脸，每一段剧情，全都像梦境褪去，毫无痕迹地溶解在黑镜之后。一片空白。

“就像偶尔去酒吧灌一个烈酒，你醉一场，”祁琪说，“我有时候就需要一种大醉一场的感觉。”

时代的流行病

除了精神心理健康领域的从业者和人类学家外，还有一群人同样在研究成瘾行为，其热情绝不亚于前两者。

一本名为《上瘾》（Hooked）的书曾风靡科技界，主题非常明确，一步一步教科技企业如何让用户上瘾。作者尼尔·埃亚尔（Nir Eyal）和瑞安·胡佛（Ryan Hoover）在书中写道，当人内心的渴求不能被满足时，会产生不适感，那些让人上瘾的科技产品能缓解这种不适感。作者特别说明，这种不适感类似于“痒”，而不是痛苦。然而，本书第一章的名字又是“习惯的力量：如何让你的产品从维生素变成止痛药”。

更耐人寻味的是，书名中的“hook”（上瘾）在正文里时不时会被翻译成“习惯”。例如，中文版里有一段话：“技术人员开发产品的目的是说服人们按照其意愿行事。我们称这些人为‘用户’，即使我们不大声说出来，我们也会暗自希望他们对我们制造的所有产品产生兴趣。”“产生兴趣”对应的英文是“fiendishly hooked to”，最直接的翻译应该是“极其上瘾”。

“这本书在业内真的很火”，聊到科技企业是否该为成瘾承担部分责任时，独立开发人刘志鹏说。他和伙伴一起开发的产品“我的番茄”在APP Store上获得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推荐。“我的番茄”是一款自律软件，旨在帮助用户提高专注力，更高效地学习工作。（每专注25分钟，用户可以在软件里获得一枚番茄。）然而，国内几乎90%的用户都用它来戒手机。我第一次注意到这款软件，就是在小红书上讨论戒手机的帖子下面。点赞前一或前二的回复里，总会出现“下载自律软件”的戒断方法。而出现频率最高的软件名字，就是“我的番茄”。为了让自己戒掉手机，我们想到的办法是再在手机里下一个APP。

我问刘志鹏有没有看过同一位作者在《上瘾》之后写的新书——《不可打扰：不分心的行为科学与习惯训练》（Indistractable），一本教用户如何戒除上瘾的书。

他没听说过。

尼尔·埃亚尔在新书里建议读者，如果不想让注意力被手机分散，应该关掉手机上的推送，关掉提醒，将时间模块化，建立专注的工作环境。他还曾在采访里谈到：“我没说这是你的错，这是你的责任。苹果手机之类的科技产品不会消失。我们有的选吗？我们必须得适应。这是唯一的选项。”

当科技行业从业者希望用户上瘾时，他们说“通过一二三四步，培养用户习惯，用户就离不开你的产品”，把用户看成几乎没有抵御能力、亟需摆脱痛苦、一钓就上钩的人。当他们站出来指导人们如何摆脱成瘾时，又完全抛弃了产品视角，给出的建议全从个人角度出发，人又成了有着强大意志力、行动力的独立个体。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阿曼达·宝汉（Amanda Baughan）等学者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多添加一个功能——每隔一段时间跳出一个弹窗提醒用户使用时间，就能有效地打破机器迷境，让用户从麻木的状态中醒来。没见哪个平台应用此功能。争分夺秒优化“用户停留时长”的是他们，在畅销书里畅谈“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的还是他们。

科技无孔不入，痛苦无可消解。当代青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再引起关注，不需要列举数据，想必每个人都深有体会。作为知名大学王牌专业的学生，王飒飒环顾四周，似乎每个人都在被恐惧推着往前走。心理健康的能有多少？她说不好。她只知道，每当她刷抖音到深夜时，好友列表里一个又一个绿点，齐刷刷的，大家都在线。

王飒飒、李伽、祁琪三位00后都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自己是幸运的，至少经历过没有手机的童年，经历过和小伙伴互扮鬼脸都能度过一个充实下午的童年。即便上初中后纷纷拥有了手机，手机的功能也不像今天这般琳琅满目。一项2023年针对深圳8890名中学生做的随机调查显示，智能手机成瘾问卷的初筛检出率25.2%。生活里的负性事件——人际压力、学习压力、重新分班等带来的适应困难影响程度越大，中学生出现智能手机成瘾的风险越高。

显然不能把成瘾的责任全推到科技行业身上，个人止痛的需求在先，正如庄晓丹所说，“没有这个，也会有其他的”。但同时，科技行业创造出的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能让任何年龄段的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廉价、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得高强度刺激，也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的成瘾对象烟、酒都做不到这么极致。

成瘾是时代的症候。一方面，成瘾行为主要涉及到的大脑结构属于人类大脑中相对古老的区域，在演化中早于复杂的理性系统出现。对于奖励、对于行为强化，我们和斯金纳的鸽子区别不大。另一方面，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人被迫进入一场永不停歇的赛跑，不仅要随时在线、迅速响应，还要时刻保持理性、情绪稳定。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等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用庄晓丹的话说，“一个没有完全现代化的人，在如今的社会里简直就是连滚带爬”。正在此时，科技公司运用娴熟的技巧，精准捕捉人性的脆弱，用算法织出密不透风的网，俘获满身伤痕的人。

