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要实现“大一统”？莫迪强推首次种姓普查

据报道，印度内政部重磅宣布，将在 2027 年 3 月前完成全国人口普查，同步开展种姓普查 ，这一消息瞬间引发各界关注。

种姓制度于印度，可谓是深入骨髓的存在。它起源久远，将印度社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在四大种姓之下，又细分出超 4000 个亚种姓。尽管印度独立后，在法律层面废除了种姓制度，可在社会现实里，种姓的影响无孔不入。从婚姻缔结、职业选择，到社会交往，种姓都在默默发挥着作用。高种姓群体长期占据社会资源，享受诸多特权，低种姓则饱受歧视与压迫，在社会底层艰难求生，二者间的贫富差距、社会地位差距犹如天堑。据相关数据，印度最富裕的 5% 人口掌控着全国 60% 的财富，而在达利特（印度传统意义上的 “贱民”，属低种姓群体）群体中，有 24% 的人日均收入不足 2 美元 。

值得一提的是，莫迪对于种姓普查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大转弯。在 2023 年，面对国大党在部分邦进行种姓普查的举动，莫迪曾明确回应，“有人试图在选举中借种姓使国家分裂。于我而言，印度只有 4 个种姓：妇女、青年、农民和穷人 。” 彼时，印人党也一直以 “维护印度教统一” 为说辞，拒绝种姓普查，还将支持普查的人斥为 “分裂势力” 。但仅仅过了两年，莫迪政府就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种姓普查。莫迪政府这一态度转变，背后有着诸多深层次原因。

2024 年大选，印人党虽然成功连任，可席位数大幅下滑，且未能实现单独多数。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其他落后阶层（OBC）人口密集区域，印人党表现欠佳，尤其是在传统中低种姓群体中的支持率明显降低。反观国大党牵头的在野党联盟 “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打出 “人口占多少，权利给多少” 的口号，收获了大量中下种姓群体的支持。这种基于人口规模的平权诉求，对印人党一直宣扬的 “发展优先” 理念造成了极大冲击。为了在未来选举中争取低种姓群体的选票，瓦解国大党 “人口权利论”，印人党急需通过种姓普查，获取数据，进而实现对中下种姓的 “精准赋权” 。

在中央政府未行动之时，各邦已纷纷自行开展相关工作。比哈尔邦早在 2023 年就完成了邦内种姓排查，数据显示，OBC 和 “极端落后种姓”（EBC）人口占比高达 63%，远超全印配额的 27% 。随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泰米尔纳德邦等也计划进行地方种姓普查，并谋求扩大配额。这种情况下，若印人党和中央政府不统一开展全国性种姓普查，便可能因缺乏最新数据，丧失政策主导权，导致种姓政治议程的控制权被地方碎片化势力瓜分。印人党选择主动领导种姓普查，借此强化莫迪政府 “亲下层” 的形象，利用普查数据制定针对中低种姓的福利方案，巩固自身支持 。

依照印度宪法规定，全国议会席位划分冻结至 2026 年，之后必须依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分配。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各邦议席数量、政党权力结构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都将受到影响。人口数据中是否包含 “种姓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十年资源的分配逻辑。印人党期望掌控数据主动权，防止出现突破 50% 配额上限的激进改革，将种姓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联系，削弱在野党单纯基于规模的种姓动员 。

一旦全国性种姓数据公布，极有可能引发全印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与对立。以往因缺乏权威的全国种姓数据，不同种姓群体在争取权利时，情况相对模糊。数据公布后，实际人口少于预期的种姓群体可能强烈反对，规模庞大却依旧落后的群体则会急切要求政府增加配额与福利。比如，若 OBC 人口实际超过 50%，但当前中央配额仅为 27%，必然会在政治层面引发 “规模与福利适配” 的浪潮，甚至可能促使莫迪政府对最高法院判例规定的 “50% 配额上限” 进行修宪或采取替代措施 。

种姓普查数据还可能冲击印度经济运行。在选票压力下，公开的种姓数据为各级政府在私营部门设置 “软性配额” 创造了条件。在高等教育、上市公司、公务员招考、政府采购等方面，可能会出现更多 “社会代表性审核” 条款，这将对印度当前以 “市场效率” 为主导的企业招聘和人力资源模式形成挑战。国大党已提议推动私营企业实施种姓配额制度，这无疑会增加企业合规与人力成本，加剧市场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爬坡阶段的印度经济产生冲击 。

莫迪强推种姓普查，是在印度经济困境、贫富差距加大、制造业发展不佳、失业率攀升，以及面临美国关税冲击、印巴冲突暴露国防短板、地缘政治孤立等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做出的决策。这一决策究竟是莫迪化解危机、巩固地位的妙棋，还是会让印度陷入更深危机的险招，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种姓普查一旦实施，印度社会必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