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里的这个日本人，未曾辜负鲁迅的文字

人生的长河里，总有一些照亮彼此生命轨迹的相遇。

对于鲁迅而言，年轻时留学日本的解剖学教师藤野严九郎于他意义非凡。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写道：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上海鲁迅纪念馆中的鲁迅手稿《藤野先生》 图据：视觉中国

《藤野先生》早已被选入中日两国的语文教科书，1945年8月11日逝世的藤野严九郎，也因此长久为人所铭记。

藤野与鲁迅的交往虽短，却实实在在对鲁迅有彰显卓著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影响又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鲁迅。

回望藤野同样经历时代动荡的一生，也令人不无感慨。

壹

藤野其实只比鲁迅大7岁。1874年7月1日，藤野生于日本福井县，家里是五代行医的“兰医”世家。日本将荷兰人传入的西方科学称为“兰学”，“兰医”指的也就是与日本传统医术大相径庭的欧洲医学。

藤野幼年时，明治维新不久的日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初等教育制度，因此藤野幼年时接受的是私塾教育：练字、算盘和汉学。他对中国的好感，也由少时所受的汉学教育而来。

1892年，21岁的藤野进入名古屋的爱知县立医学校学习。十年后，他入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担任讲师讲授解剖学，1904年7月升为教授。9月，学校来了唯一的一名外国留学生——来自中国的周树人。

周树人之所以最终弃医从文变成鲁迅，原因除了在《呐喊·自序》中所述被围观枪决的麻木国人所震惊之外，也因为在《藤野先生》中所述的“漏题风波”：因为藤野要求严格不讲情面，因此不及格的日本留级生诬蔑藤野私下泄露考试题给周树人。其实周树人的三次解剖学成绩为60、60和58分，平均成绩并未及格，藤野也没有因为多打两分就能让周树人及格而徇私。

鲁迅纪念馆中，藤野先生所赠的照片 图据：视觉中国

总之周树人是终于退学、回东京改学文艺了，而他的六大本解剖学讲义，确实是藤野批改最细、要求最认真。分别时，藤野送给周树人一张照片，并要周树人日后回赠照片，并时时写信告诉近况。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由仰视而平视终于俯视。对一名成绩并不出色的中国留学生如此关切，实在是让生性敏感的周树人印象深刻。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虽然说“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以致没有照片可赠——其实是有误的。1909年回国后的照片，他就并没有回赠，信也没有写过一封。因此“从他（藤野）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杭州的留影 图据：视觉中国

没有写信，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周树人自觉落拓，无颜也无必要写信给老师。

1918年，周树人以署名鲁迅的《狂人日记》成名，又在多所大学任教，声誉渐隆。到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在厦门大学写《藤野先生》时，已经不再是当年自觉落魄、籍籍无名的青年了。

1931年，日本学生增田涉来上海就学于鲁迅。1935年，增田涉将鲁迅著作精选为《鲁迅选集》译介到日本，鲁迅要求一定要把《藤野先生》包含在内。增田涉回忆，有一次鲁迅拿着藤野的照片给他看，说：“不知道老师现在状况如何。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

1935年6月26日，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藤野先生是大约三十年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学教授，是真名实姓。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三四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倘仍健在，已七十左右了。”

终于是没有消息。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时，床头还摆放着藤野所赠的照片。

贰

藤野终于知道当年的周树人就是鲁迅，已经是在鲁迅逝世的一年多之后。

鲁迅1906年3月离开仙台返回东京、1909年回国，而藤野也不过在仙台待到了1915年为止。离开的原因，是学历。

当时由于国家崛起、国力渐强，日本赴欧美留学的海归也随之增多，进而演变成学历上的要求和歧视。1904年藤野虽然跻身学校的十名教授之一，但有六人毕业于东京大学、两人有外国留学经历。比如跟他同样出身本土医学校的田代，就因在职到德国拿了医学学位，每月月薪比藤野多出四百元。

藤野也不是没有想过去德国深造镀金，但因为他的德语能力可能还不及周树人的日语能力，最终只能作罢。

藤野为鲁迅增添修改的血管学笔记

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当时的东北帝国大学，校方要求在学历上没有留学经历的教师一律不续聘，原有的十六名教授中仅有六人留任。藤野既无留学文凭又非国内顶级大学毕业，只有被迫离开。

藤野先是到东京的一家慈善医院做全科医生，后来又辗转各地想寻找一家可以继续教授解剖学的学校，但未能如愿。从1917年开始，藤野便与以前的学生失去了联系，鲁迅的同学们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事业受挫的藤野，妻子梨花也因染上肺结核而病逝。他终于是回到故乡福井，开了一家耳鼻喉科诊所为生，与第二任妻子文子生了两个孩子：长子恒弥、次子龙弥。

《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后，恒弥的语文老师菅好春发现《藤野先生》的叙述与恒弥父亲的生平颇为相似。恒弥便将这本书带回家给父亲阅读。

选集的卷首印有鲁迅的照片，藤野拿放大镜慢慢看，说：“真的是周君啊！”

时年61岁的藤野读完《藤野先生》，一个人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对恒弥说：“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就是我，但是你不要和任何人说。”

绍兴鲁迅纪念馆内的“鲁迅与藤野先生”雕塑 图据：视觉中国

多年杳无音信的学生，将自己写进文章里纪念，可想而知藤野当时的心情。后来他就是“藤野先生”的事实，也渐渐为人所知。

但直到1936年，藤野才知道鲁迅已经去世。

1937年3月，藤野在《文学案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谨忆周树人君》，以纪念他这位已经不在人世的学生。在文章里，藤野写道：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四个月后，七七事变发生。藤野的国度以最野蛮和残忍的方式，将战火烧向曾经被尊崇为师的文明古国。

叁

跟当时普遍盛行的军国主义好战思潮不同，藤野的反战立场清晰而坚定。

他认为：“在文化上，中国可以说是日本的恩师，这样的战争应该尽快停止。”

藤野所在的福井，民间向来重视以朱子理学为基础的旧学。在如今已成藤野纪念馆的藤野故居中，客厅正中挂着一幅将近2米高的挂轴，是《孝经》的全文。45岁才迎来长子恒弥的藤野，要求两个儿子每日清晨坐在《孝经》前诵读一遍，不读完不早餐。

《孝经》挂轴

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医药品价格飞涨，消炎药更是出现“价比黄金”的状况。藤野经营的诊所中存有不少消炎药抗生素，药商闻讯前来高价求购这些药品，声称是军队前线所需，“意义重大”。

然而藤野始终推脱不卖，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品是当地村民的必备药，如果将其抛售，诊所就无法营业，受苦的还是那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

藤野的医者仁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药商走后，藤野对两个儿子说：“你们记着，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之先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藤野严九郎先生像 图据：视觉中国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个人常常身不由己。藤野恒弥从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本来进入航空医学的相关研究室，却终于被征兵而成为军医。由于在军中染病，恒弥于1945年1月1日在广岛病逝，71岁的藤野白发人送黑发人。没有战争，他的恒弥或许就能好好地活着。

当成百上千的青年人在战争中死去时，穷兵黩武的日本跟衰老的藤野一样走到了尽头。1945年8月10日黄昏，藤野在赴好友家的途中晕倒。虽然经过医生治疗，藤野仍然在8月11日上午十点，因年迈体衰而逝世。逝世前，两颗原子弹刚刚投在了广岛和长崎。

藤野逝世4天后，日本投降。大时代里的藤野先生，并未辜负鲁迅的文字。

文/启凌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