而我们的上述讨论仅仅局限在城市，局限在相对拥有较多资源的人身上。陈雨舟提醒我说，在农村，在留守儿童身上，成瘾问题可能更加严峻。

消失的瘾

让成瘾这个话题更复杂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当行为结果是好的，世俗意义上的好，成瘾就不是问题了。

除了意识不到自己成瘾之外，庄晓丹的部分来访者——比如“工作狂”——不认为成瘾是问题。“他觉得不够成瘾才是问题。工作是他生活里所有美好的来源，他觉得下属跟不上他才是问题，家里人给他拖后腿才是问题。”从表面上，他的社会功能非但没有受损，还是职场上的佼佼者，但是当工作完全取代了他人生里的其他东西，“他其实已经非常重、非常难治了”。而这样的来访者极少会留下来继续做咨询。

不会有家长责怪孩子“太爱学习了”，不会有公司不喜欢招聘“工作狂”。成瘾专家加博尔·马泰（Gabor Maté）在书中将自己对古典音乐唱片的成瘾与他那些服用毒品的患者做类比，将两者看成一种行为。有读者对此提出异议，在该书的新版序言中，马泰特别指出，没有“好的成瘾”，也不存在所谓的“小缺点”，所有的成瘾都会对个人造成负面影响。

刘志鹏就对工作上瘾。直到去年四月份刘志鹏才辞去工作，此前他在有全职工作的情况下，不但利用下班时间完成了“我的番茄”的开发，还曾开发了一款小有名气的古诗词APP“西窗烛”。忙完全职、忙完副业，他会刷推特，不是为了娱乐，是为了获取最新资讯。人工智能太火了，不及时学习，他怕自己落伍。刷着刷着，一看时间，已经第二天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长时间工作后，他能感受到自己不在最佳工作状态，效率低下，可他停不下来。“如果我不工作，我觉得自己没有在创造价值，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会不自觉地希望工作伙伴像他一样“卷”，即便理智上知道这么想不妥当。（他的工作伙伴是一个和他工作方式相反的人。）刷推特刷得停不下来，自然影响到他的睡眠；工作挤占了大量的时间，陪伴家人的时间势必少了。“而且人不能只有工作，也要比如说去体验这个世界。不需要你干什么，不需要你必须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好好生活，去体验不同的事情。这个我还没有做到。”

现在是工作，原来是学习。从小到大刘志鹏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不需要家长操心。不学习的时候，他也会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从来没有人指责他对学习上瘾，反而尊称他为“学霸”。

关于如何预防成瘾行为的发展，庄晓丹和陈雨舟都提到自我觉察的重要性。陈雨舟说：“比刷几个小时手机更严重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刷了这么久。”看看手机上的使用时间统计，相信不少人会吓一跳。王飒飒、李伽、祁琪、吴丹四个人不同背景、不同经历，注意到自己的手机成瘾问题，都是通过审视自己的手机使用习惯，有人写日记，有人记录在社交媒体上。对自己的行为有基本的觉知，才能判断自己是不是在成瘾行为的轨道上、具体在什么位置。可有的行为——沉迷学习、沉迷工作，压根就不在一般人会审视的行为列表里。

有的时候，问题不被当成问题。有的时候，不需要谈什么连接，不需要扯什么痛苦，问题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消失不见。2021年在“一席”上介绍自己的研究后，饶一晨接受了一系列媒体采访。在采访中，他经常分享一位学员的故事。这位学员14岁就成为了《英雄联盟》职业玩家，但他爸爸认为做职业玩家和农民工没区别，没前途，把他送进了网瘾治疗中心。在中心的六个月里，父母一次没来看过他。他自己想通了，觉得爸爸说的是对的，他还和饶一晨说，自己也想像他一样读硕士。饶一晨当年觉得：“治疗还挺有用，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有用。没人知道。”治疗结束后，这位学员还经常受邀回到中心给其他学员分享经历。

几年过去了，故事有了后续。他回到学校，不到一年又辍学了，回到游戏圈，参加职业联赛。打完比赛，他又回来参加高考，考上一个山东的二本院校。在大学里念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学校里太无聊了，又不念了，再次回到游戏圈。这次，他不再当职业选手，开始融资经营游戏战队，通过买卖选手赚到了第一桶金。当饶一晨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成了千万富翁，张口闭口几百万的生意。他依旧玩游戏——不玩《英雄联盟》了，玩无需动脑的氪金小游戏——只不过，再也没人说他有网瘾了。

王飒飒、李伽、祁琪、吴丹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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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加博尔·马泰. (2023). 空洞的心 成瘾的真相与疗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娜塔莎·舒尔. (2021). 运气的诱饵.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3]尼尔·埃亚尔. 瑞安·胡佛. (2017). 上瘾 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 中信出版社.

[4]尼尔·埃亚尔. (2021). 不可打扰 不分心的行为科学与习惯训练.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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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Research Report on Internet Use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2019. (CNNIC,2019).

作者：雪竹

编辑：odette、黎小球

审稿：陈雨舟

封面图来源：S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